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独立国家的阶梯不可。
这些新国家自己的代表在战争期间寻求协约国的支持和承认时也提出过此种考虑。但是西方国家疑惧的主要对象已经从被降伏的德国转移到革命的俄国，于是作为“防疫线”的东欧国家防护层的新作用也就改为保卫中欧和西欧，以遏制来自东方的布尔什维克危险了。在1920年的波兰…俄国战争中（这场战争虽然是波兰挑起的），据信波兰是履行了这一任务的，当时法国派魏刚去搭救波兰，使它不致在华沙被击败。法国是关于新东欧双重性这一概念的主要设计者。法国有着在敌对的哈布斯堡或德国的后方寻求盟国的传统，这回已是最后阶段了。一度它曾以包围那一个单独的敌人为目的，因而它和其他大国结盟，如华洛瓦家族和路易十四同土耳其联盟，黎塞留同瑞典联盟，第三共和国同尼古拉二世联盟。现在它只能降格以求不稳定的卫星国来作为它的盟国了，其中波兰是主要盟国，与此同时，这些盟国的作用也具有双重性了，它们不再是包围一个大国，而是要把两个大国隔离开来，这两个大国历来又都是那些卫星国的主人，其中任何一个大国的潜在力量都比法国更强大。东欧的此种体制只有在德俄两国的力量衰萎时才得存在。随着德国和俄国的复兴，到了法国非常需要这些继承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价值却下降了，法国就将被迫去寻求更实际的盟国，因而欧洲的均势又要回到大国的手中去了。
东欧政治所念念不忘的是：渴望在国际事务中的集体独立，憧憬在政治上的自我满足。小协约国的概念就是“由它们取得了自由的国家自己当家作主的一个中欧组织，不要任何大国的支配势力或控制”。这也是巴尔干和波罗的海协议的目标。人们总是幻想在东欧建立一支自主的第三势力，一个具有同大国相等的自卫力量的中立集团，但这个幻想从未实现。波兰的政策曾在接连几个阶段以建立这样一个集团为目标，或是一个波罗的海的国家集团，或是一个扩展到多瑙河流域以波兰和罗马尼亚联盟为基础的集团。法国在东欧的政策实在是错误的，因为它所要求于它的盟国的作用到头来只有大国才能有此力量。然而一些小国合在一起的政治力量怎样也抵不上一个大国。所设想的那种紧张压力东欧集团是经受不住的。大国产生的离心力又太强大了，以致总有这个或那个小国把它与大国的关系放在它与它所想象的盟国的关系之上。东欧国家表现集体独立的精神在历史上只有一次，那是在1912年，巴尔干联盟为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公然对抗列强的一致行动。但是那一次的大胆的行动是由强有力的和侵略性的目的所推动的。凡尔赛体系在东欧的历史是一个缩影，国际联盟在世界范围内则是普遍的，都说明了主权国家不能长期为维护静止的国际秩序而进行有纪律的合作。
对东欧国家来说，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取得实际的独立。它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法律上是在一种监护的状态下存在的。因为所有这些国家在对待其少数民族问题上都被迫承担了国际义务，受国际联盟的监督。此种国际奴役制度只限于东欧各国。这就引起了强烈的反感，部分原因是它侵犯了新赢得的独立主权，特别是因为大国都不承担此种义务。这种少数民族制度被认为是各民族同化的阻力，而且怂恿各少数民族不忠诚，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使干涉合法化。所以有关少数民族的条约不断遭到东欧各国政府的破坏，国联行政院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也就与国联权威的表现每况愈下而一同丧失。代表少数民族进行干预于是便成了德国的专利，而东欧国家所受到的专横与压迫之苦较之在国际联盟监督下所遭受的任何情况更甚。
东欧不团结的主要原因是大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在东欧内部，按民族原则组成的国家有一时期是颇有稳定希望的，因为大部分国家是满意的，其力量也足以抑制那些不满意的。所以要求修改和约的问题就不象战胜国之间的分歧那样重要了。因此，在整整二十年的时间内，波兰的胜利的帝国主义一直起着比匈牙利被挫败的帝国主义更大的干扰作用，而在1939年3月达于顶点时便沿着喀尔巴阡山脊实现了领土衔接。但是这些分歧只是在大国利用下才发展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小协约国和巴尔干协议都不是因内部原因而是由于外来影响才瓦解的。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这两个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的国家并未彼此结成同盟，却充当了大国的盟国。匈牙利的和约修正论者同德国的和约修正论者结合在一起了，马扎尔人于是又恢复了他们在奥匈帝国时期所扮演的“柏林的忠顺前卫”那一类角色，但是保加利亚的和约修正论者却没有照样同匈牙利的结合在一起。就保加利亚而言，它先不受意大利的庇护，后又不愿当德国的随从，所以它的政策和结盟都只是限于对它的近邻。
东欧的制度说明了一种实力均势的全部特点。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组成了一道自然的缓冲地带。它们背靠俄国，面对大海，这就使它们既与德国为邻又与英国隔海相望。不过芬兰同时也是斯堪的纳维亚中立集团的前沿地区，由于它保留了瑞典的阿兰群岛，它在战略上就与斯堪的纳维亚集团联在一起了，又由于它取得了通往北冰洋的佩萨莫走廊，它把这个集团和俄国隔开了。但自拉脱维亚以下的缓冲地带在政冶上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这一地带由双层国家组成，以后更扩大为三层国家，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三个国家位于多瑙河在德国的源头和它在黑海的出口之间。这个缓冲地带的另一端也是一个内海，在那里希腊和土耳其象波罗的海国家一样，也有英国作为其邻国。但与波罗的海国家相比，它们的有利条件是它们不是大陆国家而是在半岛上的国家，它们与德国和俄国之间隔着整个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流域，土耳其与俄国的共同边界是以黑海和亚美尼亚山脉的自然屏障为标志的；而且英国在地中海是占优势的国家，在波罗的海却不是。
因此，构成东欧国际政治的因素是谋求或害怕领土的毗连，深恐自己被包围，希望同在可能成为敌人的邻国后方的大国结成联盟。但上述的这些特征对每一种均势都是共同的。东欧政治的特点是由少数民族提供的。少数民族有三种，第一种是边境的少数民族，他们愿意属于他们所喜欢的毗邻国家，这些人就造成了他们要脱离他们目前所属国家的最大危险。捷克斯洛伐克便是个极罕见的例子，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边界线上排列着一队又一队的德意志少数民族。第二种是散处在离他们精神上效忠的国家还有距离的各个飞地上的少数民族，他们是每一次国际危机中的潜在的第五纵队；在这类德意志少数民族的人数方面以及利用他们的力量方面都是对德国有利的。第三种是各民族混居的地区，通常是在边境地区，他们的忠诚是有问题的。典型的例子是马其顿，但还有许多其他地区，例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之间的伏伊伏丁那，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多布罗加，罗马尼亚和俄国之间的比萨拉比亚。这些少数民族的存在造成了东欧国际关系的紧张和凶暴，这种情况在西欧是没有的，除非是爱尔兰自由邦和北爱尔兰之间的关系。
少数民族的存在还决定了东欧战争的特点。东欧的战争既是横的战争又是纵的战争，既是国家之间的战争又是国家内部的战争。由游击战升级成为内战可以延续很长时间，而两国政府之间并不宣战，因为国家可以不承认那些为其利益进行战争的非正规军和恐怖分子集团。随着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民族运动的兴起，这种战争已成为东欧特有的战争。“委员会”一词是西方议会制国家的政治活动特有的形式，这个词很奇怪地移植到了东欧，成了代表东欧特有的政治活动的非正规军的名称“科米塔吉”（Comitadji）。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各帝国解体，这种战争形式也扩展了，成了激进民族主义和有少数民族问题的国家的自然斗争形式，也是西欧所谓“中欧巴尔干化”的最具体的表现。在1919年和192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整个东欧都陷入这种非正规战争的痛苦中。在慕尼黑会议到1939年3月之间，正处在瓦解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又出现了此种情况。在那个时期，正是德国人在自己东部边境那面的大好原野上利用这种斗争形式进行侵略而大获成功的时候，他们何曾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是这种游击战方式变成了粉碎东欧帝国的主要手段，并使其支离破碎的部分转而效忠于敌对的东欧大国。
力量均势有其专门的平衡规律。洞悉此种平衡规律的本质就能提供预见，正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经常作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冲突的分析所提出和展示的那种预见一样。早在1925年2月，在英国外交部的历史顾问所写的一个备忘录中就叙述了东欧力量均势的不断失调，如不阻止，势必导致另一次英德战争。
＇J·W·黑德勒姆…英利写道：＇为了我国的真正利益，必须防止德国与俄国重新结成同盟，德俄同盟无疑要靠进攻波兰来巩固。如果德国向东方突破，从那边开始取得新的领土和力量，将来就一定会向莱茵河流域施加压力，所以目前我们决不能无动于衷。……是否有人还想知道，如果波兰再度被瓜分，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被削弱，被支解以至实际上在欧洲地图上消失，其后果将是怎样？整个欧洲就会立即陷于混乱。欧洲大陆的领土安排就不再会有任何原则、意义或意识了。试想，例如在某种未必会有的情况下，奥地利加入德国了；德国利用波希米亚的心怀不满的少数民族，要求远在高山那一边的新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