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祖国阵线联盟在竞选运动中的行径。他们要求不再让共产党人掌管内政、司法两个部；当政府予以拒绝时，三个反对党于10月11日宣布他们将抵制选举。
10月下半月，马克·埃思里奇（被派往巴尔干地区了解政治情况的一个美国报纸发行人）在索非亚耽了一段时间，访问了执政党联盟和反对党两方面的支持者，他的访问使人们激动，并对访问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猜测。另一方面，11月7日共产党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从莫斯科回到了国内，这大大加强了祖国阵线联盟的地位。他立即对各反对党发动猛烈攻击，他提到穆沙诺夫时，措词特别激烈，说在国会纵火案审讯时，当时担任首相的穆沙诺夫拒不恢复季米特洛夫的保加利亚国籍。季米特洛夫说，是斯大林救了他，给了他苏联国籍。
1945年11月16日，即选举前两天，美国又向保加利亚政府递交了一个照会。照会说，据埃思里奇报告，保加利亚并没有采取步骤来改组它的政府使其更具有代表性；公布的是一张单一的候选人名单，许多民主的候选人被排除在外；而且有威胁和压制的迹象。美国照会最后说，没有理由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选举，其结果会反映保加利亚人民所选出的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政府”。继美国提出照会之后，保加利亚各反对党领导人公布了一封信，告诫保加利亚政府，要它再次推迟选举，说如果政府固执己见的话，必须“对人民和国家承担历史责任”。这些抗议毫无效果，选举于11月18日举行。同一天，保加利亚答复了美国的照会。复照着重提到8月间推迟选举后对各反对党所作出的各种让步，追述了各反对党领导人于10月11日声称要抵制选举这一事实。既然反对党后来未曾参加选举，那末，指责对他们进行威胁和压制就不可能有什么根据了。照会又说，政府打算“在选举后，主动地扩大祖国阵线现政府的民主基础”。
在1945年11月18日的选举中，祖国阵线在议会中取得了四分之三的席位，新政府全部由祖国阵线联盟的成员组成。反对党的一些领袖，特别是农民党领袖尼古拉·佩特科夫，对选举结果表示异议，并且声称只有撤换了内政和司法两部的共产党人部长，并保证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另一次选举，农民党人才愿意参加政府。格奥尔基耶夫总理于是指责佩特科夫是凭借“外国势力”行事的，并说，既然反对党已经退出了政府，他们不能再指望在内阁中取得职位。
第四节 1945年12月的莫斯科协议和随后的外交照会往来
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期间，贝尔纳斯在同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讨论埃思里奇报告时，发现俄国人在保加利亚问题上甚至比在罗马尼亚问题上更不愿意满足美国人的愿望。莫洛托夫告诉他，由于保加利亚已经举行了选举，俄国人不愿意干预该国的政府，不过，斯大林后来同意“建议”保加利亚政府吸收两名在政府中还没有代表的政党的成员，但坚持说，他的“建议”不能靠任何压力来支持。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起初反对美国起草准备放在莫斯科会议公报中的一段文字的措辞，这段文字把保加利亚政府接受俄国“建议”说成是英美承认保加利亚政府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最后美国的草稿还是被接受了。大家同意，一俟英美政府确信两名反对党的阁员已经进入祖国阵线政府，英美两国就象俄国那样承认保加利亚政府。
可是，不久就清楚，关于保加利亚的这一协议，就象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所订的其他协议一样，是可以有不同解释的。保加利亚政府虽然接受了俄国的“建议”，但是，同俄国人一样把它解释为两个反对党部长将无条件地参加政府。反对党领袖佩特科夫和卢切夫却无意这样做。等到祖国阵线领袖同他们接洽，以及后来维辛斯基于1946年1月9日访问索非亚时，他们都坚持以前提出的条件，即必须举行另一次真正自由的选举，内政、司法两部必须不再受共产党控制，只有这样，他们才同意参加政府。这激怒了维辛斯基，他说他们没有权利提这样的条件。
不久美国方面就表示，他们不同意维辛斯基对莫斯科决议所作的解释。2月16日，维辛斯基和美国国务院的科恩在伦敦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会谈。科恩一回到美国，就于2月22日送了一份备忘录给保加利亚驻华盛顿的代表，提出了美国对莫斯科协议中关于保加利亚那一部分的解释，即应该促使保加利亚的政府和反对党就莫斯科公报中所提到的增加两个代表的事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而不是对反对党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提出两个人选来无条件地参加政府。科恩的照会引起了俄国3月7日的强硬答复；答复中宣称莫斯科公报所提到的反对党成员参加政府的条件仅有两个，即他们必须是他们党的代表，他们必须忠于政府；并未提到什么“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此外，俄国照会还指责美国驻索非亚代表巴恩斯一贯怂恿反对党不要根据莫斯科的决定行事，鼓励他们提出参加政府的新条件；照会还宣称，美国2月22日的备忘录同样在鼓励保加利亚的反对党破坏三大国在莫斯科作出的决定，是美国未作任何努力来同莫斯科协议的其他两方进行合乎程序的协商而提出的一个单方面声明。3月10日，贝尔纳斯对此作了答复，他说他的政府从来没有想到过两名反对党成员应在并非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参加保加利亚政府，在美国政府看来，这就是莫斯科协议的实质所在。贝尔纳斯提到2月16日科恩向维辛斯基解释美国观点的那次伦敦会谈，以证明美国政府并没有片面行事。美国没有采取过与产生莫斯科协议的友好合作精神相矛盾的任何行动；“巴恩斯是遵循美国政府的指示行事的，即他应该向有关各方着重表明这种合作的必要性。美国政府真诚希望，“关于保加利亚的莫斯科协议将在这种精神下得到贯彻”。
3月下旬，保加利亚内阁辞职，摄政们要求格奥尔基耶夫另组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新政府。他同各反对党领袖举行了会谈，讨论他们将在什么条件下同意参加政府。他们要求在6月中旬以前举行新的选举，要求由他们来掌管司法部并在内政部占有一定的地位。格奥尔基耶夫拒绝这些建议，但他提出愿意在9月中旬举行选举，允许在选举时让所有各党都分别提出各自的名单，并同意对司法、内政两部作一些有限的调整。但是，他坚持，参加政府的反对党成员必须同意与祖国阵线联盟忠诚合作。谈判终于破裂。3月31日宣布格奥尔基耶夫组成了一个新政府，它的成员仍然全部来自祖国阵线联盟。3月28日，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基尔萨诺夫发表一项声明，宣称反对党所提条件同莫斯科协议相抵触，因而是不能接受的，而格奥尔基耶夫提给各反对党领袖的建议则应认为是公平合理的。另一方面，美国和英国政府在第二天宣布不承认新的保加利亚政府，理由是未曾执行莫斯科协议中关于接纳反对党成员入阁这一条规定。
1946年6、7月间在美、英、俄外长巴黎会议上，保加利亚代表团团长瓦西利·科拉罗夫再次同英美政府打交道。贝文告诉他，应让反对党在政府中占有公平合理的一份，贝尔纳斯则再次提到埃思里奇报告，告诉他在保加利亚当局容许反对党行使充分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之前，美国决不承认保加利亚政府。贝尔纳斯说，在莫斯科讨论保加利亚问题时，他的目的无非是要创造条件，使反对党能够行使其权利。科拉罗夫于是答应在三个月内，保加利亚将举行具有充分保证的自由公开选举以产生制宪会议。7月19日，保加利亚政府宣布将于1946年9月8日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应否废除君主制，宣告保加利亚为“人民共和国”；还宣布将于10月27日举行制宪会议的选举。
与此同时，共产党利用盟国在准备对保和约过程中提出的要保加利亚裁减军队这一要求，对那些拥有更大势力的“兹维诺”集团的军官们采取行动。有影响的陆军部长维尔切夫被立法机关剥夺了大部分权力之后，终于辞职，担任了保加利亚驻瑞士代表的职务。对许多仍然坚持军队应不介入政治的保加利亚军官采取了措施。甚至斯坦切夫，尽管他是大战后期抗德作战的英雄，也都免不了被捕；到了8月，据报道被撤职的军官已达一千八百人。经过1946年春夏两季的清洗，共产党人达到了双重目标，既符合了西方提出的要大量缩小保加利亚军队规模的要求，又打垮了足以严重阻碍共产党人巩固其对保加利亚统治的唯一力量——“兹维诺”党的那批军官，而且他们还能在签订和约之前，红军还在保加利亚的时候，就做到这一点。在1946年8、9月间的巴黎和会上，讨论到保加利亚战后经济和领土方面的和约条款时，保加利亚代表团特别提到了这些裁军的措施，希腊和保加利亚对西方所提希…保边界线应采用战前边界线的建议都表示反对，希腊人是为了“安全的目的”而要向北扩展他们的领土，而保加利亚人则在东斯拉夫人集团的支持下要求得到西色雷斯，以便在爱琴海上取得一个出海口。不过，在对保和约中最后还是采用了战前的边界。
第五节 1946年9月8日的公民投票和10月27日的选举
从7月份起，为9月8日举行公民投票所作准备工作就一直在进行，届时将由保加利亚人决定是否要保持业已统治保加利亚将近七十年的科堡王朝。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意见一致。所有八个保加利亚政党都呼吁人民投票取消君主制，甚至在举行公民投票之前，对投票的结果就已毫无疑问了。投票于1946年9月8日如期举行，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件。第二天宣布结果，说是有百分之九十二的选票赞成取消君主制，虽然这里面可能有些夸大，但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