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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各国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对于德国战时经济极为重要，因此德国人选派了一些经济专家到该地区去担任最重要的职务。伊·格·法本公司以前的财政专家赫尔曼·诺伊巴赫尔于1941…1942年奉派担任驻希腊的特使，1943年又担任德国外交部驻巴尔干各国的特使，而塞尔维亚经济事务的管理权则交给了经济事务全权代表弗朗茨·诺伊豪森，他除这个职务外，还担任了许多重要的职务，如塞尔维亚银行联合会董事长和博尔矿区董事长。在塞尔维亚进行的管理，代表了德国在巴尔干各国实行经济管制的手法。在诺伊豪森领导下，他们使用了德国人员去监督当地的管理机构，在所有重要的商行中去代表德国的利益，甚至直接经管某些经济部门，尤其是重要的采矿公司和农产品的收购工作。事实上，凡是对德因战时经济稍具重要性的塞尔维亚经济活动，无不受到德国人的控制。
在德国既不打算永远并入版图又不打算当作殖民地的那些地区，趋势是尽可能把经济生活的日常管理工作留在当地行政机构的手里，同时保证德国能左右该地将要实行的经济政策的主要方针，并能控制那些对于德国的作战关系重大的经济部门。
这样一种间接管制的制度对于德国的好处是很大的。随着德国统治的地区大为增多，精于行政工作和办理经济事务的后备人员严重地匾乏，而由于武装部队征召新兵入伍，枯竭的程度更形剧烈了。使用当地的行政人员和商人，除了节省德国的工作人员外，还有其他的好处。当地的官员熟悉当地的情况和方法，他们的合作有助于提高效率，并减轻那些担任监督职务的德国人的工作。同时，继续由有关各国的公民来行使行政权和企业管理权，也减少了战胜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可能产生的摩擦，假如战胜者明显地管制着日常工作的话。而且，取得合作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有少数人是纳粹党徒或是他们本国类似组织的成员，他们出于种种原因，准备同他们的德国征服者共命运。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多得多的人出于迫不得已的经济原因，觉得至少进行某种程度不大的合作是他们可以采取的最好的途径。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地的行政机构并不完全适合于作为推行德国政策的工具。人事方面必须进行许多变动。在这一点上，政党和个人之间大有玩弄手段的余地。不过在行政机构的形式方面，也必须进行一些变动。为了保证有效地使用这个德国机器来开发欧洲，原有的管制权力不得不予以加强，并使之同德国本国实行的那种权力更为一致。为了这一目的，当地行政机构管理当地商业的权力，都被扩大和集中。这种改组的总原则到处都一样，但是结果产生的方式却各国不同。经过选择，用以创设更有效的管制机构的主要方法是：按照德国本国那些自治组织的方针，在被占领国家内组成或扩大商业界的社团组织，但其职能纯然是谘询性质的。这项政策的成功程度大有不同，效果最好的是在荷兰——那里已经存在着这种发展的基础——和维希法国。
高踞在改组后的当地管理机构之上的，是德国的行政官员，他们在经济事务方面所负的责任，不论在军政府还是文官政府管辖下的地区，都相差不大。通常，德国的行政机构总是为了重复当地行政机构的高级部门而组成的。这两种机构之间总保持着十分密切的接触，它们的办公地点往往设在同一座建筑物内。除了行政机构高级部门的这种重叠性外，德国人还直接控制了某些在经济生活中占有战略地位的机构（例如，负责分配原料的机构）和一些半官方的机构（如国家银行等），向各该机构派去了德国顾问或专员。另外，还有一些直接控制商业企业的例子：德国人接管了犹太人、敌侨和列入黑名单的国民的产业，有时还接管了为德国人工作的企业。
在德国间接进行管制的地区，除了德国的中央行政机构之外，还有一些行使经济管理权的德国机构，它们通过战区办事处直接派有代表，其中有些隶属于地方当局，有些则是独立的。在独立的机构中，最重要的就是军备检查指挥所和设在维希法国的德国停战委员会。隶属于地方当局的，包括有四年计划组织和德国信贷银行的代表。
德国对其他国家经济生活的影响，决不仅仅限于它在那里设有正式管制机构的国家。始终存在的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结合上大陆遭到封锁和德国控制住欧洲境内原料主要来源的情况，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能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整个欧洲大陆。有时候，由于在那些名义上至少不隶属于德国的独立国家中参与或拥有一些企业，因而这种影响更有所加强。
战事爆发前好几年，对东南欧国家的经济实行控制，一直是德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到1939年，德国通过缔结双边贸易协定、建立票据交换制度和其他种种措施，已经很顺利地不仅在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中占了统治的地位，而且还在生产方面促使这些国家转而生产那些一旦打仗，可能对德国最为有用的商品，例如纺织纤维和油料种籽。战争的爆发和1940年夏季以后德国的敌人对欧洲大陆的封锁，大大地加强了德国同其邻国——不仅是东南欧各国，而且还有剩下的中立国家——进行通商谈判的地位。在某些主要的原料和制成品方面，德国和在它控制下的国家成了唯一的供应者。这方面最重要的实例大概就是燃煤了。在海外的供应被切断以后，德国，加上已并入它版图的那些国家，成了在燃煤的储存量方面远远超过本身需要的唯一国家。与此相反，象意大利、瑞典、瑞士这些国家，就完全或主要依靠进口。为了获得维持经济生活所必需的燃煤，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被迫提供德国为维持作战所需要的那类产品作为交换。
在卫星国，在纳粹扶植的所谓“独立”国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德国积极参与当地的企业，从而加强了通过操纵贸易关系而进行的控制。例如，在斯洛伐克，许多比较重要的工、商、金融企业都为德国人所拥有，而玻璃工业和水泥工业则由相应的德国卡特尔加以控制。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德国资本的渗入也很可观。的确，在轴心国出于军事上的原因派兵占领东南欧大部分地区前不久，德国对卫星国和“独立”国家控制的程度就已经几乎是全面的了。
第三章 工业和原料
在战争爆发前的好几年中，准备打仗一直是德国工业政策的目标。但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措施，以及备战所达到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希特勒和他的同伙对于未来战争所持的概念的支配。希特勒认为，他的目标可以通过外交攻势来达到，如果这不行的话，就通过采取各别的“警察”行动来达到。这些对手将无法抵抗德国的武力，而征服了它们，却会使德国的经济地位获得加强。他并不认为德国有任何真正的危险，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有任何危险会同世界上几个联合起来的大国发生冲突，从而被迫参加一场长期的战争。即使德国最后遭到几个大国联合起来的对抗，但靠了先前征服了的地区，德国届时也将处于坚韧不拔的地位。因此，未来的生产应大打折扣，以有利于当前的产量，凡是花费在不能立刻有产品的计划上的任何劳力和物资都应加以劝阻。在希特勒的顾问中，有许多人反对这种意见，其中最突出的是托马斯将军领导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司的成员，他们认为德国应作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尽管如此，上述只顾眼前的意见仍被接纳为德国政策的基础。
由于作出了这一决定，德国重整军备所采取的方式是，把制成的武器和军需品储备到据认为必要的数量，能供应军队进行短期战争即可，因为他们所设想的就是打几场短期战争。对奥地利和对捷克斯洛伐克进攻的胜利，为这种政策提供了似乎很正当的论据。两次进攻所花的代价都微不足道，而结果却使德国的经济潜力大为增加。
这种重整军备的方式是德国的经济能力可以应付裕如的。靠了利用先前未曾使用的资源，纳粹党使总生产量有了增长，而由于新的投资计划中没有巨额开支，这种总产量便足以使民用消费或多或少维持不变，尽管军备生产增加了。工厂面积和机床都很充足，甚至在战争期间，几乎到处都普遍实行一班工作制。
设备方面，甚至物资方面的这种表面富裕现象，是和一套详细的管理制度同时并存的。这套制度虽然复杂，实施起来却并不十分有效。工业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是操在各个团体和公会的手里，后者则由经济部不很严格地加以监督。一般说来，每当出现特殊的问题时，总采取一些措施去应付，但是并没有一个负责使国家经济转入战时基础的协调机构。以钢为例来说，对于短期战争的信念，结合政治上不愿限制民用消费的这一心理，“在1939年造成了一种似乎很离奇的局面：钢可以拿去从事同作战努力很少或毫无关系的各种用途，可是却不拨给可以扩大（尽管要在几年以后）德国战争潜力的一些事业”。
从随后发生的长期战争看来，德国工业经济在战争爆发时的弱点是缺乏基本原料。除燃煤外，德国缺少维持高水平军备生产所需要的所有最重要的战略原料。在三十年代中，这些原料的主要供应来源——铁矿砂和铁矾土除外——都在欧洲大陆之外，这一事实使德国的处境更糟。德国试图储备进口的原料，增加国内的供应来源，发展代用品，以改善这种局面。三十年代后期，德国设法大幅度增加战略物资的进口，但是增加的数量有不少势必被加强军备生产所用去了。而且总的说来，因为缺少外汇，进口额的增加比希望达到的数量还是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