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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8月22日的信强调英国决心全力支持波兰，如果必要的话，将不惜为它而战。但还是强烈敦促德波两国直接谈判，谈判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应由中立国家予以保证。
英国8月22日的动员令（首相写道），德国总理无疑是已经听说过了。之所以必须下动员命令，是因为伦敦接到报告说德国正在调动军队，同时也是因为柏林某些方面人士在宣布德苏协定以后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无需再顾虑英国会站在波兰一边进行干涉了。“不可能犯比这更大的错误了。不管德苏协定可能证明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它都不能改变英国对波兰承担的义务。”英国政府曾受到谴责，说它在1914年时没有使自己的立场鲜明，因此要为那场战争负部分责任。这次，它决心要充分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它已下定决心并准备好，如果需要的话就打仗。现在，战争一经开始也就不会是一场短期的了。但英国并不想打仗，英国政府相信，只要一种“信任的境界”能够得到恢复，使相互商讨可以进行，那么德波之间的一切争论问题就都能够而且也应该不使用武力来得到解决。英国政府准备帮助创造这种条件，并准备参加涉及德英双方利益的、范围更为广泛的对话。
如果各方面都停止“报纸宣传战和一切煽动性的活动”，使当前的紧张局势能够缓和下来，那么这样的条件就可能建立。这时对于少数民族的抱怨和控诉可以先进行调查；然后，德波两国的直接谈判就可以开始了。这项谈判的成功有赖于一项事先的非正式协议，即达成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由中立国家予以保证，英国政府准备对这种保证的有效实施作出自己的贡献。
亨德森然后被请回到贝希特斯加登去接受德国总理的回话。希特勒的情绪平静了一些，但仍然坚持他先前的说法，即英国是所有一切麻烦的背后策划者，假如发生战争，它要为此负责。至于他自己，他说，过去一直希望得到英国的友谊，但现在明白了，尽管英国提出过种种建议，它已经不再真心愿意建立良好的关系了。他非常露骨地表明了他的意图：这一次，德国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亨德森给这次会见下的结论是：很明显，他出使德国的总的使命以及他这次的拜会希特勒，都已经失败了，他为此感到沉痛惋惜。
在这第二次会见时交给亨德森的一份德国总理的答复（日期为8月23日），提出了下列一些论点：
德国从不希望与英国发生冲突，也从未损害过它的利益。不管怎样，但泽和“走廊”纯粹属于德国利益范围以内的事。希特勒说，“德国准备在一项确实是无比宽宏大量的建议的基础上，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但泽和走廊的问题。”然而，英国的反德政策助长了波兰人的敌对情绪，使得他们不愿意进行谈判。再者，由于英国的鼓动，波兰人已开始发动一场恐怖运动。德国政府最近已经通知他们，德国政府不会容忍这种行为继续下去。“走廊问题和但泽问题必须而且一定能解决。”英国答应如果波兰受到攻击就给予援助，这丝毫也不会影响德国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希特勒还说，第三帝国准备打一场战争，不管它要继续多长时间，而决不能牺牲民族的利益或荣誉。德国政府已得到消息，英法两国都打算进行动员来反对德国。“因为德国……从未打算过，将来也决不打算攻击英国或法国”，西方国家的这种行动就构成了一种“恐吓行动”，假如继续这样做的话，那就会导致“德国武装力量的立即动员”。
这就是亨德森在8月23日当天傍晚飞返柏林时带回来的答复，他在当天夜里把答复全文用电报告诉了伦敦。看来没有什么希望再作进一步的谈判了。但是亨德森只能希望他已经使希特勒确信，如果这位元首真的有确信的能力的话，英国决心要站在波兰一边。他在24日给哈利法克斯的报告中说道：“这就是我自始至终向他反复说明的话”。
这时，8月22日上萨尔茨堡会议所显示出来的危险形势使戈林感到吃惊，他急切想要绕过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外交部，独自试探一下某种方式的调解，于是从斯德哥尔摩召来比尔伊尔·达勒鲁斯，充当他的私人调停人，以便同英国政府进行联系。24日午后，戈林和达勒鲁斯讨论了维护和平的计划，但是没有透露进攻波兰的日期已定在26日。然后，就在午夜之前（当时他正在总理府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开会）他打电话给达勒鲁斯，要他飞往伦敦去说服英国外交大臣，使他相信德国准备和英国达成一项协议。达勒鲁斯是在第二天，即25日星期五动身去伦敦的。当天晚上7点15分他见到了哈利法克斯，并交给他一份也许可能会导致谈判的建议书草案。这建议书实际上只是提了这样一些问题：英国政府以劝告人和调解人的身分准备介入这场纠纷到什么程度，它准备承担多大的责任。英国政府向达勒鲁斯解释说，当谈判还是在同希特勒进行的时候，不可能直接答复戈林。但是当达勒鲁斯傍晚和戈林通过电话，并从他那里得知，由于那天下午签署了英波协定，局势已变得极其严重，就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英国外交部，并在午夜时分传到了哈利法克斯那里。达勒鲁斯第二天早晨再次去见哈利法克斯，并建议外交大臣写一封信由达勒鲁斯带交给戈林。达勒鲁斯拿到信后，在当天中午飞返柏林。这封信并未作出任何承诺；信中说为了进一步考虑和澄清问题，需要有几天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英国人和希特勒一样，渴望能找到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在此期间，避免发生边境事件是极关重要的。这样，达勒鲁斯的第一次伦敦之行，就没有得到十分具体的结果。然而哈利法克斯的信件（达勒鲁斯认为是“一封十分出色的信”）被戈林认为极其重要，应立刻送希特勒一阅。这就导致了希特勒和达勒鲁斯在26日午夜的一次会晤。会晤后，达勒鲁斯被再一次派往伦敦（27日星期日凌晨离开柏林），以便他能够，如果可能的话，在英国大臣们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之前向他们报告希特勒对于危急局势的最新看法。
8月24日在伦敦重新召开了正在休会的议会。会上听取了首相关于7月31日最后一次辩论外交事务以来国际形势严重发展的回顾。他谈到了上星期在德国报纸上开始的激烈反对波兰的宣传运动，以及波兰政府面对这种攻击所表现的令人赞美的自我克制。对于德苏两国的谈判和协定这颗“炸弹”——这件“具有一种令人极不愉快的性质的意想不到的事”——首相不愿在这个阶段作最后的判断。不过他又说，柏林把这项公约当作是消除一切战争危险的、外交上的一次伟大胜利来庆祝，这种“离奇的玩世态度”说明内阁急切需要，而且也已感到这种需要，发表一个声明来重申它支持波兰的决心，并由他个人写一封信给希特勒，让德国总理绝不可能有任何误解地知道，英国政府的态度究竟如何。他刚收到希特勒的一封答复信，信中无非是重申德国的这样一个论点：东欧是“一个德国在其中应能自由行动的领域”。至于德国硬说英国应对波兰的不妥协态度负责的诡辩，首相说他已经“反复多次地驳斥”了这种错误说法，即正是由于英国对波兰的保证，才使得波兰政府拒绝德国3月26日的建议。英国的保证是直到3月31日才给予的，这已是在德国的建议被拒之后的事。
继首相之后，工党和自由党的领袖们也重申了他们的党，同政府一样，反抗侵略的决心。这是下院的普遍意见，虽然有一名共产党议员和一名工党议员也表示了这样的不同意见：迫切需要同俄国合作，尽管它最近与德国站在一起了。
紧急权力（防务）法案然后按照程序在两院都获得通过，并在当晚得到国王的批准。用内政大臣在提出这一法案时的话说，法案授予的权力是“极广泛、极严厉、极全面的”。不过普遍认为这项法案是必要的，对它的批评也是极其温和而有限度的。
然后，议会休会到8月31日再行复会，不过作了保留，即如果国际形势需要，得提前召集议员开会。
哈利法克斯24日在上院发表了一个声明，内容和首相在下院发表的相同；当天晚上他又广播了一篇演说，重申“英国政策的双重基本目标”，即抵制暴力，维护和平。他把政府对波兰的态度讲得很清楚：“背约不履行义务绝不是英国人的做法。”这仍是政府的坚定政策，虽然他本人热切希望“理智能占上风”。
希特勒于8月24日下午6点从贝希特斯加登回到柏林，戈林正在总理府等他。三刻钟后，里宾特洛甫带着已签字的德苏协定文本从莫斯科飞回坦贝尔霍夫机场，并直接来到了总理府。据英美报纸记者报道，一批德国部长和军队首脑（包括陆军和海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雷德尔）已在7点钟被召往总理府，在那里一直停留到次日凌晨。他们是在和希特勒、戈林、里宾特洛甫一起通宵开会呢，还是留在休息室里等待希特勒作出关于进攻波兰的决定，这一点还不清楚，因为直到写本书时，还没有看到有关这次会议的可靠记录。只不过两天以前，在上萨尔茨堡会议上，进攻波兰的日期和时间就已经暂时决定在26日拂晓，希特勒并就政治背景情况作了相当详细的说明。入侵的军事部署则在很早以前就已作好了。（在4、5、6月间发出的、由希特勒或凯特尔或他们两人共同签署的关于“白色方案”的命令至少有六个。）那天晚间的会议是匆促召开的，会议开得那么长，说明引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