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两星期，报纸的本地新闻编辑部和法庭都忙乱不堪。一批政府律师在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马迪安的领导下，于星期二来到纽约联邦法院，要求对报社编辑发出禁令。一位上任刚好五天的法官，安排于星期五进行审讯，并发布了一项临时限制命令。《纽约时报》顺从地停止刊登，但星期五《华盛顿邮报》却开始刊登该报关于文件的报道。很清楚，《华盛顿邮报》编辑们也有同一的消息来源。四天后，《波士顿环球报》也开始刊登这些文件。同时，美联社开始往世界各地播发《华盛顿邮报》所发表的文件。刊登该项文件的报纸也有《纽约时报》。
马迪安到法院去对《华盛顿邮报》起诉，但是，华盛顿联邦法院的法官连个临时性命令也不肯发布。他认为，政府不能“事先限制发表本质上属于历史性的资料”。美国上诉法院以二比一的多数通过对《华盛顿邮报》发出禁令。纽约市法院法官拒绝对《纽约时报》发出永久性禁令，但决定把临时禁令延长以等待上诉法院做出判决。最后，在下一个星期五，1873号和1875号两案交到了美国最高法院，该院以六比三的票数做出有利于报界的裁决。接着，九位法官提出多至六种的不同意见。尼克松提名的伯格和哈利·布莱克门，同约翰·哈伦一起，构成少数。
马迪安的主张是，司法部不过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试图收回被盗文件。可疑的盗窃者是谁，当时没有指明，但联邦调查局是知道的。此人就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哈佛大学的优等毕业生，写过一篇论决策过程的博士论文，曾在兰德公司工作，后成为麦克纳马拉的亲信，协助编纂过“五角大楼文件”。他最初属于鹰派，后来由于事态的变化，和其他许多鹰派一样，变成了鸽派。因为他成了使公司难堪的人物，便辞去兰德公司的工作，在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任研究员。对于是否公布这批文件，他长期犹豫不决。美国入侵柬埔寨终于使他下定了决心。
6月23日，还在躲藏着的埃尔斯伯格，在一个没有宣布的地点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自认就是提供这批文件的人。他宣称，美国应为越南悲剧受到谴责，“在印度支那，没有美国的钱，哪一年也发生不了战争。”他说：“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我感到再也不能参与对美国人民隐瞒这种情况了。我是自己决定采取这个行动的，我准备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6月28日，他向波士顿当局自首，并以5万元的保释金获释。而就在当天，他在洛杉矶被控犯了盗窃政府财产和违反间谍法的罪行。六个月之后，又对他提出12项刑事控告，其中包括谋叛。他以前在兰德公司的一位同事，小安东尼·拉索也遭到控告，此外还有一位从事广告工作的洛杉矶妇女和前南越驻美国大使。埃尔斯伯格说：“我什么也没有偷，也没有犯间谍罪。我没有犯法，也从没想危害我的国家。”
一批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于1973年观察调查水门事件之后，得出结论说：“这批五角大楼的文件，是使尼克松政府倒台的最后一击。”白宫特别调查小组——管子工——罗致了两名纽约前警察，这两个人是杰克·考尔菲尔德和托尼·乌拉塞维奇，一对伦尼扬【伦尼扬（Damon Runyon，1884～1946年），美国短篇小说家和新闻记者，擅长写有关纽约市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的幽默小说。——译者】笔下的人物。他们两年前曾在约翰·埃利希曼的雇用下进行过政治调查；他们的任务，先是由埃利希曼分派，后来由约翰·迪安安排，包括调查查帕奎迪克爱德华·肯尼迪车祸案，批评南越美莱屠杀案的人的情况，反尼克松的参议员的饮酒习惯，华盛顿一位专栏作家的私生活，一位著名民主党人的兄弟是否搞同性关系等等。在五角大楼文件案件发生后，他们第一次接受了“管子工”的任务。
那时候，任何曾和埃尔斯伯格在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得对许多问题做出交代，在任何人的心目中都认为最可能的同谋者是莫顿·霍尔珀林，因为他曾指导过五角大楼文件的编纂工作。霍尔珀林曾是埃尔斯伯格的朋友，后来做了基辛格的助手。他离开政府后，便到了华盛顿自由主义派的智囊班子布鲁金斯学会。查尔斯·科尔森认为，霍尔珀林是泄密的一个根源，他那里也许还存有机密材料。如果真是这样，这批材料可能就存放在他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办公室里。科尔森于是派乌拉塞维奇承担这项侦察任务：这个前警察回来报告说，根本没有办法闯入布鲁金斯学会。根据约翰·迪安后来的交代，科尔森这个不肯轻易罢休的人，曾对考尔菲尔德说：“必要的话，他应该在那座楼内放上一枚燃烧弹，趁着火起混乱的时候，把那批文件取回。”
这在那两个纽约前警察看来，未免太过分。他们感到，应该有人对科尔森的感情用事进行约制。他们把情况反映给迪安，他马上就赶乘下一班飞机到了圣克利门蒂。迪安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打电话给华盛顿，关于燃烧弹的事，就未再提起。但是，对考尔菲尔德和乌拉塞维奇来说，这胜利的代价却是很大的。白宫对他们两人的能耐突然不感兴趣了。过去一般都会分派给他们的工作，现在却交给管子工里两个新升起的明星——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考尔菲尔德被冷落了三个月之后，决定制定一项进行政治侦查的高超计划，并希望把这计划卖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这计划的代号是“沙地楔子活动”。11月24日，迪安安排他去见米切尔。但是面谈并不成功。考尔菲尔德预感到会找别人去搞这项工作，而在他离开时，他知道，他没有估计错——坐在司法部长外间办公室里的就有戈登·利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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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春夏，理查德·尼克松正秘密地在他的白宫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装置时，民意测验表明他的声望在继续下降。总统的助理们由于越南战争无法控制深感苦恼，而这仍然是美国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他们彼此争论着如何最有效地扭转前一年秋季中期选举表现出的那种令人沮丧的选民政治情绪。有一点是他们全都非常清楚的：他们需要大笔的钱。幸而他们的情况要比债务累累的民主党好得很多。总统私人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掌管着1968年未曾用掉的竞选经费近二百万美元。1971年1月，卡姆巴克在美洲银行加利福尼亚州纽波特滩支行存入1972年第一笔竞选资金50万元。有趣的是，这笔款是以银行本票存入的，而这本票是他用现金在街对面的太平洋保证国民银行支行买来的。即使在当时，他已在采取措施，使人不容易搞清楚捐款的来源，因为即使在当时，他就知道在未来竞选运动中使用的款项，许多都将是来路可疑的。
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有一些款项的来路相继出现了。最早在3月份出现的是奶制品工业。3月初，农业部长克利福德·哈丁宣布，“加工牛奶”——用来制作乳酪和黄油的牛奶——价格补贴和前一年一样，100磅仍为4。66元。奶制品工厂主采取措施要改变这一决定。3月22日，他们组织了一个名为农业政治发展金库的向共和党行贿的运动费，并投入1万美元。第二天，奶制品合作机构的16名领导人被邀请到椭圆形办公室去与尼克松和哈丁相见。他们对总统和哈丁部长讲，他们要求联邦政府给予更高的价格补贴。第二天，他们又为尼克松拨了2。5万元的竞选资金。第三天，哈丁就改变主意，把奶制品价格补贴改为4。93元。于是在共和党的银行账目上，这些奶制品工业的领导人总共添进了52。75万元。
几星期后，又开辟了一个财源。自从尼克松政府上台初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总经理哈罗德·吉宁一直在设法阻挠司法部一个特别工作组，该组的任务是阻止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实行合并。司法部的专职律师决心要证实一个原则问题：企业竞争被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样的一些任意扩张的巨型集团非法地破坏了。负责指导政府这一行动的是司法部反托拉斯司司长理查德·麦克拉伦。麦克拉伦则向司法部副部长克兰丁斯特负责；一般认为米切尔对这一案件完全不予过问，因为他在纽约的法律事务所曾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所雇用。1971年4月19日，麦克拉伦和克兰丁斯特经过商讨，同意向最高法院上诉。克兰丁斯特打电话给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律师，把这一决定告诉了他。
当天，克兰丁斯特接到约翰·埃利希曼的电话，告诉他尼克松总统“指示”他完全撤销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个案件。这位司法部副部长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和麦克拉伦和检察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都已过问此事。“哦？”埃利希曼不高兴地回答说，“我们再考虑考虑吧。”几分钟后，克兰丁斯特的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尼克松，他一开始就说：“你这狗杂种，难道你不懂英语吗？”他命令克兰丁斯特不要上诉。这位副部长感到恼火，他告诉米切尔说，他宁愿辞职不干，也不屈服；他还认为麦克拉伦和格里斯沃尔德也会跟他一起辞职的。过了不久，米切尔告诉他的副手，说他已和尼克松谈过了，“他说，在反托拉斯案件上，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总统和司法部长对克兰丁斯特的态度是不够老实的。科尔森后来在给霍尔德曼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他正竭力要切断白宫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一切函件往还，因为那将“会使总统和这个案件牵连在一起”。而米切尔虽然嘴上说已把整个事情交给他的副手办理，却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和吉宁定期会晤。早在1970年9月，埃利希曼就曾写信给米切尔，批评麦克拉伦的态度，并提到和吉宁的“谅解”。
在克兰丁斯特和麦克拉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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