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沮丧的回答之后，张伯伦才给达拉第写了一封私人信，请求他重新考虑他对意大利问题的立场。
我觉得（张伯伦写道）墨索里尼就是一个能够影响希特勒以保持和平的人。但我关切这样的想法，即他和希特勒可能会说，“当法国拒绝与意大利讨论分岐，尽管意大利已公开表示愿意这样做，这时再要与西方国家讨论和平解决又有什么用呢？……我想建议的就是……你现在应当表示你愿意……倾听意大利的建议。我能够理解，如果你是处于你的某些前任的那种软弱地位，你也许不得不考虑，根据什么理由你可以向法国的舆论推荐一项与意大利签订的协定。……但是你并不处于这种地位。……在近代还没有一位法国部长曾得到他的人民如此坚强的支持。
菲普斯7月14日把这封信交给达拉第，他报告说，达拉第的“最初反应是消极的，虽然不是如此的剧烈”；但在他7月24日的经过考虑的复信中，达拉第客气地但坚定地继续拒绝考虑，对一个已深深卷入轴心国政策的意大利政府作单方面的让步。当他强调维持英法团结的重要性时，达拉第按下了一个英国政府几乎一定要作出响应的琴键，据他的看法，仅仅这一点就可能使意大利人改变他们的路线。8月3日在回答达拉第的信中，张伯伦承认，他已发现法国的论据是有力的，他倾向于同意，在现在的情况下，法国政府采取主动去重开法意谈判是不适宜的。这就是英国想促成法意和好以诱使墨索里尼起到拖住希特勒战车轮子的作用这一尝试的终结。但它并不是英国政府所作的另一种努力的终结，这种努力与法意问题无关，只是想加强意大利国内的和平倾向和消除人们对和平阵线的怀疑，即怀疑这个组织只不过是一项反意大利政策的一种表示而已。
在阿尔巴尼亚危机过去了几周之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危机是以尽量少干扰英意关系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的），卸任英国大使珀思勋爵的离开罗马，又给了英国政府向墨索里尼传送一个友好信息的机会。在他的告别拜会中，珀思奉命表示，英国政府仍旧确信用和平谈判来解决但泽的前途和法意关系这类问题是有可能的，它表示决心抵抗侵略并不意味着有包围或威胁意大利或德国的任何意图。墨索里尼热情地接见了这位大使并告诉他说，他是“真正地为和平感到担心”，并同意“需要围着一张桌子来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德波关系和法意关系这些问题。到5月初，在罗马的人们已得知齐亚诺即将与里宾特洛甫在米兰会晤。弗朗索瓦…蓬塞和新到任的英国大使珀西·洛雷因爵士都相信，齐亚诺打算去极力劝说里宾特洛甫对待波兰要有节制，并为和平解决但泽争端做工作，这一争端由于希特勒宣告德波协定无效正变得更加严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米兰会议的结果是宣布了德国和意大利打算签订一项同盟条约；但接着在几天之内，另一阵营的一个发展却使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受到了一次不愉快的冲击。这就是英国和土耳其政府于5月12日发表的那项宣言，根据宣言，如果发生“一项导致地中海地区战争的侵略行动”，双方应即相互给予援助。
意大利政府把土耳其政府视为潜在的敌人，它对这个消息反应十分激烈。齐亚诺5月15日对比利时驻罗马大使提到了“英国和法国的侵略性包围政策”，他在5月30日对弗朗索瓦…蓬塞也作了同样的抱怨。此外，在5月下半月的意大利报刊上出现了强烈攻击英法两国的文章。不过，墨索里尼5月14日在都灵和几天之后在库内奥发表的演说，单就涉及法意关系的部分来说，调子是比较温和的；但是这种温和并没有推广到英国，当墨索里尼在5月27日第一次接见洛雷因时，气氛就已大不同于他最后一次接见珀思时的了。墨索里尼问道，考虑到英土宣言（他把这说成是一个同盟）、西方国家与俄国的会谈以及“这些手段和给予保证的政策所意味着的对轴心国家的包围”，英国政府是否认为“英意协定还具有任何价值”。他还要求洛雷因告诉他的政府，他认为“任何针对德国的包围行动……也同样是针对意大利的”。
洛雷因在6月4日接到指示，要他对此激愤的发泄予以委婉的回答。他应该告诉墨索里尼，英国政府仍旧把英意协定看成是它与意大利的关系的基石，并渴望发展“一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坚固而持久的谅解”。他还应提醒墨索里尼，英国是有意识地不去提出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是否已经影响了协定的有效性这种问题；他应该说明，英国政策的目的是用和平的手段来实现也许是必要的任何变更，并且表示对于墨索里尼在都灵的演说中所说的他同英国一样希望和平感到满意。墨索里尼拒绝再次接见洛雷因，大使于是在6月9日把这些意思转达给齐亚诺，后者表示他怀疑这会不会使墨索里尼满意。虽然不再听到要废除英意协定的威胁，报纸对英国的攻击却仍在继续。当洛雷因7月4日提请齐亚诺注意，这种报纸上的宣传运动很难说是与英意协定的精神相一致的这个事实时，齐亚诺又提到了英土宣言这个问题，并且说这和英国的保证都被墨索里尼看作是“潜在的反意大利措施”。
英意关系的这种恶化引起了伦敦方面的关切，特别是因为6月底来自但泽的消息使人担心一个危机又即将到来。7月初，张伯伦决定试一下另一封给墨索里尼的私人信的效果，在信中把英国政府对但泽问题的观点摆出来。在7月6日发往驻罗马大使馆转送墨索里尼的一件备忘录中，张伯伦提到了但泽正在进行的“不祥的准备”和关于但泽当局打算宣布他们决定加入德国和在宣布的同时显示以德国为后盾的武力的消息报道。“这样的一连串事件无疑将立即导致一场欧洲大战”，因为英国和法国也决心要履行它们对波兰的保证。张伯伦然后驳斥了，为了使德国人不再受压迫必须把但泽归还德国这个论点，并指出，现政权必须既考虑但泽的德国人有赖于波兰贸易的兴旺，又考虑到波兰需要自由的出海通路。照会然后继续写道：
反对转让但泽首先是由于这样的看法，即转让将是用暴力或威胁用暴力来强加的，而不是通过讨论的。其次，这是由于这样的事实而引起的，即波兰人相信德国政府之所以希望实现这种转让，并不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打算利用它作为一件对准波兰心脏的武器。除了他们害怕他们的经济生活将受到严重的损害之外，波兰人还深信，因为在他们之前已有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先例，如果但泽成为德国的一部分，它将被转变为一个军事基地，并被利用来达到最终瓦解他们的国家和摧毁它的独立的目的。
如果他们所想的是正确的，那么可以肯定德国不可能不经过一场战争就据有但泽，这场战争将把意大利、英国和今天相互之间并没有争吵的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卷进去。
但是如果德国政府并没有这种意图，并且愿意证明以上所述猜疑是没有根据的，那么，当气氛冷静下来时，德国和波兰两国政府举行讨论和寻找一个和平解决分歧的办法应该是可能的。
张伯伦没有直接呼吁墨索里尼出面进行干预，洛雷因得到的指示是：如果墨索里尼问起希望他做些什么时就说，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判断人，能够判断可以做些什么，如果有一些事可做的话，来阻止那种可能会把我们全都拖入一个我们两国政府都希望避免的局面的行动”。
7月7日在一次对意大利公众“绝对保密”但显然没有瞒着希特勒的会见中，洛雷因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墨索里尼。洛雷因报告说，墨索里尼“显然对这种给予个人的重视感到高兴”，比起5月27日的那次会见气氛也“远没有那样阴郁”；但对于张伯伦信件的内容，墨索里尼明白表示，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但泽问题的。他认为，张伯伦过多地从波兰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首相提到的反对转让但泽的理由是波兰人的理由，对后果的忧虑也是波兰人的忧虑。”他本人的看法是，波兰必须“接受把一个公认的但泽现实局面改变为一个法律的局面。……如果那样，他相信德国会宽宏大量，波兰的利益也将得到恰当的保障。”他准备答应利用意大利的影响来促进和平地解决争端，但是只能在德国与波兰就但泽割让给德国的问题举行直接谈判这种情况下才办得到。洛雷因概括这次会见中墨索里尼的意见是：“（1）和平解决能够实现和战争得以避免的唯一基础，是波兰默认但泽并入德国，（2）如果英国为但泽问题而站在波兰一边战斗，意大利将站在德国一边战斗”。
墨索里尼的这一令人沮丧的回答使洛雷因觉得，英国政府除了保持一种“无声威胁”直到武装力量的平衡明显地转向对轴心国不利时为止，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在7月底，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决定不采纳两周前澳大利亚和南非的高级专员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即可以请墨索里尼出面倡议在但泽再维持现状一段时间以待缓和的实现。英国大臣们觉得，如果墨索里尼“要避免战争，毫无疑问他会尽一切力量来对希特勒元首做工作的。由我们自己来对他作进一步的直接接近，将冒被错看成为软弱的巨大危险，此时的一项要务看来就是要使独裁者们牢牢记住这个国家是说话算数的。”不过，在以后几周内，国际局势迅速地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在但泽进行的“照会战”，德国军事准备的增加，对波兰人迫害日耳曼少数民族的谴责，英法两国与俄国的会谈遇到困难，德俄两国即将建立友好关系的种种迹象——所有这一切发展合在一起，使英国的领导人觉得，他们必须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不管是多么小，来避免战争的发生。到8月的第三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意大利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