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集团判处了死刑时，通常要作出反应的《世界报》就毫不迟疑地在1949年8月16日把法庭谋害他的责任归之于“斯特林、弗里尔、斯皮尔斯、格拉布和康佩奈之流，对他们来说，叙利亚的一个真正的民族政权，倒是一种反常状态，必须加以消除”。不过，人们希望，1950年5月25日英、法、美三国政府宣布的一项共同的中东政策，已最终地使这一场历史上的竞争归于消灭。
第二章 英国—埃及关系
第一节 谈判的背景，1945—1946 年
我们在这套丛书的前面一卷中已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半年中，埃及政界舆论迫切希望通过英军和英国当局的撤出埃及和英—埃苏丹，完全结束埃及依附于英国的局面；显然，英国的政策仍保持不变，这或者是由于（正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样）它被世界上其他地方更紧急的事情所缠住，要不就是因为丘吉尔个人仍倾向于把埃及看作是英国从前的保护国。据说，把英国战时司令部和大批驻军从埃及的两个主要城市开罗和亚历山大撤走，已成了英国外交部和军事当局之间的一个争论的问题；而后来奥特林厄姆勋爵（即从前的爱德华·格里格爵士，他在1945年8月12日以前曾任英国常驻中东大臣）宣称，早在9月他就劝告新成立的英国工党政府立刻宣布这样的撤退，并在条件许可时，立即付诸实现；据说，当时英国驻开罗大使馆就提出劝告，反对采取这样一种姿态。后来《圆桌》季刊的一篇文章说，在战争结束时，埃及“有着一种愿以宽大来报答宽大的心情”，它要把“一个感恩的埃及的自愿的合作”献给英国；但是，不愉快的英一埃关系所造成的七十年的失望，似乎不大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结果。有迹象表明，英国工党政府的上台，也许已被期望过分急切的埃及人看作是英国准备让步的信号；面对埃及人这种想提出最大要求的心情，在开罗的英国官员们或许已经感到：他们现在的责任不是开动加速器，而是要扳煞车。
1945 年秋天，大使馆要求埃及首相马哈茂德·努克拉希，别在那个时候要求就修改1936年的英—埃条约问题举行谈判，但努克捡希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立即行动。强大的华夫脱党，在1944年10月成为反对党，经过1945年1月的选举后地位未变；它一有机会就要给政府找麻烦；各极端派顾名思义当然是反英的；而要求立即修改条约的口号，是由努克拉希内阁中以财政大臣马克拉姆·乌拜德为首的一派提出来的。于是，在1945 年年12 月20日埃及提交了一份照会，它说，1936年条约所规定的对埃及主权的限制，是暂时性的，是过去一场国际危机所引起的；埃及战时的合作一定已经消除了英国在1936年时并没有完全消失的怀疑。埃及将“不惜任何牺牲，在最近的将来，把它的军事潜力提高到这样一种程度，能够在盟国和联合国的援军抵达之前就击退侵略”。另一方面，对英国外交部来说，侵略不是一个未来的假想，而是一个眼前的威胁，它表现在最近波斯阿塞拜疆的一个共产党政府的宣告成立和苏联对上耳其施加的厌力。于是他们在1946年1月27日答复埃及的照会说，将指示英国大使开始举行预备性会谈，以便把英—埃关系置于“一种完全的和自由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上，有如平等的双方之间的关系一样”，至于1936年条约中所包含的“各基本原则在本质上的正确性”已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予以证实。因此，英国和埃及的战后关系，两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是以不同的“波长”来行动的（后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就是这样表述他）；埃及人关心的问题是国家的威望和渴望排除区域性强权政治伪现实，“而英国人关心的则是苏联对中东现状的新的威胁。因为这种严重的威胁出现之时，正值英国日益感到自己的力量由于战争而被削弱，所以英国在处理埃及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问题时，就更倾向于首先考虑俄国的威胁，对于这些本地的问题就敷衍了事。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早已组织了示威游行，来反对英国的这种敷衍了事和埃及政府之显然对此予以默认。
示威游行者是来自人数众多的学生团体中的不大负责的成员，是由华夫脱党组织的，或者属于象伊赫万穆斯林或米斯尔法塔赫党这种极端分子的协会，还有是来自城市的无产阶级—头头新近把他们搞进了工会，那些头头本身受了共产党的影响，特别是因为参加了1945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在那次世界工会联合会巴黎会议之后，埃及成立了一个全国工人解放委员会，这个组织的名称本身就很意味深长，它同极端派学生领袖们建立了联系，并成立了一个“全国工人和学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物穆斯塔法·穆萨，后来成了一名华夫脱党左翼议员。1946年2月9日开罗福阿德一世大学的重新开办，是开罗、亚历山大以及其他城市的学生和工人发生骚动的信号，他们要求解散政府。后来据称，在这一点上，英国大使基勒恩勋爵（他在1940年至1944年之间曾四次对法鲁克国王施加影响来得到或保住一个听从英国政策的埃及政府）曾告诉国王说，英国政府怀疑努克拉希是否有力量维持秩序，以便修改条约的谈判能够进行。无论如何。在2月13日，努克拉希辞职了；国王授命有钱的和在政治上独立的伊斯梅尔·西德墓组织一个新政府，西德基在1930—1933年曾博得铁腕首相的名声。不过，在要求他组阁时，法鲁克曾谈到人民希望要有示威游行，以此为“一种用来健康地表示人民热烈希望实现他们的正当要求的方法”，因此，西德基撤销了努克拉希新近设置的对示威游行的禁令。
2月21日，“全国工人和学生委员会”作出反应，组织了一次总罢工，它号召追随者们不要发生骚乱或捣毁财产之类的事；而只是向英国和全世界显示“埃及准备进行斗争，直到六十五年来的被占领局面结束为止”。然而，随着罢工而来的是对在开罗的英国人财产的大肆焚烧和掠夺。
3月4日，在亚历山大纪念“为撤军牺牲的烈士们”而进一步举行示威游行时，一群暴徒放火焚烧了一个英国宪兵哨所，并用石头打死了驻在其中的五名哨兵中的两名。这些事件发生后，公开的相互指责接踵而至，英国和埃及政府都想把发生暴力行为和生命损失的责任，归之于对方的国民，全世界的共产党报纸也趁机利用这一局势大作文章。
第二节 在开罗和伦敦的谈判，1946 年
就是在这种连续不断的混乱之中，在他们不断地用炸弹暴行来反对英国军队和平民的时候，西德基企图象在1935年一样，组成一个包括各党派的代表团来同英国举行谈判。然而，华夫脱党提出了他们参加谈判的条件：他们的代表应占多数，以他们的领导人穆斯塔法·纳哈斯为代表团团长，保证举行新的选举。因此，西德基把华夫脱党排除在代表团之外，而没有能使它包括所有的党派和重要人士。他在3月8日组成了这个代表团，并禁止三家华夫脱党报纸的发行，下令逮捕恐怖组织米斯尔法塔赫党的领导人和四名成员，以此进一步表示其坚决的态度。按照西德基后来出版的回忆录的说法，英国政府没有迅速宣布它的代表团名单，这在埃及政界引起了很大的惊讶；直到3月30日，英国新任大使（一个月前接替基勒恩勋爵的罗纳德·坎贝尔爵士）在答复西德基的询问时才说，他本人将率领一个包括高级军事专家和大使馆官员的代表团。西德基十分强硬地反驳说，埃及代表团的成员是属于埃及政治生活中最杰出的人士之列的；他期望与同等级别的英国人士举行谈判。他还补充说：“埃及人民相信，并且不会忘记，过去十年中，特别是战争期间所实行的政策——一项并没有给人留下好印象的政策—就是由这些你现在想依之为你的政治助手的大使馆官员所拟订和执行的。”
于是，在4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宣布他将率领代表团，尽管谈判的最初阶段将由空军大臣斯坦斯盖特勋爵和英国大使来主持，1941—1945年英国驻伊拉克大使、现任外交部中东司司长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将担任首席政治顾问，而中东三军总司令将担任军事顾问。斯但斯盖特勋爵的任命，受到西德基的公开欢迎，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很少有别的英国人肯为我国说好活，只有他，当时还是韦奇伍德·本先生，在议会内外维护着埃及的事业。因此，韦奇伍德·本的名字在埃及总是被当作一线希望始终铭记不忘。”
当4月15日代表团抵达开罗时，按照斯坦斯盖特勋爵后来的记述，它从西德基那里听到的第一句话是：“除了以撒退为基础，你们不可能同埃及达成协议。”然而，英国军事顾问们力图提醒埃及代表团注意：苏联对波斯、上耳其和希腊施加的冷战压力，其中就存在着对整个中东安全的威胁；作为保卫中东的一个基地，他们强调下埃及的军事设施和交通是极其重要的，而且下埃及能提供大量的熟练、半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力，这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已经证明是十分有用的；他们极力要求埃及人考虑整个地区的防务，而不是较狭隘的尼罗河流域的利益，而且，因为埃及的人力物力如无外援就不足以应付这种较广泛的防御设想，他们还要求埃及人在平时接受穿便服的英国技术专家，并在运河区维持一个地区性的司令部。
然而，埃及代表团的看法却倾向于局限在尼罗河流域的狭隘范围内，而且他们一心只想结束英国的占领，这就排除了任何更广泛的考虑。此外，继续不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炸弹暴行，以及不时出现的暗杀冒险行动，也使人不敢偏离埃及的基本要求。于是，英国政府在5月7日提出了下列建议以谋求打破僵局：从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