逐出去的问题。在这方面，本来中国似乎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如果能开辟一条通路，使盟国的援助物资源源流入中国的话。但是这个前景消失了，部分地是由于中国本身的缺点和内部的分裂，部分地是由于1943年秋斯大林明确许诺，俄国终归是要帮助对抗日本的。
这样，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降到了配角的地位。当然，中国是重要的，因为它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否则这些日军便可被自由地用于其他地方了。中国的领土还被用来建立美国空军基地，可以从这些基地出发袭击日本的船只。但是，仅此而已。因此，中国不象苏联或英国那样，它从来没有获得过振奋人心的胜利，能在战争后期弥补战争初期的失败和损失。事实上，1944年，当其他同盟国捷报频传时，中国却比它在八年奋战中的任何时候更濒于崩溃。现在，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上肆意横行；迄今未遭蹂躏的省市，现在也遭到了侵犯和破坏。
这种不幸的局势降低了中国人的士气，加剧了折磨这个国家的种种弊端。国民党中国的自由职业者、低级官员和广大士兵陷于赤贫和事实上的饥饿。这些人的苦难使那些发战争财的人（囤积居奇者、投机倒把者、贪污腐败的文武官员）的财富和显赫以及政府在对付这些邪恶方面的无能显得更加突出了。这一切都有利于共产党人。他们无疑是比较廉洁，比较有效能的；他们不需要供养大量的城市人口，因此他们的问题相对他说来比较简单，比较好办；特别是在1944—1945年间，华北日军在数量上大大减少以后，他们使得以在那里扩展地盘。但是比共产党地盘的扩大和武装力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中的如下信念日益增长：他们认为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种种弊端，只有通过共产党的胜利才能根治。这可能意味着以暴君代替昏君，但是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那些厌倦而愤怒的受害者，现在已无心考虑这一点了。
在这些严重的、日益增长的困难面前鼓起中国人的士气这个任务，主要是落在美国的肩上了。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可取的手段，是正式废除中国很早以来一直反对的令人厌恶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因此，美国于1942年10月9 日向中国提议签署一项放弃美国的治外法权的条约。英国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结果，于1943年1月11日签订了中美条约和中英条约，结束了这两个强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城市里的租界权。这两个主要的贸易强国所采取的这个行动，加上大多数其他“条约国”
先前已经放弃了治外法权这一事实，使得战后的中国肯定能够完全从政治上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
此外，应总统的要求，现在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废除了早先拒绝中国人移居美国的国会法案，从此中国人将被列入每年的移民限额之内，而且通过这条途径进入美国的中国国民有资格加入美国籍。罗斯福总统把他在1943年12月17日签署的这项法案称为“这是我们不仅视中国为进行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的又一明证”。l943年12月1 日的开罗宣言向中国保证，自1894年以来中国丧失于日本的全部领土将归还中国。罗斯福和赫尔虽然不是不意识到中国现存的弱点，但是他们对中国在战后世界上可能起的作用怀着乐观的期望。而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估计却不是如此乐观的。丘吉尔说，还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他在华盛顿的时候，他就“发现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甚至在最上层的美国人心目中占有极不相称的重要地164 位”。他对罗斯福说：“当然，我愿意永远帮助中国人并对他们以礼相待；作为一个民族，我钦佩他们，喜欢他们，也同情他们一直遭受的政治腐败。但是决不能指望我接受一个我认为是完全不真实的价值标准。”斯大林在莫斯科以及在德黑兰会议上，也同样对中国在战时和战后的贡献表示怀疑。
但是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罗斯福和赫尔为中国争得一个大国地位的决心，这样，中国将与苏联、美国和英联邦并列为大国，并设想在推翻“三国联盟”后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上面已经提到，赫尔如何不顾英国和俄国的怀疑而坚持中国应成为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发表的“普遍安全宣言”的签字国。结果，中国参加了1944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而且是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发起国之一。另外，联合国宪章给予中国在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一规定成了以后许多麻烦的一个根源。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人踌躇满志，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也是不幸的，而且大大破坏了中美关系。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履行由于它所处的如此崇高地位而应尽的责任。在美国人所希望的中国与实际的中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因而在华盛顿产生了对中国很不耐烦和恼怒的情绪。
这种情绪表现在美国专横地指点中国要按照美国人的办法来整顿内部事务。中国人对此当然心怀不满，因为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中国毕竟不是唯一的呈现出政治分裂、武官争吵和大发战争财等可悲景象的一个国家。这种误解为以后共产党抨击“美帝国主义”提供了根据。美国公众自认为自己对中国这一被保护国的用心是善良的，所以这种抨击使美国公众痛心，使他们迷惑不解。
在遭到惨重损失的缅甸战役之后，约有九千名中国士兵设法逃脱了。在驻印度的英国当局合作下，史迪威在印度中部的拉姆加尔为这些士兵建立了一个训练中心。
他还说服蒋介石同意另外空运一批中国部队到印度去接受训练。这样，共计有六万多人派到印度去了。这些部队用美国的武器来装备，由美国军官指导他们使用那些武器；他们吃得非常好，这是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军饷也是直接发给他们的。这样，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的核心就在印度建立起来了。与此同时，另一支计划扩展到三十个师的兵力的中国军队正在由“租借法”提供装备，这些装备陆续通过“驼峰”运往中国，这支军队也是由美国部队的人员指导他们使用那些现代武器的。
如何使用这些精锐的重新装备过的中国军队呢？这是一个引起争吵的问题，这场争吵主要发生在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但也发生在史迪威与陈纳德之间。史迪威一心想收复缅甸，为在那里遭到的失败雪耻报仇。他还认为这也是开辟一条通道以更有效地援助中国的最好方法。所以他想把拉姆加尔的中国军队同他希望得到的美国增援部队，用来发动一场从阿萨姆进入缅甸北部的进攻。史迪威的计划是：这场进攻应与中国在云南的部队发起的横垮萨尔温江的攻势以及英国从英帕尔进行的攻势同时进行，也许还要和越过孟加拉湾的水陆两栖部队协同进攻。
蒋介石心里是反对史迪威的这一计划的。他不愿意自己这支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在缅甸冒另一次失败的危险；在收复缅甸的任何战役中，他都要英国首当其冲。而且这位中国大元帅担心的是，日本人可能在中国对他发动一场较大的攻势。他希望保存实力以应付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毫无疑问，他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如果他失去了最好的部队，他在对手面前，特别是在共产党面前，还有在他自己阵营中的任何有野心的将领面前，必将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蒋介石和他的亲信实际上是想按兵不动，直到日本在海上被打败，美国部队在中国登陆，那时他就可调出这些部队，配合作战，击退日军。
蒋介石在反对史迪威的计划时得到了陈纳德将军的支持。陈纳德的计划是在中国东南部仍由国民党部队控制的领土上建立空军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可以袭击在中国海面上的日本运输船只，甚至可以袭击日本本上。陈纳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坚持说，他从未希望单凭他的空中力量来守住这样的基地；但是他相信，这些基地可以由得到美国空中支持的中国地面部队来控制，只要这两支部队都能公平地得到“租借法”的物资，而史迪威是控制着“租借法”物资的分配权的。陈纳德反对在缅甸发动任何进攻。他认为，越过“驼峰”的空运线能够增加空运量，能够比沿着崎岖的滇缅公路运输更多的吨位。他的看法是正确的：1944年1 月，有一万四千多吨物资空运到中国；到1945年5 月，一个月的空运总吨位已经增加到七万吨了。
史迪威鄙弃陈纳德的计划，这两个人都从心里讨厌对方。陈纳德认为史迪威是一个看不到空军潜力的蠢步。兵：而史迪威则认为陈纳德是一个不服命令的阴谋家。
加之，陈纳德是蒋介石的有力的支持者，而史迪威则憎恨蒋介石。陈纳德抱怨史迪威给他的空军部队的供应太少，对在中国战线上抗击日军的中国军队也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尽管这些中国军队，特别是在薛岳将军指挥下的湖南士兵，是很能打仗的，在长沙战场上就证明了这一点。据陈纳德对史迪威的指控，情况是除了指定向萨尔温江进攻的由史迪威直接统辖的部队外，面对日军大举进攻的中国部队处于装备不良的状态。
这个问题在1943年5 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史迪威和陈纳德都应召参加了这次会议）经过研究，得到了解决，陈纳德取得了部分胜利。会议决定，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有权从印度空运到中国的物资中优先得到其中一半以上。但是，据陈纳德说，史迪威借口没有得到确切命令，从不按此决定行事。
除了史迪威和陈纳德之间的不睦外，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在盟军取得欧战胜利而扫清道路之前，蒋介石无论如何不愿使用他的部队在缅甸发动较大的攻势，由于英国政府也不愿把它的部队用于类似的行动，蒋介石就更不愿意在缅甸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