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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回来向我报告后，我感到很恼怒，即将经过情况绘声绘色地向警备司令萧毅肃和朱绍良报告，萧毅肃听后勃然大怒说：“这还了得，将何家包围起来搜查，一定要他们交人！”我奉命照办，即将何北衡家层层包围起来，特务们入内翻箱倒柜，搜出了许多进步书籍和《挺进报》。接着我亲往搜查，把刘国■的二哥刘国铮、妹妹刘国风也找来。
过了一会儿，何北衡从成都打长途电话到西南长官公署，质问萧毅肃为什么在他家抓人，为什么包围他的公馆，语气很重。暴跳如雷的萧毅肃听了也冒了火，两个人在电话中顶撞起来，萧毅肃要何北衡到重庆来投案，朱绍良电告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张群，检举何北衡包庇放纵共产党。同时将执行不力的特务扣押起来，搞得我几面不讨好，狼狈不堪。
刘国■逃跑了，沙磁区学运组织的线索断了，任务没完成，还惹起了一场风波。萧毅肃和何北衡闹起来了，对我不利。为了把这场风波缓和下来，我打长途电话给何北衡，一面劝他识相点，一面告诉他不要来重庆，由我尽量设法把刘国■找到。何北衡听了，就去托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重庆市长张笃伦，向朱绍良、萧毅肃疏通，才没把事情弄僵。但经过多方搜查，仍未找到刘国志的踪迹。
正在山穷水尽之际，我布置在重庆银行潜伏的叛徒余永忠来报说，他的上级领导来电话同他联络，叫他某日某时去北碚公园碰头。我派特务带领余永忠按时到那里，抓到了中共重庆市委的冉益智，我与陆坚如立即严刑审讯，冉益智叛变，被捕的当晚就出卖了刘国■。他说刘国■及其妻子曾紫霞，已逃往荣昌其妹夫家。我派特务漆玉麟等当晚去荣昌，将刘国■、曾紫霞逮捕，解到二处，分别囚禁于白公馆和渣滓洞。
我与叶翔之、颜齐３人当晚进行审讯。刘国■的态度非常强硬，把他绑上老虎凳，仍什么也不说，我过去一面打他耳光，一面说：“你的上级都把你出卖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是有万贯家财的三少爷，搞什么共产党呵！你皮肉嫩，吃不了这个苦吧！”颜齐与他是沪县同乡，知道他的家庭情况，也劝了一番。他坚强不屈，表示他绝不当叛徒，我就未追逼下去，准备以后慢慢进行软化。曾紫霞是重庆医学院的学生，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在重庆大学掩护宋廉嗣出走，她以原六一社名义进行活动，特务机关倒是早有材料的。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7）
刘国■抓到以后，我如释重负。刘的家属怕我杀他，尽力营救，经济部长刘航琛移樽就教，登门拜访，到我家同我交朋友，希望我保全刘国■的性命，并在谈话中示意，只要我同意，可在他所在川康银行和川盐银行，随便用款，何北衡托我的妻舅张笃伦向我关说，又托军统特务头子曾晴初和皮世修在二处内部活动。接着，刘国■的大哥刘国■从香港赶回重庆，送了我一支名贵的手表，在何北衡家中宴请我，要求同其弟见一面。我想利用他哥哥来劝降，表示只要交出组织关系，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即可释放，并可以到美国去看看。他兄弟俩在我办公室见了面，刘国■劝他从家庭的利益考虑，刘国■拒绝了哥哥的劝说，没有动摇，只要求他哥哥将他家中的照片寄给他，还要了一点药品。刘国志以后就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从未释放过。逢年过节，他二哥刘国铮不断给我送来香烟、水果等礼品，我也未买他的账。
１９４９年三四月，国共和谈之时，刘航琛何北衡给西南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写了一封信，要求释放刘国■，叫他到香港去。张群将原信批交给我核办，意思只要我同意就可以了，我没有同意。何北衡还偕同曾晴初到我家来说情，我以刘国■毫无转变之意为词推托了，只释放了曾紫霞一个人。刘国■于“11·27”大屠杀时被害于中美合作所。
另一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许建业，在残酷的拷打之下，那种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更令人敬佩不已。许建业被捕后，不管我用多么严酷的毒刑，都动摇不了他的革命意志。从国民党和共产党２２年的斗争中，虽然我深知单靠屠杀不解决问题，可是出于我的特务本性，生怕不杀他，不能分化中共地下党组织，我怕他在监狱中组织斗争，还是把他杀害了。
许建业同在梁山抓到的一个农民起义领导人李大荣，是由朱绍良和蒋介石核准被杀的。执行前，由长官公署军法处处长王郁芳，将他们秘密用汽车从渣滓洞看守所提解进城，在长官公署公开开庭判决，然后由二处押至大坪刑场执行的。
扑灭起义
华蓥山位居四川中部，从合川起连接武胜、广安、大竹、邻水、长寿一带。这里的人民因不堪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早就酝酿起义，因此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指为“匪区”。从西南长官公署成立到四川解放前夕，只有４年的时间，国民党就先后４次派兵镇压。这４次大屠杀，我都参与或主持其事。
第一次是１９４６年夏天，由第十四军军长罗广文率部前往“清剿”，屠杀的人数以千计。
第二次是１９４７年冬，共产党员陈尧楷、陈相应等在大竹、邻水起义，达县、垫江、梁山各县农民纷纷响应，西南长官公署派整编第七十九师一个整编旅前往进剿，在大竹的杨通庙、张家场将起义军打散，搜到了许多标语、传单和文件，杀了一些参加起义的乡长和农民。
第三次屠杀是在１９４８年夏，完全是由我主持的。由于重庆、广安、岳池中共地下党组织先后遭到破坏，爆发了“岳武”起义，由共产党员张蜀骏、王屏藩在岳池、武胜两县率领３０００农民起义，向岳池县猛扑，将南充保安队击溃，当场击毙南充警察局局长，震动了成都、重庆。当时，整编第七十九军已调往陕西，重庆连一支正规部队也没有，受到很大威胁，乃星夜赶调驻万县的暂七旅一个新兵营、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一个支队，以及长官公署的警卫团组成“清剿”部队，派内二警总队长彭斌为指挥官，二处副处长杨元森为副指挥官，用分进合击战术，向岳武地区进剿。另外，王陵基还调来两个保安团参加“协剿”。为了搜查中共地下党，我派大批特务组织成“识别队”、“搜索队”、“情报组”，随同杨元森前往岳池、广安、渠县一带做起义军的分化瓦解工作，破坏中共地下党的统一战线，把当地的地方势力争取过来，使起义军陷入孤立，很快遭到失败。这次，“进剿”，俘虏了起义军３００多人，将张八妹、徐世连等领导干部３０余人押到重庆，囚禁于中美合作所（大屠杀时遭到屠杀）。事后，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鉴于事态严重，还亲自前往华蓥山各县，撤换了一些反共不力的县长，解散了岳池县的两个中学。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8）
第四次屠杀是在川东绥署主持下进行的。当时派了第一○八军的一个师在大竹、垫江、领水一带搞“三光”政策，起义领导人陈尧楷、徐相应在战斗中牺牲，华蓥山人民遭到血腥清洗。
祸及川康
为了破获中共川康工委，我在１９４８年曾作过两次努力，结果都失败了。
１９４９年１月，成都站站长刘鉴先、组长周生才，利用成都中央军校教官胡秋，以同乡关系搭上了中共川康工委书记蒲华辅。当时，蒲华辅想找胡秋在军校开展军运活动，结果被成都站抓到了。蒲华辅经不起考验而叛变，使他夫人和川康工委的华健等先后被捕。蒲还交出了刘迪先、刘盛亚、王文鼎等３０多人的名单。在逮捕华健时，特务们又从他身上搜出沪县专员陈离写给华健的一个证件和一张名片。刘鉴先用长途电话向我报告了这些情况，我即率领陆坚如、雷天元、漆玉麟等大批特务由重庆赶往成都，又从蒲华辅口里追出成都军运负责人韩子重、西康组织负责人任炽昌等。我先派张芸樵将韩子重诱捕到案。韩子重系四川省军管区副司令韩任民的独子，在四川省军区任参谋。我经过追逼，韩子重交出了军运组织，出卖了军管区四个参谋。我以此材料至四川省政府，命韩任民交出黄子万、王侠夫等４人。我正想驻在成都将中共川康工委所领导的组织全部破坏时，因蒋介石通电下野，政局突变，不得不停止活动，只将蒲华辅、韩子重等１０余人押回重庆，行前奖给胡秋５０００万元金圆券，并提升他为成都站组长。
我将陈离及韩任民的情况转告王陵基，王听后大发雷霆，即将陈离撤职，对韩任民大加斥责。
狂妄野心
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当时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国民党军队仍在疯狂挣扎，我认为这是为蒋介石尽忠效力之时，局势虽极其紧张，但还是有办法，苦撑待变，打开一条出路，维持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盘踞西南那种形势。因这种“亲美崇蒋”的思想支配，我有以下几种妄想：
一、国共之争，系国际问题，两个阵营的斗争，美国决不会丢掉国民党，等美国直接出兵援助蒋介石，参加了中国的内战，形势就可以改变；
二、寄托于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在西南周围的百万大军，以西南的物力丰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即使失败，将力量拖到康藏高原、云藏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