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的变化，现在他们可以对自己这样说，贝当已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代理人了，所以他们不执行他的对盟军作战的命令，实际上正是遂了他的私愿。
这样一种想法也许可以证明他们在突尼斯抗击德国人并与盟军达成协议是有道理的；但这种想法还是不能饶恕吉罗和他的支持者们犯上作乱的行为。因此。在11月12日举行吉罗、达尔朗、诺盖和其他法国高级官员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时，气氛是很紧张的；特别是诺盖，拒绝与吉罗发生任何来往。尽管这样，还是达成了一项临时性的协议。由达尔朗获得政权，现存当局就在法属北非继续留任；吉罗获准招募志愿兵与德国人作战，而法国的正规军则保持中立。
达成这一临时性协议的消息使艾森豪威尔相信，现在是他到阿尔及尔去批准他的副手克拉克所已经完成的工作的时候了。艾森豪威尔在第二天即11月13日到达，就在那天早晨，法国的领袖们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会上他们修改了他们在前一天达成的协议。吉罗接受了诺盖向他提出的三个条件：不许戴高乐进入北非；吉罗应听从达尔朗的命令；吉罗只能以贝当的名义来进行指挥。这样就把吉罗纳入维希政权的合法范围之内，诺盖和达尔朗乐意承认吉罗为法军总司令，并放弃诺盖前一天所坚持的中立。从此以后，在北非的法国人就公开与德国作战了。四天之后，即11月17日，法德部队第一次发生敌对性的接触，到11月19日，在突尼斯已多少形成了一条战线。
这项协议达成后，艾森豪威尔将军到会和与会者见面。他接受了拟议中的安排，声称这与他所接到的让法国人挑选他们自己的领袖的指示是一致的。细节问题有待与克拉克继续谈判后解决。没有作任何书面的记录；艾森豪威尔还特别指出，任何协议都必须在晚些时候取得美、英政府的批准。艾森豪威尔匆忙地离开阿尔及尔去直布罗陀，再一次留下克拉克作为负责人。
在随后的几天里，克拉克主要关心三件事：突尼斯、达喀尔和驻土伦港的法国舰队。在克拉克的敦促下，达尔朗又给法国舰队发了几份电报去催促它参加到盟国这方面来，但舰队司令拒不从命，当德国人进入土伦港时，法国舰艇即于11月27日在该港凿沉。可以作为对这个失败的补偿的，是11月23日法属西非宣布参加盟国的事业，同时参加的还有驻达喀尔的海军部队。在达喀尔东面的突尼斯，情况更加复杂。盟军登陆后四十八小时，第一批德国部队就从空中来了。11月12日，第一批载着德国人的船队到了。法国当局毫无抵抗地让他们进入了突尼斯和比塞大的港口。可是，在突尼斯境内的法国陆军向西撤退，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之后，在11月19日开始阻止德国人前进。
正当战事在展开的时候，确定在北非的法国和盟国军事当局之间那种关系的谈判也在进行，多半是由墨菲以克拉克和艾森豪威尔的名义出面来谈判的。结果是在1942年11月22日签订了所谓的克拉克…达尔朗协议。这个协议声称法国和盟国在三个目标方面是一致的：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从北非赶出去；解放法国；恢复法兰西帝国的完整。协议允许盟军司令官们有权自由使用机场、港口、通讯系统和军事设施，协议还授权美军总司令可以宣布法属北非的任何地方为军事区，他在这些军事区内可以掌握直接控制内政的权力。不过，法国在北非的现任官员还是受达尔朗政权管辖而继续任职，这个是例外。协议中有一条条款规定，那些因为曾表示过同情联合国家而被监禁或遭受任何形式限制的人，应按美军总司令的命令一律予以释放，但不准备搞全面的大赦，更不用说废除维希法律了。
在这些复杂的谈判中的关键人物是克拉克将军，这个人担任这项任务的条件仅仅是他的自信和决心而已。克拉克在作出各种决定时似乎总是要考虑三点。
第一，他不尊重吉罗。如果把吉罗作为一个将军来考虑，克拉克认为他在业务上是无能的，而且是生活在一个早已随同1918年——假如不是更早的话——一起消逝的世界；如果把吉罗作为一个政治家，那末他在克拉克心目中的地位就更低了。因此，克拉克并不认真努力去支持吉罗想当北非领导的要求。的确，他主要是把吉罗作为一只吓人的妖怪来利用，也无非是要使达尔朗就范罢了。
第二，克拉克对事态发展的结果印象很深。他认为，看来既然是达尔朗海军上将的命令终止了法国人的抵抗，那末显然应该同他打交道。克拉克希望达尔朗对盟国的价值现在只是刚露出一点苗子来，希望他能把驻土伦的法国舰队争取过来，并说服在突尼斯的舰队司令去抵抗德国人。这些希望很快都落空了。但在11月13日同达尔朗达成决定性的协议时，成功的机会看来还远远不容忽视。法属西非连同达喀尔后来真的一枪未发地就归附到达尔朗和盟军方面来了。
第三，克拉克觉得一个军人的职责是避开政治而让法国的官员们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去解决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假使他们愿意在达尔朗的领导下并以贝当元帅的名义来行事的话，对克拉克说来是无关紧要的。肯定就在这个问题上，墨菲对克拉克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而军政分离的信条对美国政策的明智性也起了相反的作用。看来墨菲和克拉克嗅觉都不灵，没有觉察到达尔朗作为维希政府的一个成员来行事的结果所带有的政治气味。看来他们两人都感觉到他们应该纯粹从军事方面的考虑来作出他们的决定，即在北非建立巩固的基地，并期望盟国控制的范围扩大到达喀尔、突尼斯和法国舰队。当他们与达尔朗打交道的消息传到英国和美国，因而引起批评和怀疑时，克拉克和墨菲两人都非常吃惊。他们为了严格的军事目的，竭尽所能地干着，却非常不公平地被指控为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回顾一下从11月8日至13日这多事的一周中所发生的事件，人们可能对克拉克所作的决定是否明智表示怀疑；但如果看不到当时围绕着整个谈判所出现的匆匆忙忙、变幻莫测以及显然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等情况，那也是不公平的。假使突尼斯和法国舰队那时已经接受达尔朗的领导参加盟国方面，那末这个协议也就证明克拉克当时对它所抱的希望是有道理的。再说，如果克拉克能够找到一个他所真正信任的人物来代替达尔朗作为北非的法国行政长官的话，那末很难相信他会和达尔朗打交道了。吉罗完全不适合担任在初步计划中安排给他的角色。吉罗在政治上的无能，不时发脾气，以及常常突然改变主意等表现，使自己丧失了一些机会。他已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他不愿意和贝当彻底决裂，他对后者的社会和政治见解一般是表示同情的。但是北非其他支持贝当主义的人都不乐意承认他。公开反对维希政权在北非的合法性的人为数极少而且也没有什么势力，作为个人来说，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也不喜欢吉罗。吉罗认识到，先是美国人，而后就是他自己在阿尔及尔的支持者们怎样大大地欺骗了他，因此在到达阿尔及尔的头几个小时内，就由于他的消极态度而拆了自己的台。
1942年11月时，戴高乐在北非并不是实际上可以取代达尔朗的对手，尽管美国最高决策机构对他的要求并不是很反对。北非的法军司令官们非常不喜欢戴高乐，他们十分明白地表示他们决不接受戴高乐的领导。当时在那里再也没有别的杰出的法国政治家或将军了。因此，克拉克除了达尔朗之外再没有任何有前途的物色对象了。
这个过失部分是机会造成的。吉罗的迟迟到达阿尔及尔以及达尔朗的在场是无法预料的，但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特别是对吉罗的威信和性格特点的不正确的估价，应对造成盟军登陆后所发生的混乱情况负责。如果决策英明的话，就一定可以找到比吉罗表现好的领导人，同时会事先与维希政权的合法性断然决裂并恢复共和政体。而美国人始而接受吉罗，但对他并无任何真正的了解，继而虽说不无理由，又把他撇开，遵照非常可笑的不干涉内政的信条，允许维希政权在盟国的领导下继续在北非存在。同达尔朗达成的协议，尽管在军事上能取得现实的和预期的好处，但决不能看成是盟国政治手腕的胜利。
达尔朗在北非建立了政权，这并没有结束政治上的困难局面，但随着战局不稳而来的紧迫的压力则逐步减弱，处理政治问题的更多的正常渠道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克拉克和艾森豪威尔乐意地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突尼斯战役的进展上。在政治上同法国人打交道变成了文职官员的责任，最终变成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责任。
起先罗斯福觉得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同达尔朗达成协议是犯了大错误，但11月14日艾森豪威尔发来一份长长的电报，里面提到了已经到手的种种直接的好处，终于使得罗斯福相信他们那样做是正确的。丘吉尔的怀疑则更为显著，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不接受艾森豪威尔的安排。另一方面，斯大林却在分别发给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电报中热烈赞同与达尔朗打交道。
在战役进行的头六个星期中，严格的政治检查使得在北非发生的事态的详情不能为英美公众所知。被战事上振奋人心的消息分散了注意力的报界，只是对已作成的政治安排表示了相当温和的异议。但政治检查和战事新闻的分心都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罗斯福希望表明美国的立场，同时也想避免严厉的批评，因而于1942年11月17日发表了一项声明，重申他关于法国事态的基本观点。他说：“未来的法国政府将不是由法国本土或法国海外的某个个人来建立，而应该由因联合国家的胜利而获得解放的法国人民自己来建立。”根据这一原则，罗斯福声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