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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办法是出售英国所持有的外国证券，美国有关当局在讨论英国的财政困难时，对之相当支持。英国在国外投资的余额估计超过三十亿英镑，但是其中有许多是无法出售的，或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廉价出售。在1940年初，斯坦普勋爵曾经估计，按照英国准备要打三年仗的计划，出售证券每年只能指望获得大约七千万至八千万英镑。由于英镑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战争的第一年里，赤字估计已经达到四亿英镑左右，而且在以后几年里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再上升，而黄金和外汇储备每年只能指望获得一亿五千万英镑，因此情况看来是很危急的。
看来唯一的办法是扩大英国的出口。但是这也有其种种困难，例如出口许可证的颁发、各军种的需要、海运方面的耽搁与损失，还有要从心底里说服工人，使他们认识到，在战时，生产奢侈品往往与生产军需品是同样重要的，所有这些困难都为顺利推行这样一种政策带来了阻力。可是，尽管如此，在1940年春天还是开展了一个扩大出口额的运动。但是在这项运动还没有见效时，军事发展已经迫使它停止了。法国的覆灭和联合王国各党联合政府的上台，标志了英国在向海外采购物资方面开始采取一种新的政策。
另一个问题是货物的运输，这个问题在战争刚爆发时似乎不那么紧迫。有关部门根据战前对英国运输设备所作的估计，认为这时可以派用处的设备，将能胜任所需要承担的全部运输任务。这种过分乐观的想法，造成了许多近乎灾难性的后果。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没有哪一个机构能对海运拥有完全的控制权，除战时内阁外，也没有哪一个机构在负责规划如何进口。另外，各有关当局认为船舶的吨数已足够使用，而无视阿瑟·索尔特爵士（后为勋爵）等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应当把那些体积大、在运输中占舱位、贮藏起来也不致有变质之虞的原材料堆存起来。在国内，政府也没有做什么工作去鼓励农业生产各部门，而这些恰恰是最有可能使进口需要物资数量减少的部门。
虽然说，海运危机直到1940…1941年的冬天才出现，但在1940年初就很明显，情况远远不象预料的那样妙。1月间，政府宣布征用全部远洋船舶，并采取了使进口计划更能发挥效力的措施，其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运输”和“现购”两方面的要求。在“现购”和“运输”这两种要求之间，也开始出现了困难。由于缺乏美元，必须减少向美国购货，而海运舱位的不足，则影响了运输的数量和时间，产生了更严重的问题。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采取的那些管理政策失败了，这一点表现于，虽然这一时期的输入量比战时任何一个时期都高，但是库存量却听任其急剧减少。
人力问题是战时经济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它不仅牵涉到建立一支人数多多益善的劳动大军的问题，而且还要做到在各军种、民防和主要工业之间合理分配人力，并在工业方面使人力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在战争爆发之前，有关武装部队征兵的计划和有关在工业部门保留必要工人的计划已经拟订就绪。征兵工作顺利开展，到1939年底已经有一百多万人应征入伍。1939…1940年的冬天，征兵的速度放慢了，但是到1940年春天又加快了。可是武装部队由于缺乏装备，所以需要的人力还不太多。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尽管有专业人员登记表规定的限制，部队还是从工业部门获得了它所需要的全部劳力。
工业方面的情况有些不同。在战争爆发之前，对于工业劳动力的扩大和再分配方面的组织工作，没有制订过计划。政府的专家们曾经预言，劳动力的需要量将大大增加，但是结果证明，在所说的这段时期内，工业方面吸收劳工的能力很差。1940年4月，仍有一百多万人失业，即使不把暂时失业的人员计算在内，一个久治不愈的失业“硬核”仍然存在。可是，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情况。从战争爆发后，对熟练工人越来越需要，但是英国政府没有下过决心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并建立一支熟练工人的后备军，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更困难的时期。有许多能解决问题的措施，理应在当时就采取，而不必等到后来。可是，英国政府错过了扩大和发展训练中心的机会；由于害怕引起工人闹事，政府不敢强行推广以非熟练工人来顶替部分熟练工人的办法，同时也不敢要求对可以调度的熟练工人强行重新分配。政府只得采取间接措施和利用经济形势，但是这些办法都未能实现重新分配熟练工人的希望，结果，出现了“偷挖”和普遍囤积熟练工人的现象。
在英国国内，1940年5月以前的一段时期，乃是踌躇狐疑和坐失良机的时期。虽然1939年8月24日的（国防）紧急授权法授与了政府几乎无限的法定权力，但是这些权力并没有被使用过。政府为了害怕引起骚动，不敢贸然采取不得人心的措施，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在多数情况下反而落后于公众舆论。政府的工作效率，还因以下几个因素而降低了，如：倾向于把作战努力主要看作是财政金融问题，而不是看作物质资源问题；在当时也缺乏为编制一些稍微精确一点的计划所必需的详细的统计资料。
英国政府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决心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防止通货膨胀和投机活动。战争爆发后，物价立即上涨，更加强了政府的这一决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颁布了物价初步冻结令，到1939年10月，又代之以预先规定最高价格的原则，以弥补设备更新的费用。这些条例是有效的，因为这些条例确实制止了投机活动的泛滥，但是它们不能适用于所有商品，而且，它们的作用是保持利润稳定，而不能防止物价上涨。在战争爆发时，政府曾实行征收百分之六十超额利润税的办法，来全面制止投机活动。后来到1940年5月，这一税率又提高到百分之一百。
在防止通货膨胀和投机活动的工作中，英国政府所碰到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去考虑利润的动机，因为利润可以刺激人们更加卖力。在农业领域，这一点更明显。增加粮食生产，对于解决从海外输入物资的问题来说，显然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在1939…1940年的那个冬天，制订农产品价格的政策，既要贴补生产成本的提高，又要允许农民的收入普遍有所增加。可是，由于缺乏远见，政府不能区别各种作物的价值，只是笼统地鼓励生产一切农作物，而没有鼓励生产那些从营养角度来看是最需要的作物。它要求每样东西都出产得多些，农业生产的水平确实是提高了。然而，如果把这种经济刺激的政策同样宽大地应用于同作战努力有极其重要关系的所有其他民生部门的话，那么，战时经济非常可能已经变得难以收拾了。
工资问题是使政府大伤脑筋的问题。工资不仅是生产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收入的最大组成部分。而且，工资比利润更有可能转变为商品。鉴于商品越采越缺乏，因此对工资进行严格的限制是合乎需要的，但是，这样做政治上有困难。最有希望能使工资稳定的办法，是把生活费用固定下来。如上所述，政府所采用的物价管理办法，在这方面并不是完全有效。政府仍然相当害怕工人闹事，1939年12月6日，财政大臣在一次演说中要求工人合作来使工资保持稳定。工会理事会的秘书长答复说，工人不会同意生活水平有任何降低。1939年10月，煤矿工业首先增加工资，后来其他许多经济部门也同样增加了工资，危险的是，增加工资将成为普遍性的。由于有组织的工人拒绝接受有关工资增加的任何一般性政策，而工业的安定对政府说来又是必要的，因此政府只能依靠开展群众教育运动，只能设法把生活费用的上涨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为了实现后一目标，1939年11月，政府决定采用“临时”补贴办法，以防止有可能发生的主要食品价格的猛涨。这种“临时”补贴就成为后来的几个战争年头里经济政策的主要武器之一。
到1940年6月的时候，工资平均已经增加了百分之十左右，而生活费用则上涨了百分之十七。但是，从通货膨胀的观点来看，情况却比这还要不好。因为，工资率或许只有上升百分之十，可是每人的平均收入却已经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三十。商品供应越来越少，同时，为了吸收游资以及防止用银行提供信贷来筹措战费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政府势必要增加税收。然而在1939年9月编制的第一个战时预算中，收支虽有了相当大的增加，可是到1940年春天的时候，在全部战费中，来自税收的部分仍然远远不到半数。为了吸收游资，1939年11月曾开展一个鼓励国民储蓄和劝购国防公债的运动，但是总的说来，效果是令人失望的。
要把英国的和平时期经济转变为战时经济，单单采取那些旨在限制购买力的财政措施是不够的。虽然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压力不象后来那么大，但是民用的需要已经在同战争的需要和出口贸易的需要以及储藏物资的需要相竞争了。只有政府对资源进行直接控制，才能保证从民用部门获得必要的物资；但是这种管理工作进展缓慢，一直拖到1940年下半年才开始见效。甚至在那些竞争既直接又明显的地方，如在建筑工业和钢铁工业方面，政府的行动也是拖拖拉拉的。1940年4月，曾推行过一种严格的制度，规定要经过特许方可使用钢铁材料，可是这个制度直到1940年底才有效地实施。审批建筑执照的正式制度则到同年10月才建立起来。在其他方面，如果对资源的竞争一般说来是由于缺乏海运舱位和外汇以及由于储藏物资的需要等原因所造成的话，管理工作的效果甚至还要差。上文已经谈到过，政府缺乏一个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