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脑筋，以为只要努力推销就能生意兴隆，所以1937年主要是大搞“硬行推销”。在这方面，乔治·华盛顿·希尔依然是花样最新。为了跟他竞争，报上整版的广告宣传“‘骆驼’牌香烟促进内分泌，增加胃液碱性，帮助消化”；一个叫做约翰尼·罗芬提尼的小个子旅店跑堂，受雇在电台天天叫嚷“要‘非利普·莫里斯’牌”香烟，到处震耳欲聋：“老金”牌香烟也不甘落后，自称经过什么“氧气瓶式热量计”测量，香烟里含有若干英国热量单位。
不论什么行业，大体都有一批独出心裁的奸商滑贾。约翰·D。洛克菲勒（他是旧式资本主义的象征，在《美国名人录》里傲然自称为“资本家”）1937年死了，这也许有象征意义。企业现在改由经理人员管理，他们都有新的操纵推销之术，并且倚仗尼尔森的“广告成效调查”。他们大吹大擂，说什么“利斯特林牌牙膏能把口腔细菌消灭百分之八十六点七”；说妇女们担心干家务活使得“脸干皮皱手粗”，害上了“星期一忧郁症”；说男人胡子没刮净，“下午五点脸上出现阴影”，丢了饭碗；说“体重九十八磅的瘦小子”无法找女朋友；说男人要是裤子没安上“塔伦”牌拉练，将为上流社会所不齿，等等，等等。（那时男人裤子多数仍然钉扣子。如果漏扣了一个，在有妇女在场时就互说暗语：“一点钟了”。听到这话，安上拉练的处之泰然，其他的毛头小伙子就得偷偷摸一下，看是不是“出现漏洞”了。）
1937年，人们的空余时间普遍地多起来了，家庭生活自然受到影响。自从不景气时期采用非全日工作制以来，工业确立每周工作五天的制度。工余之暇，主要的娱乐还是听广播和看电影——这一年观众第一次看到《白雪公主》，并且听到纳尔逊·埃迪和珍妮特·麦克唐纳在《五月花开》里放声对歌——可是时间多了，也就向其他方面发展：业余摄影，集邮，下中国象棋，赌宾戈，打高尔夫球，骑自行车远足，滑雪，滚木球等。而打垒球则风行一时。美国足球协会正在组织进行第四届全国锦标赛，不过职业足球的黄金时代还要等到上电视才能出现。
1937年1月20日，罗斯福再次宣誓就职之后演讲说，“全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得坏，穿得坏，吃得坏”。知识分子那时主要还是批评社会制度问题，转而关心世界危机是后来的事。至于那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的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人，他们是不太会替别人担忧的。自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青年人头一回又时兴隐语：女青年们说小伙子“滑”［有趣］；男青年说姑娘“利落”［美妙的］，不过也知道自己会在她手里“吃憋”［受捉弄］。最好的赞语是“对路子”［妙透了］和“吓死人”［好极了］。1937年“吓死人”的流行歌曲，有好几首歌词晦涩，同目前最难懂的“摇摆舞曲”不相上下，例如什么“迷魂阵”，“果料冰淇淋”，“三个小傻瓜”，“姐儿老实哥儿灵”等等。那一年的情况，由此可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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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华盛顿的情形也挺奇怪。罗斯福竞选连任获得异乎寻常的胜利，他有政治手腕，民主党在国会里又占了压倒多数，总统要做什么，应该比四年前那开头的一百天更是得心应手。可是不然，他样样不顺心。有时他好象非但不能控制全国，甚至连那应该对他感恩戴德的民主党也控制不住，这尤其出乎他的意料。他所遇到的困难一部分可以说是由于他判断上的错误，虽然这些错误当时还不明显。他当时把击溃兰登看做是人民拥护他的领导，而对于他的领导——同时也是对于人民的意愿——横加阻挠的最大势力是最高法院，这种判断也是理所当然的。
总统先前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最高法院“陈腐”，没有得到好评，以后一年多就再也不公开谈论最高法院的事。可是就是在那个会上，他对于法院禁止规定工资工时的批评，也并没有比胡佛所说的严厉；他不过说，这个禁令造成了一个三不管的局面，国会不能过问，各州议会也管不了。可是这时候他却在琢磨着对策。他对法院存有戒心，远在遭受挑战之前：1932年竞选期间他就说过，在股票市场大崩溃时，联邦政府各部门，包括行政、立法，“还有，我不妨加上，最高法院”，都掌握在共和党手里。他显然认为最高法院也是属于党派之争的问题。他的意见也许是对的，可是美国人民，包括国会议员在内，都以为最高法院和宪法是超然于党派政治之上的。可惜罗斯福非但在战略上犯了错误，在战术上还走岔了一着。随后这一场斗争，暴露了约翰·根室所谓罗斯福的“最坏的性格”，这就是“好绕弯子”，“不够坦率”，“近乎弄虚作假”。他使人家觉得他要暗暗地给那“九个老头”来一下；就象约翰·伦道夫评论马丁·范布伦【美国第八届总统（1837－1841年）。】的那样，“悄悄无声地划桨，一下子就到达目的地”。
罗斯福暗地划船，有些耳朵尖的人在正月里总统宣誓连任那个雨天就已经有所发觉了。总统后来对朋友说，那时他跟着首席法官休斯宣读誓词，读到“维护美国宪法”这几个字，“真想说‘是的，可那是我所理解的宪法，十分灵活，能应付民主制度中的任何新问题……’”他在宣誓后的演讲中实际上也说出了类似的话，而休斯是听到了的。总统说，美国人民决心向前迈进，“要求民选政府的每个部门都用有效的手段来执行他们的意愿。”那时有个新政派留神休斯的表情，他说“休斯无疑是听懂了的。”
两周过后，总统跟首席法官又会面了。那年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答应参加司法部的年宴，出席的人觉得休斯和罗斯福两人都很兴致勃勃。休斯为什么高兴，无人知道；罗斯福的开心可为的是暗地恶作剧，这不久就传开了。原来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翻看旧档案，查出了一条建议，说如有法官已达七十高龄仍未退休，总统应加派一位来加强联邦的司法工作的活力。这个文件是1913年写的，起草人是当时的司法部长詹姆斯·C·麦克雷诺兹，这时此人正是最高法院里拚命反对新政的“四骑士”之一。卡明斯指出，要是对休斯所主持的最高法院也用上这一条，总统就能提任几个自由派法官使反动浪潮逆转，再不会有六对三票、五对四票的裁决了。后来这个著名的（同时也是声名狼藉的）“法院改组”的做法，就是源出于此的。
罗斯福听到卡明斯的意见之后就曾说过，“霍默，就是要这一条啊！”之后，他就坐上飞机去里约热内卢开会，把司法部长留下来起草有关的法案。卡明斯认为这个主意很好，不过在年宴上也觉得尴尬，偷偷地对同事说，“我觉得很象是在暗中捣鬼。”罗斯福也觉得是捣鬼，可是他正因此而感到开心。暗中策划，让人家自作自受，这本是他的爱好。1937年2月4日，他召集内阁部长和民主党国会领袖开会，拿出S。1392号法案来。内务部长伊克斯乐开了，可是向国会提出法案的不是他而是国会领袖，他们几乎都默不作声。会后坐车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返回国会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州的哈顿·萨姆纳斯突然对别的议员说，“伙计们，这回我可要洗手不干了。”副总统加纳当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过没人知道。
不出所料，自由联盟又活跃起来，参加反对改组最高法院。他们那边阵容很强，有美国商会，有全国制造商协会，有美国革命女儿会，还有由右翼报纸发行人弗兰克·甘尼特领头的所谓“宪政委员会”。所有这些，都是意想得到的。可是，社会上也掀起了一股自发的抗议浪潮，这其中有美国退伍军人团的分团，基瓦尼俱乐部会员，也有些妇女团体。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参议院中的独立自由派——博拉、海勒姆·约翰逊、伯顿·惠勒——竟也坚决支持法院一方。罗斯福这回不客气了；他发表炉边谈话，说最高法院越权否决选民们已经同意的改革方案。在五月花饭店举行的民主党百元份餐筹款宴会上，他呼吁党员效忠，支持通过S。1932号法案。惠勒参议员起而反击说，“自由派事业的胜利，决不能靠玩弄骗局，往投票箱塞假选票，也不能靠在法院里添人，把持院务。”参议员爱德华·R。伯克最是不留情，他在纽约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宣布，美国的宪政有“濒于死亡”的危险。
自最高法院成立以来，法官们这时破题儿第一遭要破门而出了。首席法官休斯对朋友开玩笑说，“要是什么党要我主持代表大会，我也能主持。”可是他表面轻松，暗地里却憋着一肚子气。后来总统提出意见，说最高法院法宫年纪太老，人又太少，积案累累，无法清理，休斯就下定决心出面反驳。据惠勒参议员回忆，他应休斯电话邀请，去拜访休斯。一进门，休斯就严肃地说，“孩子生下来了”，随即把一封信交给他。惠勒一看，正是自己所盼望的。信里说，法院办案并无延误，法官们谁也没有负担过重，而且即使总统所说属实，多派几个法官也只有延误工作，不会加快。非但如此，法官们还是团结一致的；布兰代斯和范德万特两位都赞成这封信。惠勒告辞时，休斯说：“这件事我希望你广为宣传。”惠勒照办了。第二天，他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宣读了那信，据他后来追述，“当时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连掉下一根别针也听得见。”
最高法院的改革，就此半途而废。而有趣的是，那些老顽固的法官居然表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自由思想。3月29日，最高法院撤消了禁止规定女工童工最低工资的原判（新政派马上把这天叫做“白色的星期一”），跟着又确认《瓦格纳法》有效，而使政府感到极其宽慰的，是宣布社会保险法也有效。后来范德万特法官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