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俄国有权享有一个更巩固的边界，作为它与土耳其缔结一项新条约的代价。
这种要求受到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亚美尼亚人团体的支持，而他们所宣布的归还卡尔斯和阿尔达汉的宣言则曾受到苏联的广泛宣传。来自世界各国的亚美尼亚教派的主教和大主教们，在1945年6月曾应邀赴苏维埃亚美尼亚，去选举一位埃奇米阿德津的亚美尼亚教长（大主教）；在苏维埃政权统治下，这项职务早已被废除。新的亚美尼亚教长要求“被土耳其强行夺去的土地应从它手中拿出来，退还给已加入苏维埃亚美尼亚的合法原主”，这一要求是与12月2日莫斯科人民委员会所公布的决议一道发表的，该决议声称正在作好准备以接纳被驱逐出境而希望回到苏维埃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人。土耳其总理说“没有一个亚美尼亚人”在那些地区生活，并据以驳斥苏维埃亚美尼亚对卡尔斯和阿尔达汉的要求；一位苏联政论家反驳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土耳其放逐亚美尼亚人之前，仅在卡尔斯地区就曾有近十万人在那里居住，并自以为是地说道：“在国际法的记录中，从来没有犯杀尽当地居民一事作为杀人者有权占有被杀者的土地之理由。”然而，正如早在十四年以前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在1914至1921年之间，“亚美尼亚民族的大部分被屠杀和被消灭”是从十六世纪末以来，俄国、奥斯曼和波斯帝国之间对高加索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居民所进行的一种“阴谋、煽动和引诱同反阴谋和屠杀的游戏”的。“合乎逻辑的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而后来一位记者注意到，彻尔克斯族的穆斯林，在他们对俄国的吞并所进行的抵抗终于在1864年被打垮之后，被屠杀或者放逐的人数，与五十年以后在土耳其人手中遭难的亚美尼亚人的人数几乎相等。
1945年11月2日，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递交了一份美国政府对海峡有所建议的照会。该建议企图让海峡主权完全归于土耳其人手中：与此同时。与蒙特勒公约相比，对黑海海峡国家也作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海峡国家的军舰（象一切国家的商船一样）在任何时候都能在海峡自由通航，而不受战时的限制；反之，其他国家的军舰将禁止通航，但，在共同议定的和平时期吨收限额以内的，或者经黑海国家的特许的，或者征得联合国当局同意的，仍可通航。11月21日，英国大使送交了一份备忘录，支持美、国建议，但同时说明蒙特勒公约的修改并非当务之急。12月5日，土耳其总理秀克留·萨拉若卢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他的政府接受美国建议作为进行讨论的一个基础，在三个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发表其意见后，将提出：自己的建议；美国参加修改蒙特勒公约的会议，不仅是“合适的，而且是必要的”。12月27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该报驻土耳其记者所写的报道，该报道可以被认作是半官方“授意的”。它评述说，假定在土耳其与苏联交战的情况下，美国所提出的黑海国家的军舰在“任何时候”应自由使用海峡的建议，将使土耳真的地位“无法防守，荒唐可笑”；在那种情况下，难道会期望其他缔约国迫使土耳其对俄国军舰保持海峡开放吗？何况美国的建议是否能满足苏联政府的要求，也使人大为怀疑，因为后者的要求是：只有在取得海峡上永久性或暂时性的防御基地时，苏联才能应付由于土耳其的弱点渐出现的那种可能情况，才能应付土耳其默许侵略者反苏的那种可能情况。但是，这一要求不管其提出的形式何等婉转，肯定会被认为是对土耳其主权的侵犯而遭到断然的拒绝。
最近，土耳其政府由于限制民主自由而受到来自本国以及苏联集团的不友好宣传的尖锐批评。这种对民主自由的限制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一个遗留物，而在阿塔图克的一党制政权统治下并未完全被取消，或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实行紧急措施而不可避免地加强起来了。早在1945年11月，土耳其政府就曾废除了严厉限制出版和集会自由的法律。然而，这就鼓励了伊斯坦布尔许多新的出版物采取的路线带上了苏联宣传的味道；例如，有一家报纸要求知道土耳其是否已经变成了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土耳其政府反对这种对其加强1939年英土同盟政策的含蓄的批评，并继续重视民族的团结，这就不能与受到内战威胁的希腊和波斯同日而语了。但是，如果重新制定出版法，只会使他们遭受苏联反土宣传的另一次正面的攻击。因此，土耳其国会的许多代表，煽动了伊斯坦布尔大学和中学的学生去领导12月4日的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袭击了那些敢于提出这类问题的出版物的办公室和印刷厂，以及被断定是亲苏的两家书店。
苏土彼此互不客气的照会和宣传接踵而来，土耳其官方叙述说，这次示威游行是由“民主的”土耳其青年“自发组织的”，但这活却遭到莫斯科电台的回击，后者宣称土耳其成了“希姆莱和戈培尔民主的一个忠实的翻版”。
两周以后（12月20日，当“三强”的外长们在莫斯科会晤时），莫斯科报纸和电台转载并广播了由两位格鲁吉亚历史学家在第比利斯的一家报纸上所写的一封信，要求把大片地方归还给（苏维埃）格鲁吉亚，即安纳托利亚的东北部沿海地区（西至离今苏上边界一百八十英里的吉雷孙，直到深达七十英里的内地），换句话说，也就是位于早已是苏联要求归还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以西的那么一大块领土。该信声称，“在远古时代，格鲁吉亚人民就在这块大地上生活、耕种与斗争。。创建新的文明中心和政府”，而奥斯曼土耳其人所进行的征服“仅仅带来了死亡和毁灭”，而这却是还不到五百年的事。
实际上，威尔逊总统1920年11月22日的裁决，就建议把现在所要求的整个地区事实上都包括了进去，而且还包括了流产的“大亚美尼亚”的大部分地方。但是，格鲁吉亚和拉兹两地情况并不相同：格鲁吉亚的王公们，由于请求俄国的保护，避免了被奥斯曼和波斯帝国的吞并，并保全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至少直到其国家合并于苏联为止）；而格鲁吉亚两位教授现在所要求的拉兹，则由于奥斯曼征服的结果，当地人民已改信伊斯兰教，他们的封建酋长被允许有相当程度的自治，直到十九世纪。正如D·J·达林所指出，这一类凭借捏造的历史所提出的要求，迄今在苏联已成为笑柄，由于土耳其报纸斩钉截铁他说整个民族宁可“赴汤蹈火”也不愿割让“寸土”，所以双方接着就照老样子彼此谩骂起来。《红星报》抨击了土耳其“好战的演说家”，说他们在“爱好自由的民族”同希特勒奋战时一声不吭，于是土耳其总理萨拉若卢在电台中反驳说，两位格鲁吉亚教授不是“希特勒哲学”附了体，就是患了“嗜血狂”。毫无疑问，1946年1月12日在伦敦《工人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不是偶然的，它在反复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表明土耳其不宜控制海峡，接着就进行公开的威胁、土耳其反动派似乎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的力量。或许它们不久就会知道，1946年己非1939年，而剑拔夸张的作法早已是过了时的玩意儿。
这是缔造和平的一年，也是挖掉战争老根的一年。首先，中东必须成为和平与民主的一个真正的堡垒。在战争结束之后才六个月，苏联就想按照共产党的模样努力把土耳其变成“和平和民主的堡垒”一事，竟成了衡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彼此日渐分道扬镳的尺度，这对非共产主义世界来说，特别是对英国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来说，看来应象是“一场。。双方的报刊都参加接旗呐喊的神经战”。
1946年2月21日，欧内斯特·贝文向下院提出保证说，他和他的同僚们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有关控制海峡问题的国际方面的情况，认为“纵然是这一个特定的大国而不是那一个特定的大国，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建立基地”，也不会对世界和平有什么贡献。但，就是这种谨慎的意见，以及温斯顿·丘吉尔（他作为反对党领袖享有较大的自由）在3月15日于纽约所提出的主张，同样都招致了反驳：苏联希望控制被内陆包围的黑海的唯一入海口一事，英国加以反对是不合乎逻辑的；英国本身一直在世界通路——地中海——的两端集中武力，可以任意把它加以封闭：“这个，对丘吉尔先生是天经地义的，而苏联如在海峡上有了要塞，则就会意味着基督教文明的没落了。”
大家知道，美国1945年11月2日照会所提出的关于海峡的建议，可以被认为会使土耳其在万一与苏联冲突时处于难以防守的地位。然而，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G·福雷斯特尔）早在1945年6月24
日就注意到苏联把“土耳其从英国势力范围内拉出来”的目的，1945—1946年冬天，苏联对波斯施加军事和外交压力，特别是在规定的日子（1946年3月2日）红军没有从波斯的阿塞拜疆撤退（三强事前曾同意在这一天从波斯国土上完全撤出其各自的部队），这在美国舆论界看来，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3月5日，海军部宣称，十六个月以前死于美国的土耳其大使的遗体将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军舰、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护送回国，而按照外交礼节，通常派一艘巡洋舰进行护送也就够了。后来发现，这个决定是一种妥协方案，原来美国国务院不希望刺激苏联，美国海军则希望派遣实力雄厚的舰队到东地中海巡逻，而这种示威又是总统早已核准的。事实上，一个象沃尔特·李普曼那样有地位的政治家仍把中东争夺权力的斗争看作是“英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虽有工党领导人的种种好听的词令，而伦敦的外交政策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帕默斯顿的外交政策，仍是不容易区别清楚的”。李普曼请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