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投资的项目，经过三年到四年的经营（连同产品价格的相应提高），投资就可以回收。在多数情况下，新的工程不是有关开采当地的化学或矿产资源，就是有关废物利用。铬铁矿的开采已在埃及和波斯发展起来，航空测量导致在埃及生产“throna”（天然的、不纯的炭酸钠）。从炼油厂的废油中提炼硫酸这项重要的废物回收工业已经开始。硫酸钠已开始有一些生产，制革、耐火砖的制造以及一般化工工业也都有所发展。在埃及还创办了一个新厂，生产（谷物贸易用的）麻袋；一个大型的生产硬板纸和包装纸的工厂，在战争爆发时尚未竣工，现已建成投产。
这都是一些小的经营；但是，这段叙述，对中东补给中心工业人员四年工作中在提供意见和补给供应方面所作出的无数细小的贡献以及在成百项小的技术改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得不再次从略。今后中东工业的发展不仅将得益于业已实现的广泛调查，而且也将得益于适度地集中力量去开发真正有经济价值的当地富源。
虽然，中东补给中心的职责主要是提供控制传染病所必不可少的药物和用品，但是，新的医疗方法以及西方对可能根除流传已久的疾病方面所持的坚定的乐观看法，对中东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在这项工作中，美国起了卓越的作用。1943年，第一批阿的平（奎宁的主要代用药品，奎宁被日本控制着）从美国空运到中东。在上埃及，开展一场积极防治疟疾的运动，得到了中东补给中心的大力支持，根据租借法提供了一百二十吨用来喷射积水的“巴黎绿”原本做颜料用的巴黎绿，是由亚砷酸铜与醋酸铜形成的络盐，约在1865年开始用来防治马铃薯甲虫，使用范围十分广泛。现今巴黎绿还在一些国家有极少量的使用，用于防治孑孓。。在中东建立了一座六百万美元的医药供应总库，并且动足脑筋，务使这些药品到达真正患者的手中而不致流入黑市。战争初期发明的抗斑疹伤寒的新药及时运到中东临床应用，并再度援用租借法，运进了三百多万立方厘米的这种药品，在严密控制下发放到受威胁的地区。最后，滴滴涕，也是一种新问世的药品，开始用于杀虫和控制疟疾。
中东人民的健康问题（其中有一些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仅仅依靠供应几种新药、化学制品或疫苗是不能克服的，而改善群众教育与卫生习惯则是一个长久有效的条件。但是即使这些表明医学成就的小小样品，在人们对公共卫生工作采取积极态度的支持下，于许多中东国家也还是不无成效的。
战争对中东经济在财政和价格结构方面的影响是按常见的趋势发展的。这个地区面临着商品供应急剧下降和在该地区作战的盟国军队的庞大开支——过多的货币争逐过少的商品。盟国军事开支，大体上在1939年为六百万英镑，1943年突然上升到一亿九千五百万英镑，1944年稍稍下降，为一亿三千万英镑，而1945年则陡然缩减。如将这些金额与民用物资年进口量从五百二十五万吨减到一百五十万吨对照来看，那么，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是不难想象的。应付这样一种局势的方法，当然是人们相当熟悉的；中东的困难在于应用，直截了当的管制措施有：（1）征课重税以吸收购买力；（2）对基本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和严格的物价管制；（3）冻结工资和薪金；（4）听任奢侈品价格上涨，要涨多少就涨多少，借以最大限度地吸收剩余购买力；（5）引尽可能发行义务公债。
这些措施大部分需要一大批效率很高并在实施管制方面具有经验的文官来执行；尤其要有相当有知识且能合作的公众。在中东，这两个前提都不具备。除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政府外，没有一个政府在具体的经济管制方面有很多经验。更糟的是，在所有中东国家中，很大一部分人口是文盲——在伊拉克、波斯和沙特阿拉伯，能够看懂一张定量卡的人是微乎其微的，更谈不上理解了。鉴于这些不利因素，中东的经济竟没有陷于更加紊乱失调的境地，是难能可贵的。在苏丹、埃及、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管制最有成效。而近东国家、伊拉克和波斯的物价上涨就异常严重。由于计算方法不同，各国的生活指数难以精确比较。不过，如以1939年为100，1945年1月份的指数——埃及为293，巴勒斯坦为254，近东国家为620，伊拉克为390，波斯为699，苏丹则为160。
除发行义务公债外，所有管制办法都在各地试行，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此外，还抛售了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为吸收储藏起来的货币的一种手段。无疑，最有效的管制是对必需品的定量配给和物价管制；在这方面，中东补给中心对分配进口货所实行的多少有点儿效果的管制以及政府通过小麦征购计划对谷物的管制，都发挥了显著的重要作用。中东补给中心且能以此作为供应物资的一个条件，即对短缺的必需品应按管制价格进行公平分配。在采取这种态度时，坚持认为英、美公众不愿让自己的供应短少，也不愿让他们的船员和船舶冒着风险而去把巨额利润落入中东黑市商人之手，那是合理的。在分配轮胎、棉织品以及一些医药用品方面，中东补给中心严肃地坚持受援国政府在发放这些补给品前，应按需要和必要的用途制订一项令人满意的分配计划。当中东补给中心或一个当地政府能直接对补给品作实物控制时，这些管制措施自然是比较易于执行的。至于私营进口商凭进口许可证制度的订货，就不可避免会有漏洞，毫无疑问，有大量的进口商品以不正当的价格流入不正当的人之手——例如：为了必要的用途，凭许可证进口的一些软木，就到了开罗时髦妇女所穿的高跟鞋上去。定量配给在英国控制的领土和埃及，也许最有成效，明显的失败不多，执行情况是好的。但在近东国家、伊拉克和波斯，情况就远没有那样令人满意。无庸置疑，城市遭受到通货膨胀的全部祸害。乡村居民，尽管实际上无力购买消费品，但是，至少可以其自己生产的食物来自给自足，因此没有广泛受到严重痛苦的迹象。
由于战时管制而形成的特殊局面，引起了某些社会问题。首先，西方进口货的价格尽管订得很合理，它同当地的物价差距仍很大。对英、美出口商——和政府——来说，要把由此所得的利润白白送给中东进口商，那是有点儿难以忍受的。但要采用征收某种进口税的办法，又不能不开支巨额的管理费用。实际上，这项差额是给中东各政府和商人们中饱了。
更为严重的困难在于整个地区的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价格水平悬殊。商品很容易流向东北；但是，由于商品是那么少而货币又不能兑换外汇，即使这种自然的流通也不能降低价格水平。因此，东北部所出现的剩余物资几乎都是卖不掉的。尽管英国政府为了小麦而焦急，尽管中东西南部的国家也迫切需要，但在澳大利亚小麦以二十五英镑一吨运到亚丁市场时，就很难说服任何人以五十英镑一吨来购买叙利亚1944年的剩余谷物。1941年，在船舶最关紧要的时候，几乎以任何财政上的代价来节省一条从澳大利亚开出的船只都是值得的；但到1944年，地中海重新开放后，情况便有所不同了。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情况。从1942年起，中东国家之间的贸易就遭遇到严重的障碍，而不是任何经济或财政上的戏法能够一显神通使其重新活跃起来的。
到1944年7月，进攻诺曼底的阵地已牢固地建立起来，俄国部队正在东线穷追猛打德国人，这时是否还需要继续在中东实行严格的进口管制，显然就大成问题了。自然，许多企业巴不得中东补给中心早些结束。中东的进出口商和政府，尽管曾得到很多好处，但对于英、美使他们的经济主权受到种种束缚也已忍无可忍，他们还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中东补给中心靠边让路，市上急需的各种货色便会如潮涌来，应有尽有。此外，还有实力雄厚的美国工商界和实力不那么雄厚的英国工商界都急着要在争夺中东市场的一场大战中趁早下手。最后，要把那整个工作班子留在中东也越来越困难了，因为组成中东补给中心的骨干的是现役军人，他们都已开始到了该遣返回国的时候了。
其实，供应情况并不令人满意，某些最严重的困难——例如，纺织品的供应——在1944年晚秋发生了。然而，已经作出的决定是要采取许多取消管制的措施。属于共同储备体制的大多数食物以及其他某些异常大宗的商品和“为数不多”的——其实是为数可观的——几种供应非常短缺的货物仍由中东补给中心直接管制。至于其他商品，中东补给中心一律取消管制，听凭中东各政府根据它们的愿望去决定保留进口许可制度中的哪些部分——事实上，大多数政府都把这些权限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它们都把这些权限看作是实行经济管制的无上法宝。
财政问题的重要性现在开始居于关键性的地位。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都已积累起大宗的，有些甚至是巨额的英镑结余，而美元收入则根据协定都被英镑区美元总库吸收。现在它们坚决要求，将这些结余予以解冻并分配大量美元定额。而英国财政部却连这些要求的十分之一都无力满足；1945年，协议谈妥了，根据协议，埃及和其他一些非英管地区分到了一笔极其有限的美元定额。战后的竞争年代开始了，同时，也开始了为重建战后国际贸易制度而令人心烦的、进展缓慢的工作。在这种时候，指望本来是一个物资供应机构的中东补给中心还能作为一个英美合作的单位存在下去，已是毫无希望的了。要一个联合机构去安排它的成员之间的竞争，这怎么可能呢。非常时期过去了，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而产生的中东补给中心在管制与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