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都与当地的农民不同。因而就有许多大城市在民族构成方面与它们所在地的四周农村全然不同。但泽是一个腹地由波兰人居住的德国港口，美美尔是一个内地由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德国港口。维尔纳是立陶宛和波兰争夺的地方，因为在郊区是立陶宛人占多数，在市区是波兰人占优势；但是真正的争论是在两个非西方的（所以在西方人看来也是在两个劣等的）民族之间展开的，因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加在一起在市区还没有犹太人多，在郊区则没有白俄罗斯人多。东加里西亚的首府利沃夫，一度称为伦贝格，给波兰以最充分的理由对这个省提出要求，因为它是位于乌克兰大海中的一个波兰岛屿。另一方面，在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区内，城市居民基本上是德意志人，农村则基本上是波兰人。的里雅斯特是一个意大利港口，腹地则住着斯洛文尼亚人，阜姆也是一个意大利港口，其内地居民则是克罗地亚人，这两个港口是亚得里亚海的但泽和美美尔。同样的原则也可以据以说明多瑙河上的大都会维也纳。维也纳从未在当地产生一个奥地利资产阶级，可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半个世纪却形成了一个以犹太人占优势的资产阶级。以上这些城市如果不根本改变其社会结构就无法纳入民族国家的体制。正如古希腊时代的城市一样，它们唯一合适的政治环境便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帝国。由于争议双方各有相等的说服力或说服力都不足的民族理由据以提出要求，这就成了它们处于国际最尖锐冲突中的原因。在东欧城市中，维也纳具有突出的国际性，它的国际性由于几百年来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首都而得到保证。在这个城市中产生了一种比国际战争更有腐蚀性和更有毒害的社会冲突——反犹太主义。希特勒在这里从舍纳雷尔和卢埃格尔那里学到了反犹太主义，他把它带到柏林而使反犹太主义终于成为德国政府政策的主要特征。
一个民族的乡区可以同另一民族的首府结成多民族的混合体，还能产生与其所支持的民族血统不相同的民族领袖。有些大人物出身于他们所主宰的社会以外的地方，例如拿破仑是科西嘉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这种社会不正常现象在东欧是有很多例子的。基马尔·阿塔图克属于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血统，而毕苏斯基则属于立陶宛血统。匈牙利的总理贡伯士“是属于德意志血统，他曾想证明自己出身于匈牙利贵族门第而未成功，以致引起了人们的讪笑”。他的继承人伊姆雷迪把反犹太主义作为匈牙利的一个立法纲领，但不得不在1939年2月提出辞职，因为有证据证明，他的曾祖父就是犹太人。斯洛伐克的领袖图卡多年来在斯洛伐克人民党中是仅次于党的创建者赫林卡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但他却是一个变节的匈牙利人，在快到中年时才学会说斯洛伐克语。铁卫团的创立者、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宣传者、浪漫主义的科德里亚努原来属于乌克兰和德意志血统，他的真正的姓却是齐林斯基。和他的情况极为相似的匈牙利的萨拉希，乃是匈牙利纳粹党的领袖和马扎尔人种族纯洁论维护者，可是他本人就混杂着亚美尼亚、斯洛伐克和德意志血统。那个维也纳贫民和“波希米亚下士”平步青云地高升到掌握德意志帝国的最高权力，也只是作为一个出身于边疆居民或异国人士而成为民族领袖的东欧最杰出的例子罢了，而且毫不过分，也绝非奚落。
不过还有较民族分界线更古老和更深刻的划分。因为在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之间的地峡向来是西方基督教和拜占庭、俄罗斯两个东方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历史分界线。在这里，除了政治上的分界线以外，还横亘着一条天主教和新教在其一边而东正教在其另一边的分界线。这条文化和宗教分界线所穿过的大致是四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东部边境线或与俄罗斯接壤的边界线，它沿着寇松线把波兰一分为二，这条边界线也只有寇松线这一部分才是国际权力机关划定的；它把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和斯洛伐克分隔开来，它又穿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边界，然后它通过南斯拉夫北部，形成一条弧形线把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分开，又随着萨瓦河线向西前进，再折向南面顺着达尔马提亚海岸一直伸向杜布罗夫尼克。
这条边界线是潜在的民族界线，也是宗教界线，因为在东欧这两条线是难以截然区分的。在第二次大战过程中波兰和南斯拉夫就是按这条线而分裂的。波兰在1939年的主要内部弱点就是因为它要越过这条线而进行自我扩张，它害怕来自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是南斯拉夫的虚弱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条线是一系列南方斯拉夫民族的两条主要区分线之一。一方面是作为天主教西方部分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另一方面是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这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在1939年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之间的语言分界线相比，其真实性和持久性似乎并无多大不同，而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结成一个统一国家是有其内在可能性的，正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可以结成一个统一国家一样。
东欧的民族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的对立，国家之间的纵的方面的斗争往往和阶级之间的横的方面的斗争交错在一起。东欧的主要社会特征是没有一个本土的中产阶级，或者这个阶级太弱小。这是因为一千多年来的入侵、战争和土耳其帝国压制一切生机的统治推迟了商业发展所造成的后果，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西欧的发达是怎样以阻碍东欧的成长为其代价而取得的。但在许多情况下，这段灾难性的历史不仅阻碍了一个中产阶级的成长，它也毁灭了全部贵族阶级和统冶阶级，就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统治阶级一般就是民族传统和历史意识的传递者，那末毁灭了统治阶级也就有可能将奥匈帝国的各民族分为“有历史的”民族和“无历史的”民族了。
在这方面，东欧的民族可分为四类。（1）欣欣向荣的巴尔干基督教国家的发展趋势被第十四世纪土耳其的征服打断了，这就摧毁了它们的贵族统治和新生的中产阶级。这些巴尔干民族于十九世纪反抗土耳其帝国的复兴运动反过来又摧毁了土耳其的官僚和贵族阶级，留下一些完全是由农民组成的国家，它们只有一个第一代的统治阶级。其中有两个是例外。希腊人从未成为一个无历史的民族，因为他们不久就成为他们的征服者的不可缺少的人，并确立了一种特权地位而成为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行政管理和经营商业的阶层。独立的希腊由于其地理位置和传统，是一个航运和商业国家，易于取得海上权力，因此，尽管它是当年东方基督教世界核心的希腊帝国的后裔，在感情上它却是土耳其继承国家中最亲近西方的。再有一个便是罗马尼亚，它已产生了一个有部分希腊血统的地主阶级，他们与犹太人以及开发油田的外国企业界结成联盟。（2）东欧中部既包括东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北屏障，也包括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层，这里的决定性的事态发展不是土耳其的征服，而是两个世纪以前的蒙古人入侵。这次入侵使罗马尼亚诸公国、匈牙利和波兰的人口减少；波兰和匈牙利的统治者曾把德国移民召进来弥补损失。与此同时，一些劫后余生的卢西尼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统治阶级都已波兰化或马扎尔化了。（3）捷克的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两地的情况特殊。它们和波兰、匈牙利不同，是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蒙古人的入侵并没有到达它们的国土。它们完全被德国手工艺人与商贩所拓殖和开发，它们维持了高度发展的民族独立，直到他们在1526年选出一个哈布斯堡的国王。它们在三十年战争开始时企图拒绝哈布斯堡王室的继承，因而招致了被战败、被征服和民族覆灭。一个德意志化和天主教化的进程消灭了波希米亚的当地贵族阶级，正如土耳其的征服摧毁了巴尔干当地的贵族阶级那样，接着捷克人也加入了无历史的民族之列。（4）波罗的海地区是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殖民领域。那个地区信奉异教的野蛮人在芬兰的是被瑞典人征服的，在立窝尼亚和普鲁士的是被条顿骑士团征服的。在那些国家里，当地的农民都是在一个外国统冶阶级管辖之下。在这些野蛮民族中只有立陶宛人由于和波兰联合才维持了它的独立，其代价则是迅速地波兰化，此种模式以后又再次出现。
然而长期积累的民族斗争和民族伤害致使东欧多少世纪以来分裂为有历史的民族和无历史的民族，同样也给它们大家以较之西欧民族更尖锐和更深刻的历史意识。德意志人不会忘记1410年败于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的坦伦堡之战，1914年8月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终于在同一战场上战胜了俄国军队而报仇雪耻了。马扎尔人一心想湔雪莫哈奇之耻，即东方的“弗洛登”，匈牙利的国王和骑士都是在那儿遭到土耳其人残杀的，并以此作为他们保卫基督教世界的部分传奇。无历史的民族的农民即便在民族沦亡时期，也保持了他们的历史传统。塞尔维亚人有一组诗歌，记述他们在科索沃被土耳其人战败的经过，捷克人的文学传统虽然在白山战役以后的一个世纪中实际上已经消失，可是波希米亚的农奴们在1775年起义反对他们的德国农奴主时却高唱胡斯党人的歌曲。正如西欧唯一有着类似经历的民族爱尔兰人一样，这些民族之所以能重获自由，乃是因为他们过去的冤屈和光荣一直活在他们的心头。历史是他们的政治实质，他们的全部政治都要从历史中吸取力量。
这就象一个人驾车沿着南丘陵疾驰，然后拐弯转离大路，沿着小道驶抵苏林顿、华盛顿和斯特宁的草原，在那里他会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