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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恭澍动身去河内的前夕，戴笠在铜锣湾公寓对他当面交代说：“这次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委座极为重视。一切行动计划，必须事先报经委座亲自批准，才能执行，绝对不准擅自行动。”稍后，戴笠使用何永年化名，领了出国护照，亲自飞河内检查暗杀的各项准备工作。
此时身在河内的汪精卫也感到了自己处境威胁，坏消息不断传来。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６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１月１７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幸亏一个外国船员发现出面制止，林柏生才免一死；１月１８日，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沈次高被人开枪打死。１月２８日，突然有十几个身份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三桃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此后汪精卫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内市内的高朗街２７号一幢西式三层洋楼居住，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法国当局只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在过境时连枪都不能带。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同时，身在汪精卫很有些孤独和失落。1939年1月4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这让汪精卫感到从未有过的惆怅和迷惘。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他后来写道：“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就在谷正鼎游说失败后，蒋介石终于下定了要除去汪精卫的决心。3月19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澎发去急电：“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
陈恭澎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陈恭澎对其考察了一番：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除住有汪氏夫妇和曾仲鸣外，还有朱执信的女儿、秘书陈国琦等数人。这栋洋房，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一大一小相连的两间对街屋。军统特务朝夕在隔街向汪寓所遥窥，推断较大的一室是汪氏夫妇的卧室兼汪氏的会客室。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撤离十分有利。
经陈恭澍短时间的积极活动，在许念曾的密切配合下，很快弄清了汪精卫住处的布置情况。当获悉汪精卫每天早餐吃的面包是由河内一家面包店准时送去的，他们一伙就决定把送面包的人拦截下来，换上一只含毒面包，由行动员化装成送面包的人送去。不料汪精卫这天偏不吃面包，而予退回。
第四章 汪精卫河内遇刺案（5）
陈恭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获悉汪精卫找水电修理工去修他浴室的水龙头，陈恭澍便指示行动组把修理工暂时扣押起来，另派一个行动员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在水龙头修好后，把打开盖气的毒气罐放在浴缸底下，同时把浴室门窗关闭，让毒气弥漫全室，只等汪精卫晚上一进浴室，中毒丧命。不料，汪精卫三天没进浴室，陈恭澍叠的八卦又失灵了。
过了两天，汪精卫要到离河内80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许念曾得到这一情报，如获至宝，忙找陈恭澍商量，做出了一个在达莫桥上狙击的行动计划，报告戴笠。戴笠呈报蒋介石批准后，指示由陈恭澍、唐英杰率行动员分乘两辆小汽车，在汪精卫此行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汪车的到来，看准汪精卫在车上时，便尾随追击。不料，汪车过去后，接着便是一辆满载安南警察的警备车，车上装有机枪，戒备森严，陈、唐二人无法下手，决定跟踪至目的地，再伺机行事。
汪精卫早已知道戴笠派特务跟踪，他此行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手的虚实，显示自己已有充分的准备。所以他驱车向前飞驰，未到目的地又突然折回。陈恭澍只好调头，匆匆决定跟上去立即下手，也不再考虑在河内市区能否安全脱身的问题了。陈恭澍的车子调头后，汪精卫的警备车紧跟着也驶过来了。军统局的两辆追击车只好等警备车过去后再加足马力追赶，追到市区十字街头，汪车穿过马路后，正好一辆电车横驶过来，两辆追击车被阻，这次行动又泡汤了。
几次刺汪机会错过，陈恭澎很懊恼。而且此次狙击失败，很有可能已经暴露了情况。特务们经过研究商讨，决定孤注一掷尽快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深夜直捣汪宅，实行武装袭击刺杀。
1939年3月20日夜11时40分，陈恭澎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澎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澎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以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汪宅的人被惊动了，厨师何兆开门张望，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伤及何兆左脚，并吼道：“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携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特务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他们以为是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反锁了。根据陈恭澎的回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把枪伸进洞里对准床的方向开枪，曾仲鸣首当其冲，子弹直接命中他的腰背，他当场倒地。曾的妻子方君璧也身中数弹，幸而躺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皆非要害，得免于死。朱执信的女儿，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那里恰好是个死角，才得以平安无事。军统特务听到室内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归于沉寂。特务们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夫妇定死无疑，遂携枪准备下楼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楼去救应，军统特务在黑暗中见有人影，再度开枪射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而汪氏夫妇，因为睡在隔室，虽惊恐万状，但未损毫发。
此时，在福特车里的陈恭澎极为紧张，不知道行动是否成功。见王鲁翘出来，也来不及等其余人上车，便驾车飞驰而去。不久，唐英杰和陈布云也先后回来了，但其余3人被河内警方逮捕。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陈恭澎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
三
原来当晚的情形是这样的，高朗街２７号洋楼的三楼有四个房间，汪精卫夫妇、汪的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朱执信的女儿各住一间房，而把最好的一间主卧室让给刚从郊外旅馆搬来的曾仲鸣夫妇，没想到这反而送了曾仲鸣的命。殊不知就在暗杀发生前的晚上，曾仲鸣曾对汪精卫说：“现在重庆方面正想从肉体上消灭汪先生。先生的身体是属于中国四万万人民的，请千万珍惜。”
第四章 汪精卫河内遇刺案（6）
曾仲鸣早年留学法国，１９２５年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年７月１日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任主席，曾仲鸣任秘书，从此一直相随左右。在枪击中曾仲鸣腹部中了十余弹，其妻方君璧也受重伤。曾仲鸣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汪精卫要去医院看望曾仲鸣，别人都说现在出门太危险，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仰天流泪说：“我是从小看着仲鸣长大的，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结果汪精卫乘坐曾仲鸣法国朋友的私人汽车到达医院。
当汪精卫到达医院急救室时，曾仲鸣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精卫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鸣临死前又挣扎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为汪精卫尽了最后的一份力。高朗街暗杀对汪精卫来说已是第二次遇刺了，但汪居然又大难不死，亦可谓天意。
曾仲鸣死后汪精卫极度悲愤，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曾仲鸣先生行状》，又在３月２７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作为对蒋介石暗杀行为的抗议。汪精卫在《举一个例》一文中，披露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漠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转达了日本的和谈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在文中责问蒋介石：“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蒋介石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什么和谈就不可以进行？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蒋介石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什么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汪精卫以此说明对日谋和是最高当局一致的主张，并非他个人的意见。与日本谋和井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自己不过是执行者而已，揭露了蒋介石的和平企图。
蒋介石也进行回击，4月5日，重庆《大公报》刊登汪精卫的平沼协定。后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首要分子。
对于刺汪行动失败，军统方而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