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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的协定终于在12月19日签订。在协定中，英国放弃了它在1942年获得的特殊地位。英国公使不再享受比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优先的权利，皇帝也不再须聘用英国顾问或经英国政府批准的人担任顾问了。一俟埃塞俄比亚政府正式保证对于铁路的继续有效经营已作出满意的安排时，英军将在接到通知后三个月内撤离铁路，与此同时，英国人还将撤离迪雷达瓦以及铁路西北边的保留地区。但在铁路和季季加之间的保留地区以及奥加登地区，英国将保留军管政府，行使立法、司法全权，但不影响承认皇帝对这一地区的主权。作为象征，在该保留地区和奥加登地区的英国和埃塞俄比亚政府建筑物上空将同时飘扬两国国旗。英国军事代表团将继续留下，仍由英国政府支付每年十五万英镑的日常费用。但现经协定规定，军事代表团团长将对埃塞俄比亚陆军大臣负责（而不是对东非总司令负责了），而且军事代表团须在英、埃两方的任何一方发出通知后三个月撤走。美国报界在报道这一协定时都意味深长地突出了第九条。根据这一条款，英国放弃了按1942年协定第十一条第三节规定的在埃塞俄比亚领空飞行的专有权，而为所有同盟国飞机取得了在埃塞俄比亚的过境权和着陆权。
德·拉·沃尔勋爵解释说，英国曾表示愿意在三年内每年提供一百万英镑的赠与，条件是这笔款项应由英国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组成的联合开发委员会管理，这些英国人将作为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顾问。但据埃塞俄比亚驻华盛顿公使馆称，埃塞俄比亚政府曾要求英国以“类似美国”根据租借法“给予援助的那种方式”提供九百六十万英镑。埃塞俄比亚谢绝了英国的建议，但这一建议仍搁起来没有解决。1945年2月，埃塞俄比亚与英国的关系情况就是如此，当时正值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之后归国途中在埃及会见中东各国首脑，海尔·塞拉西亦在其中。埃塞俄比亚驻伦敦公使馆宣布皇帝此行是应美国总统邀请，总统特为皇帝陛下配备了副官和侍从人员，并且还配备了一架专机。皇帝对总统及其国务卿友好谅解的态度深为感动。……皇帝作为总统的客人在埃及逗留期间，愉快地接受了英国外交大臣请他会见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邀请，并借此机会讨论两国的相互关系。他然后乘坐美国政府供他使用的飞机回到亚的斯亚贝巴。
到了大战结束时，埃塞俄比亚人对外国顾问和帮助他们的人的猜疑已近乎病态。佩勒姆博士关于教育制度的一段冷静而不带偏见的描述很好他说明了这一点：
塔法里马孔南学校重新开办了……负责人最初是一名美国传教士，后来是一名英国校长，再后是一名加拿大耶稣会教士。……皇后迈南学校……先是一名美国人负责，后来是一名英国人，再后是一名瑞典女校长。……海尔·塞拉西中学……先后有两名由英国文化委员会借来的英国人当校长，继他们之后是一名瑞典人。……
他们＇埃塞俄比亚人＇终日担心外国人的影响会太大，又害怕外国人挤掉他们的职位。所以，他们不让受聘的外国人士有一个合理期限的任期，对他们也不给以合理的信任。……计划、人员、国籍等的经常变动，无疑造成了教育管理近乎紊乱的现象，并使许多有志于对埃塞俄比亚有所贡献的人心灰意懒。
皇帝不仅限于在同欧洲列强交往中坚持埃塞俄比亚有权取得全部主权的主张，而且在埃塞俄比亚教会和埃及柯普特基督教会之间的关系上，也是如此。公元四世纪，埃塞俄比亚已信奉从亚历山大传来的基督教，公元451年卡尔其顿会议之后，便与当时仍然联合在一起的拉丁和希腊教派分裂，改宗柯普特基督教派（一性论派）。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以后，埃及人逐渐改宗伊斯兰教，直到近代，埃及的柯普特基督教会仅有一百十万名信徒，而埃塞俄比亚在1930年，六百万左右人口中估计就有二百六十万埃塞俄比亚教会的教徒。可是，埃塞俄比亚教会尽管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它同埃及柯普特教会的关系却依然是母女关系。它仅有一名教区主教，而且向来是由亚历山大高级主教不经征求埃塞俄比亚教会意见就任命埃及人担任的。古代柯普特人伪造了一份文件，声称是全基督教尼西亚会议（公元325年）的教令，并给它蒙上一种虚假的神圣色彩。根据这份伪造文件，埃塞俄比亚教会只能有这一名主教，而且他无权任命别人，尽管根据亚历山大的教规可能任命多至七名埃塞俄比亚人任副主教的圣职。至于那些最杰出的柯普特基督教牧师，又自然不愿接受提升擢拔而去一个远离埃及的国家供职，况且那里的语言同他们自己的语言，不论是阿拉伯语或柯普特语差异都甚大。因而，主教的职务也往往流于一种“不足道的尊严”。
1926年，教区主教去世，埃塞俄比亚当局曾试图说服亚历山大高级主教授权继任的教区主教由他任命埃塞俄比亚人任其他主教圣职，但遭到拒绝。亚历山大高级主教反而亲自任命了四名埃塞俄比亚人任副主教的圣职（并于1930年任命了第五名副主教），但言明他们不得任命新的教区主教或副主教圣职。亚历山大高级主教于1930年亲自访问埃塞俄比亚。在一千六百年之中，他的前任中只有一位曾作过这样的旅行。经安排，六十名埃塞俄比亚青年去埃及在高级主教监督下就学，但结果并不成功，这或许是由于语言上的困难所致。意大利人征服埃塞俄比亚之后，担任教区主教的埃及人西里尔并未公开表示反对在新政权下执行任务，据说他还宣传服从新政权。1937年，在格拉齐亚尼总督险遭谋害时，西里尔也确实在场伺候总督。然而，当意大利人企图使埃塞俄比亚教会脱离对亚历山大的依赖时，西里尔主教拒不同意，并告退到埃及去。意大利人于是说服了两名埃塞俄比亚副主教接受他们的宗教政策。接着举行了一次大会，表示同意脱离亚历山大，并选举了一名大主教，由他任命了其他几名主教的圣职。在流亡中的埃塞俄比亚当局认为埃及的柯普特基督教会对埃塞俄比亚难民极少帮助，对安慰那些在诸如肯尼亚等国的难民的心灵也无所作为。因此，在1940…1941年，当柯普特基督教会当局得知皇帝即将回国时，建议由西里尔主教陪驾，皇帝非但置之不理，反而选择了“宫廷幕僚”，即由皇帝任命而始终由本国人担任的埃塞俄比亚教会的主管随行，这是毫不足怪的。重组埃塞俄比亚教会的责任这时落到这位主管身上。尽管西里尔主教于1942年回到埃塞俄比亚作短暂访问（据说不是受邀请而来的），宗教事务还是完全由这位宫廷幕僚一手掌管。1926年埃塞俄比亚教会与亚历山大的关系发生龃龋时，当时还是皇位继承人的海尔·塞拉西，是支持保守派的；但这时情况已发生变化，皇帝及其绝大多数的大臣都希望由埃塞俄比亚人担任教会的首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接受在意大利势力下任命的大主教和主教。他们于是在1942年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埃及向柯普特基督教会的大主教转达他们的愿望。由于大主教的去世及其继任者人选问题的争执，事情耽搁了很久。
1944年5月19日，在埃及有消息透露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已宣布，现任教区主教故世后，必须由埃塞俄比亚人继任。在两星期内，由四名著名的柯普特基督教牧师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启程去埃塞俄比亚讨论这一问题。虽然他们受到礼遇和款待，但发现皇帝固执己见，所能带回的只是埃塞俄比亚人毫不妥协的要求：
（1）必须选任埃塞俄比亚人为大主教；
（2）应由一个埃塞俄比亚宗教会议选任主教和副主教，并由大主教授予他们圣职；
（3）埃塞俄比亚教会应参与选任柯普特基督教大主教并参加柯普特基督教宗教会议的活动。
柯普特宗教会议几经推迟，至1945年6月16日才得举行，以考虑这些要求，并断然拒绝了前两项要求。在大战结束时，这个争端就是处于这种未能圆满解决的状态。不过，到1948年，柯普特基督教高级主教终于屈服，授予五名埃塞俄比亚人主教（包括那位宫廷幕僚）圣职，并且还同意让一名埃塞俄比亚人在西里尔主教去世后任大主教圣职。
1950年10月25日，西里尔主教逝世，1951年1月8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埃塞俄比亚宗教会议上，宫廷幕僚当选为大主教，于是他就在亚历山大正式接受了高级主教授予的圣职。
总之，人们评论说：
在埃塞俄比亚，受过教育的人在全国人口中只是极少数，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文盲。而这个上层阶层本身，对它所面临的任务的看法，又似有分歧。有些人，如皇帝驻美国的代表拉斯·伊姆鲁，似乎热中于希望埃塞俄比亚人民能够享受文明的成果；而另一些人，如现任文墨大臣，无疑地视其权位仅不过是剥削国家而同时使它始终处于蒙昧无知状态的一个方便手段。每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或多或少都抱有仇外心理，后一派人中这种情绪尤为强烈，其中有些人甚至希望欧洲人全部走开，好让埃塞俄比亚恢复其昔日的幸福。
在这两种倾向之间，皇帝似乎采取了一个更是与众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毫无疑问，他希望看到他的子民能得到发展，同时却又犹豫逡巡，惟恐实现这种发展时采取的必要措施会危及他的个人权力；他既感到外国人的存在——说来也许显得有些自相矛盾——是他保持权力的关键，并意识到有必要给他们某些利益，方可继续取得支持，获得好处；但却又设法使外国人的势力保持均衡，避免使某个外国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