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说，俄国人在远东竟然能够享有两个世界中最为有利的地位。同日本签订的条约，至少在纸面上保卫了西伯利亚，而日本军队卷入同英美作战并拖在中国境内，事实上保卫了西伯利亚。然而同时，斯大林却能够同中国人——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相当友好，并且说服了美国人和英国人，俄国加入对日战争是不切实际的。这是出色的成就，而且对于战争的总的进程具有无法估计的重要性。俄国东方政策的成功，揭露出轴心国家缺乏任何真正的团结一致。如果德国与日本真诚合作，日本对西伯利亚俄国的防线发动的一次进攻，可能就会打垮俄国的最后抵抗。
在第一个冬季战役的冷酷的日子里。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命运都十分危急，苏联政权的整个前途也岌岌可危，远东在俄国人眼里只能算作一个小问题。真正关系重大的问题是同德国的战斗。俄国本身的军事力量同德国军事力量的比较，显然是事态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俄国的统治者一定也依靠其他两个——而且多少是相互冲突的——因素。德国后方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是一个真正的马立思主义者决不会忘却的。另一方面，英美提供援助的可能性，也不能逃过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注意。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前，导致西方盟国与俄国人合作的那些主要步骤已经在上文叙述过了。现在我们要谈的就是俄国对战争、对希特勒后方发生革命的可能性，以及对英国和美国的态度。
尽管英美两国政府都向斯大林发出警告，说德国即将发动进攻，但是当希特勒的军队于1941年6月22日展开进攻时，苏联政府给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一点似乎是毫无疑问的。斯大林正远离莫斯科在度假，红军也没有全面动员，而且苏联政府借以指导国内政策的经济计划是以假定1941年战争不会妨碍工业的发展为基础的。斯大林对希特勒意图的估计所犯的重大错误，只可以归因于他以极不信任的态度看待西方国家的警告，以及他自己的情报系统有着严重的缺陷。
在同德国作战的最后一段时期里，事态的发展使俄国舆论界感到惊慌失措，这似乎是有充分理由可以设想到的。宣传使大多数俄国人都相信红军是世界上最最强大的，因此斯大林觉得有必要相当详细地来说明红军为什么遭到这样的挫败。另一方面，1941年春季巴尔干战线崩溃以后，俄国政府所作出的讨好并安抚希特勒的颇为屈辱的努力，以及莫洛托夫想同纳粹谈判到底的尝试，都暗示俄国政府的内部圈子里早已认识到，甚至夸大了红军的相对的软弱。
重大的问题必然是士气问题。1936…1938年的清党有很多军官被捕，有些被处死，在这次清党以后，没有人能完全确定，在斯大林政权的领导下红军和一般人民对战争会作出什么反应。看来完全有可能的是，斯大林也意识到他的人民的忠诚是有问题的，而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红军的大规模投降就使问题变得十分明显了。
当德国进军事件展开，俄国肥沃而富饶的地区遭到侵略军蹂躏时，斯大林和他的顾问们对红军能否抵挡得住它所遭到的打击，可能有时已经感到怀疑了。在1941年中，军需生产一直在下降。到1941年11月，工业总产量比五个月以前的6月份产量少了一半以上。来自英美的供应当然远远不能弥补这样的损失，但是，除非工业生产能够恢复，否则红军长期抗战的力量就要面临装备缺乏的危险。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势下”，斯大林对丘吉尔预言说，“苏联不是遭受失败，就是将被削弱到在一个长时期内没有力量对盟国提供帮助的地步”。
但是这种阴暗的前景可能是夸大了，目的是想激起英国人采取行动。对于其他的听众，斯大林则发表了完全不同的意见。例如，在写出以上所引的词句一个月之前，斯大林向哈里·霍普金斯表示，他相信德军士气低沉，已临涣散的地步。两个月后，当俄国军队遭到了更大的灾准时，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纪念日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说：
德国全国都饥饿贫困。在四个半月的战争中，德国损失了四百五十万名士兵。德国已经筋疲力尽：它的人力就要耗竭了。一种起义的精神不仅在德国侵略军奴役下的欧洲各民族中，就连在德国人中也蔓延开来，因为他们看不到战争的结局。
德国侵略军正在用尽他们最后的力量。毫无疑问，德国无法长时期保持这样的努力。再过几个月，再过半年或者一年——希特勒德国一定会在自己罪行的沉重压力下崩溃。
如果我们可以怀疑那份给丘吉尔的报告是夸大了的悲观主义，那末，这篇演讲显然夸大了斯大林当时可能具有的不论何种乐现主义的原因。
斯大林自己真正相信的是什么呢？凭着这种矛盾的证据，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可能他太忙于处理俄国日常的作战工作，不能抽出许多时间去推测未来事态的发展。但是斯大林发表的讲话里有一篇倒有一点诚实的味道。1945年，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红军司令员的一次宴会上，当他举杯为俄国人民祝福时，他用下面这些话提到了战争的最初几个月：
我们的政府犯了不少错误，在1941…1942年我们有时感到形势十分危急，当时我们的军队不断地撤退并放弃我们村庄和城市……因为当时别无他法。换上一个别的民族就会对政府说：“你们不符合我们的希望。下台吧。我们将任命一个新政府，同德国人讲和，保证我们过一个平静的生活。”但是俄罗斯民族并没有采取这条途径，因为他们相信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并且不惜牺牲以保证德国的溃败。俄罗斯民族对苏联政府的这种信心，表明是保证对人类的敌人——对法西斯主义——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决定力量。
是酒后吐真言吗？也许是。他在级别很高的场所这样一反常态地承认错误，以及他强调士气的至关重要，听起来都是真实的、坦率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前后经过，几乎可以肯定斯大林一定不止一次看到溃败迫在眼前，而几乎凭着他独自一个的意志力，把它压制了下去。
的确，斯大林个人的行为是保持住俄国士气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甚至当形势看来极端绝望的时候，他也始终没有公开作出任何退缩的暗示。1941年，当外国外交官员和苏联政府的某些部门撤离莫斯科时，斯大林仍然留在克里姆林宫，甚至在为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纪念而照例举行的一次检阅上还公开露面，这一事实对俄国人民说来，象征着他的刚强不屈和人民自身的坚韧不拔。
斯大林在对局势作出估计时，一个重要的因素必然是他估计德国后方很有可能爆发一场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本会要求俄国人把他们战时的宣传完全放在革命的基础上。斯大林并没有这么做，不过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全世界的工人发出号召。在盟国境内，这种宣传表现为鼓动开辟第二战场和生产更多的军需品。在德国占领区，则采取了“人民阵线”的形式，而其纲领则是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简言之，就是撵走德国人，建立起一个美好的世界。至于德国本身，在俄…德战争的第一年里，斯大林在演说中一再努力把希特勒政府同德国人民区别开来，莫斯科电台也遵循着同样的路线。
但德国并没有发生革命，而抵抗运动也只获得了有限的成功。在战争的较后阶段，斯大林往往不再把德国人民同政府区别开来，相反，他谴责全体“法西斯野兽”。1941年，斯大林也许认为德国可能会发生革命，但是，当1941年12月德军在莫斯科城下开始遭到失败，随后出现德军最初的几次后撤，却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时，斯大林似乎抛弃了他早先认为的可以使德国人民离开希特勒的任何信心。既要一心一意去同德国人作战，同时又把他们看作潜在的无产阶级弟兄，这无疑是难以办到的。
根据手边的一点点证据，我们也许可以推测，俄国最高统帅部在战争的头六个月中一连经历了三种心情：从开始的大吃一惊，晕头转向，到近于恐慌的状态，然后在1941年11月左右俄军在莫斯科地区反攻开始实现时，又变得过分乐观。当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出现，红军经受住了最初进攻的冲击，并且证明虽然在德国人面前撤退，但是还能保持军纪时，人们相信，德国人面临在俄国的冰天雪地里长期作战而西面又有一个敌对的英国的前景，将畏缩不前，这种想法就变得是可能的了。纳粹早期的进军，毕竟都是短暂的，而且避免两面作战早已就是德国军事和政冶思想的主要原则。还有，在希持勒这一次没有能轻易取胜之后，德国工人是否还会对他表示忠诚呢？德国工业又怎么能无限期地为一场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战争提供军需品呢？象斯大林在1941…1942年冬季不止一次公开叫喊的那样，早日结束战争的希望，就是以这些理由为根据的。
然而，虽然斯大林和他的顾问们可能在情绪方面受到剧烈的挫折，他们却始终能作出不屈不挠的努力把整座整座工厂迁移到东方，以保全并重建战时的工业，而同时需要无情地动员一切人力和生产的资源把红军建设起来的工作，始终没有放松。希望和忧惧的纷纭交错，并没有使有力的行动因之瘫痪。
共产主义的学说早已预见到苏联有一天会遭到外来的攻击。自从新大林最初巩固了对党政机构的控制后，斯大林政府的全部政策主要在于使俄国对这样一次攻击有所准备，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但共产主义的学说没有认真考虑过在战时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国家结成联盟的可能性，斯大林常常强调两种竞争的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俄国和资本主义西方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敌对。根据这种看法，在一场进攻苏联的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