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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波兰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当会议转而讨论说服芬兰与俄国媾和的可能性时，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斯大林明白表示，他不认为芬兰人已准备媾和。他概括地列举了他的条件：恢复1940年时的边界；在汉科或佩特萨莫建立苏联诲军基地；付出总数相当于芬兰人给俄国造成的损失一半的赔款；公开与德国决裂；把所有德国人驱逐出芬兰；最后还得要芬兰军队复员。与此同时，斯大林否认他有任何把芬兰变成俄国一个省的意图。
最后讨论的问题是德国的未来。罗斯福简略地谈了一项把德国分割为五个独立邦的计划。丘吉尔提出反建议，建议德国南方诸邦，或者至少其中的几个，应并入一个多瑙河联邦。但是，斯大林是反对搞联邦的，并且这样说了；另一方面，他也不认为罗斯福的主意是合适的，因此就决定把这件事全部交给一个月前由各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期间设立的欧洲咨询委员会去研究。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内，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人同波斯首相签署了一个关于波斯的宣言。这个宣言是由罗斯福推动促成的。宣言中答应在战时和战后向波斯提供经济援助，并宣告有关各方一致希望“按照四国政府一贯赞成的大西洋宪章各原则……维护伊朗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宣言首先是为了再一次向波斯人和全世界保证，无视波斯政府的意志对该国实行的军事占领在战后将不会继续下去。
最后一次晚餐由斯大林作东道主，这一回远不及会议期间前几次宴会那么讲究，时间也短得很，这是因为罗斯福急着要在当晚动身。宴会中没有发生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就这样，1943年12月1日晚上10时左右，三巨头在互道再见后分手了。
长期以来人们期望中的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的会晤就这样载入了史册。会议最令人注目的事情是俄、美双方的军事观点明显的一致，而英国相应地孤立。丘吉尔发现自己出乎意料地处在一个十分困窘的境地，他要求扩大地中海战役的论点全部基于军事理由；而如果说他个人关于下一步该做什么的想法不是首先取决于纯军事的考虑，这也是轻率的，或许是错误的。但是美国人怀疑丘吉尔首先考虑的是战后政治力量的平衡，如何去阻止俄国人控制巴尔干诸国。由于有这一点怀疑，丘吉尔的军事意见大多被看作是意在用漂亮的言词掩盖真实动机的高谈阔论而被一笑置之。
与此同时，罗斯福无疑对首相寄予一定程度的同情，因此，当会谈在开罗继续进行，最后决定应在缅甸采取什么行动时，罗斯福颇有意听从丘吉尔的见解，即使这意味着要让蒋介石失望也在所不惜。毕竟不能在把俄国和中国拉过来的同时搞得同英国人离心离德。要是真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意味着罗斯福未能完成他给自己规定的一项伟大任务，即为大战以及为战后和平而巩固大联盟。
罗斯福认为自己今后将充当仲裁人、和事佬和导师的角色。他要成为这样一个人：要使英国人和俄国人摆脱那种只关心本民族利益的守旧态度，并说服他们按照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家宣言所宣布的道义原则来指导各自的国际活动。罗斯福确信只有以这些原则为基础才能建立持久和平。总统并不认为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轻松的，可是他相信是可能办得到的。也许非在原则和守旧的思想习性（即强权政治）之间进行调和不可，罗斯福却并不过分觉得为难。毕竟，他本人在美国的全部政治生涯就是以这种调和的理想主义为基础的。他的伟大希望是建立一个新的神圣同盟，以捍卫并实行民主政治的而不是君主政治的理想。要做到这一点，一大先决条件是要使最强大的盟国政府领导人改而采取他的思想方法，而罗斯福感到德黑兰会议上在这方面已有了激动人心的进展，他为此而自己感到庆幸。他相信，他与丘吉尔、斯大林刚刚签过字的宣言的最后一段文字原原本本地说明了真相：“我们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我们作为事实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在这里分手。”
的确，1943年12月6日向全世界发表的宣言全文，字里行间都洋溢着罗斯福所感受到的乐观主义。宣言宣称：
我们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同工作。
关于战争方面——我们的军事参谋们曾参加我们的圆桌讨论，我们已经议定了关于将德军消灭的计划。……
关于和平方面——我们确信：我们的协力同心将导致一种永久的和平。我们完全承认我们以及所有联合国家负有至上的责任，要创造一种和平，这种和平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而在今后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灾难和恐怖。
我们同我们的外交顾问们在一起，曾经通盘考虑过将来的一些问题。我们将力求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和积极参加，那些国家的人民，就同我们本国的人民一样，都是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我们将欢迎他们，听他们抉择，到一个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里来。
斯大林的看法只能加以推测。对于已作出的战略决策，他自然是满意的，英、美观点上出现的明显分歧也许更使他高兴。看来，在战后最近几年里，反苏的资本主义联合阵线不成其为严重的威胁了。很可能，他把罗斯福大谈对附属国人民实行托管看作是一种聪明办法，旨在瓦解法英帝国，为美国贸易打开殖民地世界的市场。但是从罗斯福的态度中，他肯定也发现了许多极为费解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合乎斯大林所熟悉的任何型式。斯大林对他人的信任都有十分严格的限度，因而他不大可能认为罗斯福是心口完全一致的。
斯大林从自己的观点来看问题，他成功地回避了就苏联战后政策承担任何义务。东欧和中欧的领土问题及其他问题都还悬而未决。虽然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他的企图同罗斯福的期望以及丘吉尔的意愿相差得很远，可他还能为这么个想法而自己庆幸，就是说那项战略既经获得了一致同意，结果就会给红军以放手行动的权力，在诸如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里，或者甚至在更往西的地方，建立任何种类合乎他心意的政权。总之，这次交锋，尽管有时令人费解，甚至使人担心，仍然是完全成功的。
德黑兰会议的结果不可能使丘吉尔感到高兴，但他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结了怨不会老是耿耿于怀。他发现在他的地中海计划中至少有一部分内容还有机会可以挽救，而如果做到这一点，全部事情可能还有转机，同时也能为1944年“霸王”计划的成功真正地并且严格地准备好条件。事情的转机在于：（1）想办法说服土耳其人参战，至少说服他们允许英国使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以建立爱琴海上的空中优势；（2）想办法说服美国人取消罗斯福已答应蒋介石的安达曼群岛两栖作战。只有这样，地中海方面才得以保留足够数量的登陆艇去实行他对意大利实施两栖攻击以占领罗马的计划，而要是这一着成功了，在法国南部登陆时机成熟前就可能出现骚扰德国人的其他机会，如进攻罗得岛，也许还可沿南斯拉夫的亚得里亚海海岸进行滋扰。因此，丘吉尔在去开罗同土耳其人和美国人举行进一步的会谈时，心情极好。
12月2日夜，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一到开罗，就在一起进餐，并交换对斯大林的印象。丘吉尔特别用心地抛却以往的分歧。席间，气氛是轻松的，完全象是在德黑兰紧张工作以后休息一下的样子。第二天，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恢复开会。议题是缅甸。讨论进行了很久，争论十分激烈。英国人不改初衷，仍要求取消计划中的对安达曼群岛的两栖突击，把登陆艇用来进攻罗得岛。美国方面坚持说，已经答应了蒋介石，如果不兑现，中国就可能垮台或议和，这样就会延长对日战争，并使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双方意见针锋相对，各不相让。英国人觉得自己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现在该轮到美国方面稍作退让了；而美国人则认为中国存亡攸关，而且如果自己不坚持的话，英国人事实上就会把对日作战的全副重担压在美国肩上。
12月3日晚，罗斯福和丘吉尔再一次共进晚餐，把当天早些时候两人各自的军事顾问们的争论重演了一遍。丘吉尔把所有的论据都用上了，他最有力的一点是：斯大林答应一等到德国战败立即参加对日作战，这就大大改变了战略形势。中国将不再是不可缺少的了，轰炸日本的空军基地可以设在西伯利亚东部诸省，比设在中国更为方便，而且，届时红军可以就近对付亚洲大陆上的日军。另一个有利于英国人的重要考虑是船只缺乏仍带来很大困难。船只是有的，但只够“霸王”战役、地中海和太平洋之用。要从印度发起一个大规模的计划，除了目前能找到的之外，还要更多的船只，而由于航程漫长，单艘船只的价值也大为降低。到孟加拉湾跑一趟来回所需的时间等于在北大西洋上轻易地作三次横渡所花的时间。此外，现在已经提到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攻击安达曼群岛的详细计划，要求一支意想不到的庞大的兵力，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