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1945年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就是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如果元首现在还活着，至迟在1943…1945年，他的无可改变的决心就是要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正是在这一年份限制之内，由于抓住有利的意外事件，诸如法国的内讧或是法意之间的战争，军事行动的时间可以提前。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对他的司令官们说，欧洲局势中的一切因素目前都有利于进攻波兰。“对干我们来说，不难作出决定。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们只会有所得。我们的经济状况是这样的：由于各种局限性，我们不能支持到几年以上。”随着波兰的倾覆，力量顶点看来是明显的。“时间有利于我们的对手，”1939年11月23日希特勒说。“现在有一种力量关系，它对我们永远不能比现在更为有利，而只能恶化下去。……今天我们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优势。”也许这正是希特勒政策的缺陷，根据其自身的原则，在利用有利机会与等待德国力量的集聚超过其敌人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表现出愈来愈倾向于前者，长期以来他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形成了一种习惯而且使他的判断的敏锐性减弱，而赌注加倍的趋势则是一种充满动力的政策所固有。
一个侵略性国家往往独立行动，除了根据自己的条件，它对于同其他国家实行合作总是谨慎小心的；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就是双边性的，而非多边性的。“为君之道，以不受制于人为上策。”象拿破仑一样，希持勒的目的是同每一个国家单独打交道，而且避免全面谈判。他对哈利法克斯说：“他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会谈的狂热敌人。他决不让自己被那些认为每三个月就该有次会谈的政治家们拉进这种程序中去。”德国退出国际联盟是他外交行动合乎逻辑的开始；他不可避免地走向毁弃洛迦诺条约；除了他自己发起的以外，他拒绝参加任何别的多边协议。
但是，政策的独立性一旦获得成功立刻吸引了合伙人和清道夫，这就正面提出了问题，怎样才能妥善处理这些关系。自1936年德国分别同意大利缔结轴心条约，同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公约以来，这一问题就是德国政策所关心的一件事。意大利是最密切的合伙人，但是希特勒每当合适的时候，就不管它而独立行动起来。1937年9月25日，齐亚诺在访问柏林期间提议，德日条约与意大利人正同东京谈判中的类似条约融合为一。牛赖特说，三边协议并不需要，同日本保持双边协议则是比较可取的。一个月之后，德国已改变了政策，由它采取主动。里宾特洛甫鉴于他去伦敦的使命失败，不能把英国吸引到反共轨道上来，便到罗马去迫使意大利依附反共产国际公约。但是据霍斯巴赫备忘录的记载，希特勒在1937年11月5日的侵略计划中并不存在同意大利合作的问题。
我们进攻捷克人和奥地利的时间必须取决于英法意战争的进程。……元首的思想中也没有同意大利的军事协定，但是在保持独立行动的同时，想要利用这个时不再来的有利形势，开始对捷克的战役并将其进行到底。
德国将自行其是。这是第二年夏天计划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所依据的原则中的第一条德国没有承担义务参加任何会导致德国自动卷入好战的外国冲突之中的军事联盟。按照我自己的自由决定来解决捷克问题，这仍然是我政治意图中的当务之急。
轴心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大伙伴的独立性，而在1939年3月危机中表现得最为蛮横。“轴心的作用只有利于轴心的一部分，这部分往往占优势，而且完全自主地行动，很少考虑到我们”。
同样的原则指导着希特勒对他的小走狗的指挥。对波兰甜言蜜语让它充当这一角色，直到时机来到把它转变成为牺牲品为止。对匈牙利的控制要比意大利来得巧妙。它作为东欧次要的主宰民族，是德国传统的盟国；它是比意大利弱小的国家，作为合伙人或是作为独立的部分，对德国来说都不太为难。希特勒始终可以告诉它，他不需要它的合作，但是除非它实行合作，否则就分不到残羹剩饭。1938年8月23日，伊姆雷迪访问希特勒的时候，讨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问题，他感到十分宽慰的是，元首对他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不需要匈牙利的任何协助。他本人也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凡是想到餐桌上来的人至少要去帮厨。如果匈牙利希望同总参谋部对话，他没有异议。
五个月以后，希特勒同恰基谈话的时候，把德国及其伙伴比作足球队。关于慕尼黑这个比喻是恰当的，在那时希特勒放纵了它们的许多欲望，协调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没有受到那些不受他直接控制的国家的损害。到1939年3月，这个体系有所变化；匈牙利被更紧密地纳入了德国的轨道，而波兰却已陷于合作与敌对之间的中立而软弱的境地。
希特勒外交的最重要和最明显的特点是对别国实行政治渗透和心理麻痹以及激起革命动乱。欧洲历史以前的时代，战争与和平的分界线已变得模糊不清和难以分辨；在宗教战争中菲利普二世占优势的时期尤其如此，这是另一个狂热和群众忿激的时期。希特勒的政策设想和利用了这种外交上的一片混沌。这是从布尔什维克那里接受的另一份财产，他们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摇篮时期就宣布“不战不和”来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宣而战，即“那种宣传同政治军事威胁缠绕在一起的卓越的极权主义德国式战役——战争仅仅是政策的继续——加上经济压力和最充分地利用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存在”，是从纳粹革命以来欧洲的实况，并终致取得1938…1939年的巨大成就。随着宣传战之后的军事战，也是不用宣战的形式加以宣布的。
我记得很清楚，在纳粹政府执政伊始，我同戈培尔有过一次谈话＇乔治·S·梅塞史密斯在纽伦堡法庭的供词＇，我说由于他们在欧洲的作为，将不能逃脱处罚。他回答说：“但是你不了解我们通过制造不和能做到什么——不需要我们特别去做什么事，也不能把事情委过于我们，我们将使这些人自相残杀，使他们自我削弱到尔后很容易落入我手的程度。”我还能想起在他阴险狡猾的表情下，他提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痛处”，抓住这些痛处，通过阴险手段，德国代理人能挑起不和并且使所在国家的各民族自行分裂。
制造革命骚乱是希特勒的拿手好戏，是他引以自豪的“新式武器”。那是宣传、强盗行为和暴动对国际关系行为的适用。他在1932年说：“如何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在精神上摧垮故人——这是使我关心的问题。”由于存在少数民族尤其是德意志少数民族，在东欧这一任务便易于解决了。
宣传战必须一方面以威胁手段恐吓捷克人，销蚀其抵抗力，另一方面必须暗示少数民族如何支持我们的军事行动并向中立者施加有利于我的影响。经济战的任务是利用一切可用经济姿源加速捷克人的最后崩溃。在时间上，宣传和经济战的开始可先于军事行动。
然而不是在政治和社会结构不稳固并有德国第五纵队的东欧各国，而是在西欧最大的国家法国，希特勒的制造精神崩溃先于军事交锋的技巧产生了最显著的成果。
在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计划初稿中有一个说明，其中十分精练地概括了纳粹外交的主要因素：“基本原则，造成既成事实以便（1）援助来得太迟——其他国家不进行干预，（2）盟友参加（就象狼一样，也要抢到点几肉），（3）国家从内部崩溃。宣传工作：对德意志人下达指示。对其他人进行威胁。”
希特勒的政策表明，他的个人哲学与大政治冒险家，如拿破仑、腓特烈、瓦伦斯坦和切萨雷·博尔贾，所特有的哲学是相同的。这是一种三重信仰，把各种极端融合在一起——宿命论，与命运合作的观念；极瑞坚持个人意志，作出蛮横决定的神秘性；迷信机会，迷信事情的突变，这些突变给予领袖以灵感的干预机会，克伦威尔称之为“天意”或“天命”。上述因素一再作为希特勒的政策基础出现。他说：“我象一个梦游者那样有把握地在天意叫我走的道路上走着。”这也许是他所说过的活中最可怕的一句了，发出一种无可抗拒的革命进军的威胁。这种威胁本身就是对手士气低落的一个原因。但是有些时候，他似乎又不体现或听从命运，而是同它搏斗，就象克伦威尔同上帝搏斗一样。“只有同命运搏斗的人才能有良好的直觉。过去几年中我经历了多次有赖直觉的事例。”他的直觉向他展现出那些可以抓住或转变命运进程的关键性时刻。“天意已定，助我成功。另外，我清楚地认识到历史事件的大致进程，而且我还有坚强的意志作出严酷的决定。”作出严酷的决定可以使人陶醉，几乎其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在全面战争爆发之前的最后一次危机中，他对亨德森说，他是“一个作出各种重大决定的人。……元首重复说他是一个作出无限决定的人，他自己也受到这些决定的约束”：无穷的策略性决定，每次都伪装成有无限约束力，乃是机会主义的彻底表现。正是领袖的决定性角色才使得他的各项决定既令人满意又自认有理，不仅是“严酷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元首说他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元首的一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一项不可改变的决定，如1939年同俄国建立友好关系，可以被另一项决定取消，如1941年入侵俄国，这并不使它们的不可改变性失效。每一项决定在当时都是策略上合理而在感情上令人满意。对于不可改变的决定，正如对永恒的友好条约，总附带有心照不宣的情势不变条款；希特勒政策与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太不老练，以致没有用辩证法的理论来证明前后不一和自相矛盾是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