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行而企图使身受精神苦难的犹太人的前途再蒙受损害，那不能算是公道的。
上述声明使人得到的印象是，他们的为难处境可以理解，他们要求为自己开脱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特别使人印象深刻的则是《犹太复国主义评论》一番枯燥乏味的说教的言不由衷，以及它的弦外之音，即对这些“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不管他们当时利用的是什么国籍，都仅仅是为了对外的便利，正如他们采用格里历一样。事实上，犹太人为了保持自己宗教礼仪的纯化而自行同非犹太人隔离，这已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忠实信徒们牢不可破的成见了，“这个世世代代受难的种族，皮绽肉露，遍体鳞伤”，遭受东欧和中欧的现代野蛮人的民族主义的打击，特别是纳粹的恐怖是其劫难的极点。
其后半年中，政府在反对恐怖分子运动中得到了犹太代办处的合作，有二百七十九名恐怖分子被引渡拘禁。直到战争结束后，恐怖活动才沉寂下来，但是那时犹太人社会和政府之间存在的深深隔阂使双方在较大的问题上无法取得真诚合作。1944年11月15日，韦茨曼到巴勒斯坦作一次十六个星期的访问，这是他五年来的第一次访问，他在多次公开和私下谈话中透露出他的政策，其要点是：战后移民数每年约十万名，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援助；通过五年到十年的政治演变，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阿拉伯人享有平等权利，由联合国给予保证；需要同英国保持良好关系；希望美国参与巴勒斯坦的经济建设；向恐怖主义分子和其他想以捷径来取得犹太复国主义胜利的人发出警告。然而，这次访问太短暂了，未能使温和派的力量得到明显的加强，因为极端分子业已牢牢地掌握权力。谢尔托克宣布犹太代办处已于最近向英国政府提交一份备忘录，申明反对分治的理由，宣称它的迫切要求是指定巴勒斯坦为犹太国，把移民控制权移交给代办处。12月6日在犹太人代表会议和犹太复国主义核心会议的联席会议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有关这些方针的决议，唯一有组织的反对来自左翼的哈肖姆尔…哈扎依尔运动党，这个党主张由两个民族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只控制了犹太人代表会议席位的百分之十二。
与此同时，美国的总统竞选业已过去，人们熟知的亲犹太复国主义决议案于11月29日再度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把这次表决推迟了，后来据报道，国务院曾劝告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紧急委员会的领导人不要施加压力，以待一个更为有利的时机。怀斯博士及其支持者虽然准备接受劝告，而西尔弗博士却坚持进行下去。12月11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讨论这个决议时，国务卿小爱德华里·斯退丁纽斯本人表示了国务院的意见。认为通过这个决议“从总的国际形势的观点来看是不明智的”；尽管委员会二十个委员中的十二人事后联名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他们个人赞成这个议案，表决的结果则是以十二票对八票决定把议案推迟到下一届议会讨论。遭到这一挫折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紧急委员会在12月20日开会，会上怀斯博士提出辞去其两主席之一的职务，理由是两主席中的另一位主席西尔弗博士“在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上执意坚持同委员会的决议作对”。亲怀斯派提出的谴责西尔弗的动议和亲西尔弗派提出的要求全体办事人员辞职以便进行改组的动议都未通过，于是西尔弗博士辞职了。
犹太复国主义者，特别是在美国的那些人，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雅尔塔“三大国”会议上（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他们相信这个会议对将来的民族之家会作出共同的政策声明；但会上对此问题显然只是极其笼统地提了一下。接着罗斯福和伊本·沙特在停泊在苏伊士运河的一艘美国战舰上会面。据说，他仍旧希望使国王相信，把欧洲的犹太难民安置在巴勒斯坦是“公道的”，但是后来他对斯退丁纽斯说：
他必须同国会的领袖们举行一次会议，重新审查我们对巴勒斯坦的整个政策。他又说，他目前深信如果听其自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将要流血。他的结论是必须推究出一个目前尚无眉目的方案来防止这场战事。
使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大为震惊的是罗斯福回到华盛顿后在3月1日对国会说：
在阿拉伯问题上，我同伊本·沙特谈话五分钟而知道的关于整个问题、穆斯林问题、犹太人问题的情况比双方交换两三打信件所能知道的还要多。
3月9日，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主席发表声明说，对于这些漫不经心的话，犹太人不应得出可能使他们陷入悲观的结论；但在3月10日纽约犹太复因主义的《犹太日报》上，一位博士说：“惊愕和辛酸失望的情绪反映在社评和私人谈话中。犹太人因挫折、羞辱和一种失败感而不胜悲愤。”据报道，美国各地有影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发了一份电报要求恢复西尔弗博士领导犹太复国主义紧急委员会的职务。16日，《犹太日报》的一篇社论宣称，由于“最近的灾难”，必须重新集结力量；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会议则在14日宣布，伊休夫自行宣布为期一周的宵禁来哀悼在欧洲受难的犹太人，并以此表示他们呼吁把巴勒斯坦的门户打开，让那些愿意和能够在那里安家的犹太人进来。这两件事情恐怕不是巧合。3月16日，罗斯福接见了斯蒂芬·怀斯博士，使这一阵骚动略为平息了一点；一个官方声明引述了总统的话：“我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在10月里已经讲明白了。我没有改变这一立场，我将继续为它的早日实现而努力。”但在4月5日，即罗斯福逝世前的七天，他还给伊本，沙特一封信，答复他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来信：
陛下应还记得，我先前几次把美国政府对巴勒斯坦的态度告诉了您，并且也说明了我们的愿望，即在没有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充分协商前，不对有关那个国家的基本形势的问题作出决定。
陛下无疑也会记得在我们之间的最近交谈中，我以我国政府行政部门首脑的身分向您保证，我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同阿拉伯人民敌对的行动。
我感到高兴能向陛下重申我的政府和我本人以政府首脑的身分在以前曾向您提出过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的保证，并通知您，本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没有改变。
从罗斯福同伊本·沙特会晤后向斯退丁纽斯的自白看来，萨姆纳·韦尔斯的说法就显得与事实很不相符，他说总统一点也没有改变以前的看法以及他随即给伊本·沙特的信是“纯粹的客套”。一位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历史学家弗兰克·E·曼纽尔对形势作了很客观的总结：
罗斯福面临着曾经使威尔逊迷惑不解的同样无法捉摸的世界，尽管他具有超人慧眼，但是他既是个实用主义者，又是个易动感情的理想主义者，他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运动。……杜鲁门总统同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反映了一般美国人的平常感情。他受了他们的伤感情绪和偏见的支配。他有犹太朋友。如果他能帮助欧洲那些受迫害的难民和为那些已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谋得生存，他是会为他们插手其事的。这是一个得人心的打算。人民的心愿是这样，这也是一件应该做的好事。
早在4月25日，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同新总统讨论了犹太复国主义问题后说：“他丝毫也不会偏离他和我帮助民主党大会制定的巴勒斯坦政策要点。”
因此，当纳粹的战争机器再也动弹不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遭到可悲下场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就迫不及待地要推开正在缓慢地向战后世界开放的大门。在政治上，自从1939年以来，形势业已变得大大地有利于他们。即使处在似乎是世界性屠杀的战争中，欧洲几百万无依无靠的犹太受害者遭到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也震惊了全世界正直的人们；如果要使那些幸存的人有一个机会重新开始生活，那就必须使他们迁离恐怖的现场，这种主张不是轻易可以否定的。很明显，目前的战争大大地加速了世界霸权从英国转向美国，虽然英国在战后的虚弱和对美国的依赖还未在世界上清楚地显露出来。在美国，不但存在着对选举具有很大影响的犹太人有组织地团结在一起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利用它的宣传人员不遗余力地编造出一套授意散播的谣言和诡计，还有修正派在极端分子的一翼中推波助澜，起着“骨干小组”的作用；不仅是一般美国人的那种虽然不知实情也不知鉴别而却慷慨为怀的人道主义深深地为欧洲犹太人所受的苦难所感动；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具有新教徒观点的大团体，它是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精心培育下，对《旧约全书》作了认真的研究并根据字面予以解释而形成的。而且，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原来已经占有的那些巴勒斯坦土地上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发展的成就，也在自己的“拓荒”时代方才结束不久的美国引起了共鸣；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很容易进行宣传，暗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美国印第安人同样“落后”，因而不能容许他们成为“新时代”的障碍。
哈里·S·杜鲁门之在白宫出现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个莫大收获，因为杜鲁门同他的卓越的前任罗斯福同样平易近人，但是在同他们和石油代表们或者同那些可能会向他指出还存在着阿拉伯问题的来自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发言人交谈时，却又不那么象罗斯福那样善于“讲迎合双方心意的话”（科德尔·赫尔直言不讳的说法）。在英国，少数见多识广的人士对于在巴勒斯坦的“双重责任”的理解就要高明得多，他们知道要对“非犹太人”和世界犹太人双方负责；英国人一直关注着对前者承担的责任（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