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把反共公约延长了五年。这时里宾特洛甫便激励所有的来宾要为欧洲（加上日本）反俄的事业通力合作。随着俄国人在莫斯科和罗斯托夫的抵抗日益强劲，大吹大擂的德军进展也就逐渐结束了。齐亚诺把这次柏林集会的气氛描绘为“实在不平常”。从1940年11月起，保加利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入伙了。齐亚诺指出，反共这个共同特性并没有使巴尔多希、图卡和米哈伊·安东尼斯库不同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进行“一场真诚的相互诋毁的运动”。不管怎么说，当巴尔多希同齐亚诺谈话时，他对德国人也不免要插进几句俏皮话。这次会议附带还为米哈伊·安东尼斯库首次登上国际舞台提供了机会，他当时是罗马尼亚那个法西斯头子手下的副总理。齐亚诺认为他态度有点儿暧昧。后来他就以罗马尼亚的齐亚诺而出了名。
1942年的保加利亚历史比较平淡。3月中旬，德国人认为保加利亚对抗反俄战争，必须加以谴责，于是阿纳托利耶通讯社3月14日从柏林散发出一个半官方的声明，提醒保加利亚人说，“除非他们对反俄战争作出更为有力的贡献，否则他们不能指望保住他们获得的领土，也不能指望得到另外什么东西。”对此，菲洛夫在3月28日的《时代报》上回答说，即使不是公开作战，“我们实际上已经处于有着种种战争风险的战争状态了。”4月初，他改组了内阁，内务部长加勃罗夫斯基的亲纳粹感情，由于扎恰里耶夫就任商务部长而有所加强。5月间，保加利亚进行了比平时略多的政治逮捕。可是，1942年这一年却颇为夸张地被称为祖国阵线的诞生年。祖国阵线这个名称是一个有点儿不固定的概念，它很简单地是以反德的保加利亚领袖诸如左翼农民党的尼古拉·佩特科夫、共产党人西里耳·德拉马利埃夫和兹维诺分子基蒙·格奥尔基耶夫之间加强联系为依据的。到1942年6月，社会民主党人格里戈尔·切什美季耶夫也同他们三人联合起来。7月17日，以这四个党派为基础的保加利亚祖国阵线从苏联控制的赫里斯托…博特夫无线电台广播了它的纲领。兹维诺分子得到陆军的支持，佩特科夫则有农民的支持，可是直到1943年，祖国阵线的活动似乎只不过是在这四个党派的领袖和他们的朋友之间举行一些秘密会议罢了。没有参加祖国阵线的其他反对团体有：穆沙诺夫领导的民主党和吉切夫领导的右翼农民党。每当公众对政府政策提出抗议的时候，另外这两个党也同样很活跃，而且由于人们不大怀疑他们，他们也就具有更大的影响。但是，多亏老资格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在战争期间一直逗留在俄国，苏联的宣传才树立起了祖国阵线这个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当哈塞尔于1942年4月以半官方的身分访问索非亚时，他认为保加利亚国王的地位非常巩固，不过他又补充说，“事情正在暗中酝酿着”。
对于匈牙利来说，1942年是多事之秋。首先是里宾特洛甫进行了一次不祥的访问，他要求匈牙利全国总动员以对抗俄国。这个要求遭到了霍尔蒂的抵制。正如他不久之后得以对齐亚诺说的那样，抵制虽然是出于经济的理由，但主要还是因为有来自罗马尼亚的威胁。1942年1月20日，凯特尔来到了布达佩斯。在1941年下半年，部长们说服了摄政，以一个不那么亲德的、叫索姆鲍泰伊的将军去接替维尔特为参谋总长。凯特尔这时逼迫他作出了这样的诺言，即一定将亚尼将军指挥的匈牙利第二集团军（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匈牙利武装部队）派往东线。
当时，匈牙利摄政的继承问题成了布达佩斯和柏林之间种种关系的关键问题。摄政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据说他一度怀有建立准王朝的野心。显然，一旦他死了，形形色色的匈牙利纳粹分子都将力图获得最高权力的控制权，并且一定会获得柏林的强有力的支持。霍尔蒂本人希望能作出这样一个安排，保证他的长子伊斯万可以成为继承者。伊斯万虽然默默无闻，却肯定不愿意充当德国的工具。由于这个家族这时已经获得了威望，又由于它已被看成马扎尔民族自治的象征，舆论都有利于伊斯万·霍尔蒂。甚至那批正统王权的拥护者这时候也支持由他来继承。最令人惊讶的是，希特勒在匈牙利的朋友现在竟提名哈布斯堡工朝的一个亲王作为他们的候选人，因为这位前大公阿尔布雷希特宁可要希特勒而不要霍尔蒂。可是，2月18日，匈牙利的两院都选举摄政的长子为匈牙利的副摄政，这个衔头就含有他将是下一任摄政的意思。
这种含意对匈牙利的纳粹阶层以外的某些人来说，也是不欢迎的。霍尔蒂知道巴尔多希不欢迎这样的安排。总之，虽然摄政到了战后才知道巴尔多希在1941年6月把他欺骗到什么地步，他当时对巴尔多希就已经很失望了。3月10日，他任命国家水利局长卡洛伊接替巴尔多希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虽然卡洛伊直到那时在政治上并没有起过什么作用，他在社会上却是一个知名人士，是摄政的朋友，也是拜特伦的朋友。卡洛伊是一个嘲弄人的能手，没有人在提起他时不会低声轻笑的。任命卡洛伊而不任命（为纳粹分子憎恨的）拜特伦来使匈牙利摆脱德国的束缚，这是很巧妙的一着，因为卡洛伊始终没有公开攻击过德国人，可是同时他却能把那些非讲不可的关于匈德团结的陈词滥调讲得使他的同胞一听就明白，他是要愚弄德国人。德国人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他，他们逐渐弄清楚，他肯定已经抑制住德国人在匈牙利国内的影响了。
齐亚诺于1942年1月在布达佩斯时，觉得这个城市似乎一点也没有战争气氛而感受颇深。这里没有灯火管制，交通完全正常，吃的面包跟战前一样白（至少在他经常赴宴的餐桌上是这样）。他在写给墨索里尼的汇报中又补充说，这里也没有战时的紧张迹象，因为匈牙利在致力于战争方面一直是微不足道的——他说，“甚至派到俄国去的那一支小部队，冬天也舒舒服服地驻扎在第三道防线上的一些村庄里。”可是，到了那年年底，牛奶、肉类、食糖和面包全都不足了——在这个种植小麦的国家里面包配给量每天只有一百六十克——因为德国一再要求匈牙利提供小麦。在匈牙利的德国人仍然很少露面，不过在某些铁路中心，象索尔诺克，有些营房里似乎挤满了德国兵。至于匈牙利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德国政府虽然要他们参加德国陆军或党卫队，但是应征的热情并不高。匈牙利的犹太人多少受到了霍尔蒂和卡洛伊的保护，其中有许多人失业了，但是他们如果运气好的活，就留在商行里做那些非犹太人的继承者的顾问。如果运气不好，他们就被送往设在俄国前线的惩罚性“劳动营”去，他们在那里随时都会面临极大的危险，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回来。当然也有另外一些情况，显著的例子有设在布达佩斯郊外切佩尔的那家大兵工厂的厂主蒙弗赖德·韦伊斯和一家大制糖厂的厂主奥拜尔特·希尔什，他们就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与此同时，匈牙利的议会继续进行工作；事实上，在这一年中，人们甚至可以说，议会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倒是重新活跃起来了。反德分子，即小自耕农的政党和自由党的党员似乎变得比较容易得到发言的机会。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也多少能够喘口气了，尽管希特勒必然曾经要求镇压他们。报刊仍然小心谨慎，但有几份报纸，尤其是无党派的《匈牙利民族报》，有时也发表一点温和的批评文章，而且完全避免显出敌视英美的态度来。
匈牙利在1938年11月到1941年7月这段期间重新并吞了斯洛伐克南部一片狭长的地带、卢西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北部，以及以前属于南斯拉夫的巴奇卡、普雷克穆尔耶和梅久穆尔耶，这使马扎尔族统治者们的任务复杂起来了。他们指派了一些代表这些地区的议员进入议会，但是这几乎不能防止人们发生这样的怀疑，认为派往俄国前线去的斯洛伐克、卢西尼亚或罗马尼亚后裔的新兵所占的比例过分。日耳曼少数民族享有的种种特权更使类似的怨言层出不穷，而一再发生的边境事件也使那些重新被并入匈牙利的非马扎尔人怨气冲天。斯洛伐克政府不断表示愤慨。帕韦利奇在1941年12月向齐亚诺大发牢骚，与其说是为梅久穆尔耶而发的，倒不如说是对匈牙利大主教谢雷迪红衣主教而发的，因为他在最近的一次发言中表示希望收复圣斯蒂芬的全部土地。这样，匈牙利人便发觉他们自己同轴心国恢复小协约国的倡议不协调了。1942年5月，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公开宣布了他们的反匈友谊。在1942年中，匈牙利同罗马尼亚的关系尤其变得比以前更富有爆炸性了。
1941年，罗马尼亚迅速向俄国推进，使罗马尼亚士兵伤亡惨重。这就激起了罗马尼亚的怒火并对匈牙利感到非常担忧，因为匈牙利起初在军事努力上是微不足道的。1942年2月，安东尼斯库元帅在东普鲁士最高统帅部晋见了希特勒，表达了罗马尼亚的情绪，他再次得到了元首的鼓励。1942年3月19日，米哈伊·安东尼斯库在布达佩斯法学院所作的一次演说中，为居留在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同胞的苦难提出了抗议。这是一种为了突出他个人又为了突出这个题目的一箭双雕的做法。米哈伊·安东尼斯库年纪相当轻，他同扬·安东尼斯库并无亲属关系，不过在战前曾为这个法西斯头子和他的妻子提供过有价值的法律上的帮助。这时，他已被树立为国内的第二号人物了。过去，他曾引导这个元帅离开铁卫军，在1942年，虽然他还是把赌注押在德国上，但是，正是他把马纽的口信转达给扬·安东尼斯库。因此，当米哈伊·安东尼斯库以副总理的身分公开提到同匈牙利的紧张关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