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个战术上的有利条件，突破了敌军的防卫，于是，在一场正面攻击中占领了库弗腊。意大利人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交通线被切断了。在埃塞俄比亚，也有一小股自由法国部队在英国普拉特将军的指挥下作战。外籍军团中的分队、殖民地部队、阿尔及利亚骑兵、炮兵，以及一队法国轰炸机在厄立特里亚同英国人一起攻打克仑，后来又在马萨瓦作战，戴高乐还亲临马萨瓦前线。在取得胜利以后，戴高乐致电英国首相，再次宣布“自由法国部队将参加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战斗，直到取得全面胜利为止”。丘吉尔在复电中对自由法国的支援，代表英国政府表示感谢，电文说：
你们在为共同事业尽力中，从不畏缩，从不示弱，获得了国玉陛下政府的最大信任，你们体现了千百万对法国和法兰西帝国的前途毫不灰心的法国男女同胞的希望。
自由法国部队的这些军事胜利，对于稳定自由法国运动和英国政府之间节拍多少有点不大正常的关系起了不小的作用。不幸的是韦维尔从班加西的撤退和希腊的沦陷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心理反应。自由法国的军官失望之余，不谨慎地批评了英国将领的指挥才能，甚至还批评了英国人的勇气。
关于盟军进入叙利亚以前伊拉克发生叛变和中东的其他事件，我们已另有记载。英国当局在部署叙利亚战役时，曾与戴高乐商定，以前在利比亚作战的自由法国一个旅应参加这次军事行动。据报道，法国高级专员当茨将军对德国人彻底屈从的做法已在他自己的部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部队不管怎样下定决心追随贝当和确保自己的切身安全，却越来越不以为然地看着德国人对法国当局日益加强控制。将近1941年5月底时，科莱上校率领他所指挥的大约五百名招募来的彻尔克斯族士兵越过国境，投到贾德鲁的麾下。上文已经讲过，贾德鲁当时是戴高乐在中东的公认的副手和代表。自由法国的那师人从埃及开入巴勒斯坦。6月8日，盟国部队进入了叙利亚。
从3月起，戴高乐本人呆在西非的时间居多。他完全知道在叙利亚使用自由法国部队的意图，但是，因为他的行踪不定，英国人无法同他天天商讨战场上相互配合的详细计划，因此，详细计划便由盟军在叙利亚的总司令威尔逊将军就地同贾德鲁将军和德拉米纳将军共同制订。
贾德鲁于1941年6月8日盟军开进叙利亚时，以自由法国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是由贾德鲁和地位相当的英国官员详细拟订，并经英国政府批准的。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其中声称，自由法国正在进入叙利亚和黎巴嫩以解放这些领土，结束委任统治制度，并给予它们以要求已久的独立。声明答应将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签订一项新的条约来规定它们同法国的关系。这项声明由当时英国驻开罗的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在同一天代表英国政府另外发表的一项声明予以保证。后来，这项声明以及英国政府所作的保证引起了严重的纠纷。
当时的直接意图是鼓励当地居民以及从他们中招募来的部队摆脱当茨的束缚以支持盟国。同自由法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和期望相反，它并没有收到这样的效果。所有当地招募的士兵在抗击自由法国军队时至少和他们同英国人作战时一样斗志旺盛。平民们的态度也大致相似。虽然很少有人愿意支持自由法国，一般居民们对英国人又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热情，可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治家们则想要自治。有些黎巴嫩政治家热烈欢迎英国对贾德鲁声明的保证，这一来倒勾起了法国人从前的全部猜疑和嫉妒。他们以为英国正在耍阴谋，想在近东挤掉法国的地位。甚至在1941年8月7日利特尔顿致函戴高乐以后，这种猜疑还是没有消散，利特尔顿大臣在信中说：
我很荣幸向您再次保证，英国在叙利亚或黎巴嫩，除了打赢战争以外别无其他利害关系。我们决不想侵犯法国的地位。自由法国和英国双方都保证使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当这一必要步骤不受损害地实现以后，我们欣然承认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应享有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更优越的地位。
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和1941年春英国从班加西首次撤退以后的日子里，近东的政治领袖们曾转向德国人，因为他们最希望使自己摆脱法国的保护。根据他们对形势的看法，他们认为德国人是他们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可能的救星。后来，伊拉克叛变的失败，英国人的进入叙利亚，再加上英国对自由法国答应给予叙利亚独立所作的保证，近东有许多人的希望又转而向着英国了。另有几个政治领袖则认为英国和法国，不管是什么商标和货色，都是中东人民的顽固不化的剥削者。这些人宁愿先观望一番。再决定何去何从。
自由法国的外籍军团明白表示不愿向法国的白人军队开火，尤其不愿向军团中支持维希的那些部队开火，这引起了进一步的困难。他们的反对是有其实质的。要法国人对法国人开火，这是件很难堪的事。这个可怕的念头从运动成立之初当然就曾使戴高乐烦扰不安。虽然面临他所受到的挑衅，他却准备命令他的部队，如果遭到法国人攻击便开枪，并且对1940年8月7日协议中的有关条款作出了任意的解释，但是他也表明他热切希望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军团的成员曾宣誓效忠法兰西共和国元首，他们获准参加这个著名的部队时曾经保证要遵守一些条件，因此他们的处境更其微妙。有一度，自由法国这一旅人不得不从前线撤回。如果冷眼旁观，就比较容易看清问题的正反两面，但是，在一场相当重大的战役中间，一支重要的部队突然不知去向，这对负责指挥的将领来说，的确是很窘的。
象这种麻烦事件，以及因为语言不通和习惯作法不同而引起的其他麻烦事件，很可能助长了在场的自由法国人员和英国人之间的恶感，而同7月14日叙利亚停战有关的一些在其他情况下无法解释的事情，多半也是由于这些事件而引起的。然而，说句公道话，不论人们对自由法国这一旅人在这次短暂的战役的早期行动中的价值有多大的怀疑，勒让蒂约姆部下的自由法国部队到战斗的后期在大马士革前线的表现却是非常出色的。不幸的是，在这一战役的这个最后阶段中，他们发觉必须对人口稠密的居民区进行炮轰，这丝毫无法使当地居民对法国人，不论是对自由法国人还是对其他的法国人感到满意。
近东停战协定的条款是有关的将领们拟订出来的。从它的措辞和后来的解释看来，如果从头到尾都同英国政府商量的话，伦敦方面是否就会同意全部条款也是颇为可疑的。维希军队享受到给予战败者的恩典，凡是不愿参加戴高乐部队者都保证可以遣返法国。这一点也许不会引起非议，但是，在一项附加的议定书中却有这样一条规定，不许盟军的使者与维希军队进行任何个人的接触。既然大部分维希军官明显地都宁愿遣送回国，而不愿参加自由法国运动继续作战，既然他们的部队都奉命不得离开营房，他们的士兵实际上怎么能够投到戴高乐这边来，这就很难理解了。而且，选出来负责解释停战协定的英国…维希委员会在解释方面是极端偏袒维希法国的，他们显得故意要对那些不久前同盟军作战的官兵表示敬意，而对自由法国那一旅人却比较冷淡。例如，后者被迫在偏僻的地方住帐篷和借住民房，没有任何日常生活必需的设备，而维希部队则住在设备良好的舒适的旅馆和营房里。餐厅都保留供维希人员使用，并禁止自由法国人员入内。这些防止两类法国人接触的措施最使自由法国人员感到恼怒，而且也不大符合解释7月24日签订的近东停战协定协议的精神。这份协议中关于准许维希法国的官兵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到戴高乐一边来，订有明文规定，其中第二条有如下一段：
自由选择的意义只能是，自由法国当局得向有关人员完整地和自由地说明其观点，其完整和自由的程度与维希当局通过其在场的军官和军士同他们的士兵所作说明一样。
不管这一条原来的用意如何，它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用。根据维希方面对7月14日的停战协定所作的解释，规定的条件继续生效，结果这一战役开始时在叙利亚的三万八千名维希官兵中，有三万五千多人在1941年秋被遣返法国。这些数字即使仅仅是近似的，也很能说明问题，虽然另一方面必须提到的是在大战的这一时期，选择跟维希走的法国人和戴高乐的追随者之间的对抗显然是非常激烈的。每一方都把对方称作卖国贼和背信弃义分子。这样一种态度，要想改变也很难。双方出自对战败的深恶痛绝的那种特殊心理影响而引起的情绪如此强烈，以致甚至法国本土的地下抵抗运动（它已在不断发展，并且表现得极其英勇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也往往把自己的运动看作是土生土长和独立自主的运动，而不看作是自由法国运动的一部分，虽然它同英国人合作得很热诚。
近东停战协定的条款在自由法国人员中引起很大的不满，这并不是不合情理的。戴高乐在知道这个附加议定书以前，已于7月16日从布拉柴维尔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正式表示对“我们的英国盟友同维希缔结的停战协定”保留批评意见。等到全部条款公布出来以后，自由法国运动的伦敦总部提出了抗议，戴高乐也从布拉柴维尔火速赶到开罗去会见英国驻中东的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
戴高乐当然有话可说，英国政府也准备加以考虑。不幸的是，叙利亚的事态以及他自己在叙利亚的官员发回的报告，说英国人显然正在尽力侮辱他们的自由法国盟友，使戴高乐过分激动，竟然公开发表了一些失去同情的声明。戴高乐在声明中还宣称，从7月24日中午起，他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