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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所以不愿意把全部力量孤注一掷地用在早日进攻欧洲大陆上，可以用两个原因来加以解释，一个原因是对空军的潜力估计过高。在1941年8月大西洋会议时，英国参谋部曾在一份给美国人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很可能上述方法＇轰炸、封锁、在被征服的欧洲居民中进行颠覆活动＇本身已足以迫使德国求和了。”有一个驻伦敦的美国军官也报告说，在英国战略家中，大家一致的想法是，可以用大规模连续不断的轰炸把德国击败，其次，不论情况如何，“至少在今后三年内，要对德国本土进行一次陆上入侵是很不可能的。如果空袭的效果好，那末，陆上进攻可能就不需要了。”美国人并没有被他们说服。他们提出了一份文件来加以反驳，文件中宣称：“不使用陆军就不能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这应当视为一条几乎不可变更的法则。”
第二个原因比前一个重要得多，那就是英国人始终忘不了1915年至1918年间的残酷无比而又毫无裨益的堑壕战，让个顾虑一直影响着他们考虑进攻大陆。丘吉尔和他的同僚们强烈地感到，决不能容许这样的灾难重演，这个国家的人口日渐衰老而出生率又相当低，这使弥补战时的损失甚至比上一个世纪还要困难得多，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生命的代价实在太严重了。而且，即使撇开这种统计不谈，那种除了用痛苦而又代价高昂的堑壕战方法而外，就没有其他的作战和取胜之道的愚蠢的战略和兵法，也使所有的英国人感到厌恶。
美国的军事领袖们就从来没有这种类似的忧虑。美国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在大战末期，那时战线正在移动，因此一般说来，美国的战略家们完全相信能够再一次使大陆上的一条战线不断地移动。英国人则根本不相信两支几乎是势均力故的军队在一条狭窄的战线上相遇时，飞机、坦克和军事技术上的其他新发明足以防止再发生一场相持不下的战斗。鉴于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始终没有发生过（除了在意大利有一个短暂的时期以外）。因此也不能说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在1942年或1943年，如果英美联合向法国北部发动一次进攻，会遭到什么结果，这是绝对无法知道的。但是似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样一次进袭不可能取得象1944年实际取得的那样辉煌的战果，当时英…美的军事力最已经比较强大而德国的力量则已比以前几年弱小了。
英国的军事观点强调横渡海峡作战的危险性，这种观点对盟国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永久性因素，这一点是肯定的。消耗战——轰炸、封锁以及袭击“欧洲堡垒”的外围地带——结合着坚守英帝国前哨阵地的策略。是在德国实力大大削弱以前，英国战略家认为军事上唯一正确的策略。及至德国实力大大削弱以后，而且只有到那时候，英国人才愿意渡过英吉利海峡发动进攻，以便给予德国的军事机构以致命的最后一击。因此，他们同美国人的分歧主要是时间上的分歧：是象美国人希望的那样，尽可能迅速、坚强并尽可能不把兵力分散到其他战线上，这样越过海峡去发动进攻呢，还是象英国人希望的那样，等到其他的军事行动已经把这样一次进攻变得更有把握取得成功时再发动呢——这就是英美两国在联合作战的头两年里一切战略性争论的基本主题。
英帝国主要是海上霸权的创造物。只要皇家海军能控制七大洋，帝国的防务就不会发生很大的困难。但这种情况到二十世纪就不复存在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在世界各大洋上的消失，对维持既定的帝国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英国本土迫切需要军事力量来捍卫的时候，这些问题自然变得更其尖锐了。然而，由于特别带有讽刺意味的历史的扭转，英国之能够作为一个大国幸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它不仅可以从帝国汲取到经济力量，而且还可以汲取到军事力量。
一个新的海军大国——日本——在太平洋上兴起，从后方打击了英国海军。在十九世纪，对欧洲海岸用海军布下一道包围圈，实际上便可以保证帝国分散得很开的前哨阵地不受到任何重大的军事威胁，因为那种军事威胁只能来自欧洲大陆。日本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海军大国之后，英国起先是使它成为一个盟国来抵销这一不利的发展，但到了本世纪的二十年代，部分由于来自美国的压力，这项政策被放弃了。从那时以后，英国海军就处于两条战线——同欧洲的一个征服者和同日本——作战的威胁之下。这种战略形势在1941年12月果然成为现实，而面临这样的形势，皇家海军的确是不够强大的。
军用航空和潜水艇的发展，也同样促成了这种形势的变化，削弱了战舰在海上的统治权，特别象地中海那样狭小的海域，不再能象纳尔逊时代那样由一支英国小舰队加以控制了。地中海上通往中东和远东的交通线受到了威胁。与此同时帝国内的一条重要链环也受到了威胁。
按照帝国有关领土的性质来说，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战略问题，有这样两个不同的方面：居民大部分是英国后裔的自治领，其感情和态度和那些主要居住着异族人民的英国领地大不相同；其次，就英国保护这些领土的力量日益削弱而言，则对帝国这两类领土都引起了一些根本的变化。
就自治领而言，英国对它们事务的管理权除礼仪方面外，全都早已放弃了，但感情和休戚相关的联系仍然是强有力的，足以使所有的自治领（爱尔兰自由邦除外）在欧战爆发以后几乎立即站到英国一边参加战争。自治领能够和愿意提供的援助是很大的，既有经济援助，也有直接的军事援助。然而，英国战略上的软弱，却引起了帝国整体防务与各自治领本身的防务之间有可能产生一场实际的利害冲突。1941年春季在制订太平洋方面的参谋计划时，这种潜在的分歧就变得很明显。当时澳大利亚人担心澳大利亚大陆本身的安全，不愿意象英国海军方案制订人希望他们所做的那样，把他们薄弱的海军力量大量派去防卫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分歧变得更加尖锐了。英国力图在缅甸使用澳大利亚军队，也引起了他们很大的反感。
力量的现实使自治领同美国建立起新的关系。1941年以后，单就自卫这项直接的工作来说，加拿大和太平洋上两个自治领，主要是指望美国而不是指望英国给予援助。加拿大长期以来就既隶属于美国的经济范围，又隶属于英国的政治家庭。在战争的年代里，加拿大仍保持着这样一种地位。但是在太平洋上，战争引起了相当引人注目的变化。1941年以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美国的接触很少，而在日本发动进攻后，援助它们的主要是美国人。英国人在新加坡失陷后，几乎已被完全逐出了太平洋地区。
就南非而论，由于荷兰血统的南非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内部倾轧，以及他们双方对于在数量上占优势的黑人居民都抱有同样的恐惧，因而对战争的军事贡献较少。南非正如它的人口组成一样，它对战争的贡献，恰恰介于各自治领与英帝国的殖民地之间。
各殖民地和印度的战争动员不可能达到象自治领那样的规模。落后程度各不相同的那些土著居民，只有经过长期训练之后才能投入战斗；而且，他们对英国政权在政治上缺乏任何强烈的感情，他们之所以服役，主要是出于雇佣兵那种职业的自豪感。由英国部队和印度部队混合编成的印度军，提供了几个精锐师参与英国的作战，但总的说来，印度的情绪说明了英国人在同帝国的那些土著居住地区打交道时所面临的进退两难局面。
这种进退两难局面是这样的：当印度人经过训练和教育，熟悉了西方的思想和技术，因而可直接投入现代战争时，在受过教育的人中间有很大一部份便对英国的政治统治不满，不想为加强英国的军事力量而效劳。有许多印度兵则几乎或完全不受反英运动的影响，而且对印度农民来说，当兵在经济上具有很大吸引力，因此英国当局在招募他们所能训练和装备的新兵方面始终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但国大党的积极反对，严重地干扰了印度为英国作战作出贡献，在1942年日本虎视耽耽地迫近印度的时候，这种反对就达到特别危险的程度。
本来可以用于向敌人发动进攻的士兵，这时却需要在印度维持冶安；成千上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拒绝服兵役，或者甚至在监狱里忍受折磨而憔悴。
在帝国殖民地中的不发达地区，不满英国统治的情绪比较淡薄，但是土著居民的军事价值也比较低。象马来亚、近东及非洲殖民地这类地区。它们所起的作用大半是经济方面的。土著工人生产各种原料和半制成品，这些产品有时对英美两国的经济极为重要。但是这些地区的战时动员工作做得极不充分，则仍是事实，因此，当香港，马来亚和缅甸这类地区遭到敌人进攻时，土著居民对于英国统治的覆灭，不是无动于衷，就是表示积极欢迎。
在管理殖民地和印度的工作中存在的这些微妙的问题，被美国人所采取的态度弄得更形复杂。许多美国人都抱着赞同的态度指望在战后取消一切牌号的欧洲帝国主义，并在以前的殖民地区内施行一种世界泛围的新政。帝国这个词在美国人听来通常是一个带有邪恶与犯罪意义的词。这是美国国内政治上各趋极端的派别都一致同意的一个论点。罗斯福的最忠诚的自由派支持者和孤立主义者当中他的最激烈的政敌，在不信任英帝国主义上是团结一致的。总统一直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他可能会受人操纵而利用或者好象是在利用美国的权力去支持英国的殖民帝国。
罗斯福本人并不相信殖民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