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41年底，它的各个组织并没有干过什么臭名昭著的暴行，除了也许表现在言词上。军团在为贝当提供某种政党式的支持上并不是不成功的，它在占领区遭到查禁，又遭到马塞尔·戴阿的大肆攻击，就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在1941年1月，军团所能提供的这种力量还是未来的事。来自巴黎的威胁近在眼前。维希看出联盟是一个可以取代它的法国政府的核心，于是开始变得动摇起来了。为了增加压力，德国人禁止法国官员越过两区的边界，后来还禁止所有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男子来往于两区之间。人们劝使贝当于1月19日会见赖伐尔，其目的和事后发表的那份公报一样，是企图恢复这个倒台的部长的名誉。但是，当阿贝茨在为赖伐尔的东山再起进行活动时，里宾特洛甫却另有打算。这个德国外交部长以特有的过人聪明得出结论，认为保持一种用赖伐尔威胁维希政府的局面可以收益更大，使巴黎和维希相争以收渔翁之利。因此，里宾特洛甫指示阿贝茨，不准赖伐尔离开占领区，应把这件事处理得可以防止赖伐尔和维希之间有可能达成任何谅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准许三头政治存在下去。阿利贝尔和佩鲁通必须离开政府，因为他们应对12月间反赖伐尔的那些比较激烈的措施负责。的确，阿利贝尔易于激动的个性使他一向就不大可能与人共事。德国人接下去便要求撤换弗朗丹，弗朗丹则认为达尔朗和亨茨格也在密谋搞掉他。贝当本人对于弗朗丹安插进新成立的国民会议的大批议员感到忿怒，因此看到他下台并不惋惜。弗朗丹被赶走以后，亨茨格缺乏政治势力，内阁迅速成了达尔朗政府。2月9日，这个海军上将继弗朗丹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下一天，贝当又指定他为继承人。几天以后，他又接替了佩鲁通的内政部长职务。充斥着维希政府那么许多部门的官僚都一心想把他们的行政部门（即使不是整个政府的话）迁回巴黎，所以准备支持似乎能够同德国人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任何人。
同德国人的关系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当阿贝茨于4月间向柏林汇报工作时，他可以相当满意地为12月13日事件所引起的较量作一个总结了。那些表示要最强烈地顶住德国的压力的人都己被清除出政府；保证忠诚合作的达尔朗已经控制了全局，赖伐尔则被留作后备以保证这个海军上将循规蹈矩；亲德分子伯努瓦…梅香和保罗·马里翁被安插在外交部副部长和情报部副部长这两个关键的职位上；亲英的教育部长谢瓦利埃以及一些亲英的县长和警察官员都被解了职；委派了一个犹太人事务主任委员；办理经济事务的几个部都交给了愿意同德国人合作的人士。
很少有人会想到，赖伐尔尤其不会想到，达尔朗竟然会在维希的一场权力争夺中获胜，而且几乎在1941年…1942年里，他竟会一直是那里的主要实力人物，尽管他个人是不孚众望的，这种不孚众望的情况由于他对“奢侈设备”日益增长的爱好而并没有有所减轻。一个观察家认为，他的突然得势使他变得飘飘然了，但是，却还没有使他失去他一贯的机灵。达尔朗是一个能干的海军行政官员。一个具有相当强烈的个性和野心的人，他在政治上采用一套露骨的，但并非无效的权术。李海把他描绘为“一个地道的机会主义者”。当他决定采取某种行动方针后，不管这种方针同他先前的政策如何不一致，他总是决心不顾一切地把它贯彻下去。自从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他就认为同德国人达成协议就法国而言可能是上策，而就实现他个人的野心而言则当然是上策。据报道他在1940年12月曾说过，对法国来讲，德国人打胜要比英国人打胜更为有利。他知道自己手中握有维希剩下的少数几张王牌之一，即法国的海军。法国海军没有吃败仗，没有象陆军那样遭到剧烈的缩减或改编，它在停战以前和以后的功绩反而提高了它的声威——在敦刻尔克对“西罗科”号的炮轰；“让·巴尔”号的逃往卡萨布兰卡和“斯特拉斯堡”号的逃往奥兰，以及“黎塞留”号的保卫达喀尔；后来又加上有一批驱逐舰逃离叙利亚，“敦刻尔克”号以及一些较小的舰艇从达喀尔、马达加斯加和吉布提修复回国。海军的态度是强烈反英的，它的士气也很旺盛，这部分是由于提高了军饷和一帆风顺的境遇的缘故。许多殖民地都由海军将领掌管着——阿布里亚尔和费纳尔在阿尔及尔，埃斯特瓦在突尼斯，德古在印度支那，罗贝尔在马提尼克。在国内，普拉通主管殖民部，博尔是巴黎警察厅长；新设立的警官学校校长是一个海军将领，大约有七个省的省长也是海军将领。
作为贝当之下的政府首脑，达尔朗主要关心的自然是维希政策中的这一重大问题，即对德关系问题。希特勒觉得达尔朗是个可靠的人，虽然他出于对法属北非的忧虑，在1941年4月20日发出指示，命令对“阿蒂拉”战役作好准备。达尔朗表面上非常希望恢复同德国合作的精神，但是，维希的总气氛——在他们最初预期德军迅速即将获胜的看法证明是错误了以后——这时却是观望主义的情绪占了上风。达尔朗及其下属的缺乏政治经验，在维希历史的这一阶段中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因为维希政府这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实际上都是政治危机。这些危机的出现都与殖民地有关。在1941年的最初几个月里，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从各个殖民地接连涌来。为了把情况说清楚，必须把这些问题分别讨论一下，虽然这些问题是同时发生的，并且在维希看来多少不过是形成一个单一的问题。
法属西印度群岛是在法国驻安的列斯群岛高级专员罗贝尔海军上将的统治之下，他还掌管着航空母舰“贝阿恩”号，一艘巡洋舰，几艘较小的舰艇，美国在法国沦陷前提供的数目相当可观的飞机，以及法兰西银行的一部分黄金储备。美国自然对这些岛屿以及它们拥有的宝贵东西的命运感到关切。经过一番磋商以后，罗贝尔海军上将和美国于1940年秋达成了一项维持现状的协议。罗贝尔在情绪上是反英的，他在这些岛屿上全面实施维希的法律。当地的居民总的说来是反对他的政策的，然而却畏缩不前，部分是因为他们害怕万一美国接管这些岛屿，就会实行种族歧视，所以罗贝尔在1941年里一直顺顺当当地保持了他的地位。另一个小殖民地吉布提，在阿比西尼亚的意大利人被击败后，也处于孤立的地位，那里的法国军事当局拒绝接受英国或自由法国的控制，结果英国实行了封锁，给法国驻军和当地居民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遭到了维希宣传的激烈谴责。
印度支那正在出现较为重大的事态发展。在停战协定签订时，日本就已经向该地的法国当局一再提出要求。贾德鲁将军开始就此进行谈判，但是在他发回法国的电报中，他明确表示，他认为必须把印度支那保持在远东英法联盟的体制以内。因此，他被召回，另派远东海军司令德古海军上将接替了他。德古面对着日本8月2日的最后通牒，只得同意了这项条件，即为日本人提供有限的使用印度支那的空军基地和运输的便利。8月30日，法国政府和日本在东京签署了一项军事协定。
邻国暹罗趁法国战败的机会于1940年秋对这个殖民地发动进攻。日本插手干涉，提议从中进行调解，法国于1941年2月23日被迫接受。日本鉴于法国在东京的和平会议上采用拖延战术，便扬言要用武力强制实现和平，并派了一支海军分遣队到暹罗湾。法国政府让步了，于3月20日签署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大约有七万平方公里的边界地区割给了暹罗。日本由于保证了这项解决办法而也得到一项保证作为报酬，即印度支那和暹罗都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针对日本的政治、军事或经济合作协定。因为维希政府无法抵抗日本的压力，日本便继续施加压力。5月6日，在东京签署了一项印度支那和日本进行密切经济合作的协定。7月26日，法国接受了由日本暂时占领印度支那的一些战略据点，美其名曰保护印度支那免受自由法国、英国或中国的侵略，一支日本舰队载运一支四万人的陆军部队于两日后到达。日本的控制逐步扩大到贸易、运输和新闻报刊。9月间，维希被迫向日本正式提出了抗议，但是，没有美国的支援（这种支援也不是即将到来的），根本不可能进行抵抗，除非是开展游击战，而这是维希政府没有考虑过的。从实际用途看，这个殖民地已成了日本的一个基地，虽然日本人在那里经常驻有大约两万五千人的一支部队，还说不上是一支占领军。在更靠近本土的叙利亚，达尔朗政府则有较多的选择，但是，它的政策却导致了另一个殖民地在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丧失了。维希断定高级专员加布里埃尔·皮奥的忠诚深为可疑，于是，在1940年12月把他解职，另派以前巴黎的警察头子、与右翼的关系无懈可击的希亚佩去接替他。希亚佩因为座机被击落而丧命，于是任命当茨将军为高级专员兼法国驻近东部队总司令。虽然法国的战败曾使叙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得到鼓励，当茨在日益不安的状态中仍然保持了法国的权力。
1941年4月，伊拉克发生了拉希德·阿里的政变，使战火扩大到了近东，这时危机来了。德国人为了空援伊拉克，需要使用叙利亚的机场，便对达尔朗施加压力以达到上述目的。在同德国人缔结通称“五月议定书”那项明确的协定前三周，达尔朗就开始在叙利亚作出让步。5月4日，维希指示当茨说，假如德国飞机抵达叙利亚，他必须牢记法国在对德关系上是一个中立国，但是，如果英国人进行任何干涉，则必须用武力加以反抗。5月6日，达尔朗电告当茨，他正在同德国人进行重要谈判，希望在叙利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