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发型装扮起来供公众消遣。而他们其实并不会唱。大多数歌喉甚至在剧院后座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是在同声室里加以放大，制成录音带然后拼拼凑凑去掉走调的音。他们出现在听众面前时，只是装作唱歌的样子，而由扩音器播放唱片。他们扭着屁股，弹指劈啪作响，脸部做出一副愁眉不展的表情，却去糟蹋一些好歌，如《我曾经默默地爱过你、爱过你、爱过你》，或《是的！雨水主要留在平原上》。贾尼丝·乔普林在她因饮用威士忌和毒品伤身致死之前不久曾说，“我对于青少年的意义，是使他们可以不失童心，却仍能赢得胜利。”披头士乐队中的约翰·伦农说，“我们现在比耶稣还吃香。”他们的听众也许会对这类话感到厌恶。他们毕竟已经习惯了毫无意义的词句——一个作者在《喇蛄》杂志上写道，“要学会忘却，”这是对该颓废派青少年杂志的读者讲的比较明智的一句话。珀杜对二千个青少年进行了民意测验，问他们什么是美国青少年面临的最严重的向题。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说是粉刺。
警察却不会同意这种说法。过去的十年间，青少年被捕的人数猛增了百分之八十六。在“从加利福尼亚到缅因的一些中学”里发生了仅仅一个星期的暴力行为之后，《时代》杂志的一条大标题就宣告《青少年作乱了》。鲁思·肖恩勒·卡文教授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少年犯罪，其中包括她所说的“酒精－汽车－性行为”的社会学教科书。在一些原来很安宁的居民区，重罪案几乎已是常见的事。联邦调查局报告，美国因凶杀、强奸、抢劫、严重殴打、盗窃、偷汽车等罪行而被捕的人，年龄十八和十八岁以下的几乎占了一半——而在郊区则在一半以上。1960年许多郊区开始订立青少年行为守则，但是这些守则没有法律地位，遵守全在自愿；它们的主要价值只是证明父母的权威已经破产。《酗酒少年》连环画中的警察说，“在这些小子们看来，社会不值一个屁，”而情况往住确是这徉。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父母和子女的价值观念有惊人的差异。盖洛普测验报告说，四分之三的青少年说他们知道考试中作弊是很平常的事。他们对此并不感到什么不安。
在富裕人家嵌有护板墙的娱乐室里普遍存在的青少年吸毒会的最早的证明，是1960年韦斯切斯特县的警察缉捕队发现的。震惊过去了以后，父母说还好不是酗酒。接着，加里福尼亚南部旅游地圣卡塔利纳岛的警察宣布说，富裕人家十三四岁的儿童酗酒已成为平常的事，还说今后要向酗酒儿童的父母收取每小时二元五角美金的照看费，直到父母领回为止。从全国的范围来说，青少年中经常喝酒的，估计占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六。在纽约州的扬克斯，高中学生经常喝酒的占百分之五十八，其中百分之六十四说他们是驾驶着家里汽车出去喝酒的。在费城郊区的玫瑰谷，父母允许孩子带着成瓶的酒去参加聚会。他们的父亲充当酒吧招待员。这不由得使人们纳闷，克拉伦斯·戴【美国当代作家，著有《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改编话剧后，卖座历史不衰。书中的父亲是个比较老派的父亲。——译者】的父亲对此会怎么想。
六十年代一再出现的新闻报道，除了城市少数民族集居区的骚乱、一年一度的达拉斯市事件周年纪念、战争的暂时停火外，还涉及到新港爵士音乐节和洛德代尔堡青少年饮酒发生的骚乱。然而，青少年喝酒的普遍程度是不应当使人感到惊奇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在表现他们的社会身分。富裕、缺乏真诚的责任感，以及置身于失业人群之外的地位，使他们具有有闲阶级的一切特征。
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在他们感到无聊和喝醉了的时候，往往破坏性很大。密苏里州汉尼巴尔一条简短的新闻，使人凄伤地感到人们所珍爱的一个美国神话已应更改了。在汉尼巴尔的卡迪夫山脚下树立着一座有名的汤姆·素亚和哈克贝利·费思【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作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的塑像，两人都光着脚，肩上扛着钓鱼杆；一块牌子上刻的字说明，这里就是汤姆和哈克两人“随心所欲地游戏和闲逛”的地方。可是，任何男孩子在六十年代后期，如果天黑以后学他们的样，就要冒被逮捕的危险。因为青少年破坏他人财产行为的增长，年轻人晚上10点钟以后在卡迪夫山一带——实际上在汉尼巴尔的任何地方——游荡，都是禁止的。
这是一条严峻但又必要的法律；在密苏里和其他地方，破坏财产确实是个实际的问题。1968年2月，在自助食堂里发生多次起哄摔碎餐具的事件之后，纽黑文中学的学生，在一个星期之内，有三十人被捕。芝加哥的梅伍德郊区有五百个学生因抗议返校节上选出美女而同警察发生了武斗。还有芝加哥的邓巴中学的将近三千名学生跑出课堂去投掷石头砸汽车。在一次典型的郊区事件中，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一伙青少年——政府官员的儿女——用垒球棒击碎汽车挡风玻璃，造成了七千到八千美元的损失。当他们被捕以后，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好玩”。还有一种流转颇广的暴力的表现方式是，强行闯入他人的聚会。有一个时期，每一个周末，在韦斯切斯特、费尔菲尔德、罗克兰、巴克斯等县——都是围绕纽约的一些高级的郊区——都发生大批这一类事件。典型的情况是，六个或八个青少年不速之客，在别人的宴会进行得最热闹的时候闯进去，砸开这家家长的酒柜，砸毁玻璃器皿和家具。
有时请来的客人更厉害。他们互相比赛看谁能把主人家破坏得最厉害。一次令人难忘的舞会是为了庆祝金发姑娘费尔南达·沃纳梅克初进社交界，在她继父母在长岛的南安普顿三十间房的大宅邸里举行的。被请去参加的有八百多当时《时尚》杂志称之为“漂亮朋友”的儿童。当乐队离开以后，他们之中一百二十七个人把那大厦破坏得一塌胡涂，砸碎了窗户玻璃、扯下窗帘，在吊灯上打秋千、拆毁电话机，砸坏电灯、装走用具并把大部分家具丢弃到海滩上。这场恶作剧的损失，据估计约在三千至一万美元之间。
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往往破坏得最凶，不过，无论在哪里都可能发生骚乱。有一次美国独立纪念日，在衣阿华州的阿诺兹公园里有五百个喝醉了的青少年向警察猛掷石头、啤酒瓶和混凝土碎块；骚乱是由他们中的一个人向警长挑衅开始的，他喊道，“嗨，兔崽子，这地方我们要接管了。”在芝加哥，一个摇滚舞音乐会——为了促进同青少年的友好关系而由市政官员安排的——不得不中途取消。在第一次演出中，观众站了起来挥舞轮胎链条和木棒；受伤的有一百三十五人，包括六十五名警察。
北达料他州大学直到该校学生刊物《学生》提仪在附近札普镇举行一次欢乐的周末之前，是国内最安宁和最守规矩的校园之一。札普镇长诺曼·富克斯很高兴，他写信给附近的各大学，保证供应“特殊风味的札普肉饼”和“愉快、纯洁、大吃大喝、令人笑得肚子疼、流眼泪的大量欢快。”他搞了一件印有“北达科他州札普即欢闹”字样的圆领汗衫，并且宣布这次盛会叫做“札普集会。”大家谈论着札普有可能成为北方的洛德代尔堡。达位镇长根本不理解这一切的含意。他管辖的全镇，人口才只三百。到了1969年5月9日星期五的傍晚，有差不多一千个学生——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男生——从五个州来到了札普。三家酒馆挤满了人。当气温表降到冰点以下时，学生们在街中心点起了篝火，他们把酒馆的桌子和座椅拔下来当柴火。随后他们又开始破门闯进店铺和人家。拳斗开始了。一辆救火车开到；他们夺取了车子，把它拆毁。在五百名国民警卫队员到达之前，来宾们已经造成了一万美元的损失。
南方的洛德代尔堡从来没有面临过同这完全一样的问题，因为在那里5月份从来没有出现过结冰的温度。但是佛罗里达州那一年同样也受到年轻的纵火犯之害。在为时十五个月的一段时间内，根斯维尔的佛罗里达大学校园里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之多的（一百二十起）、起因不明的火灾。消防队长们认为整个校园建筑有被夷为平地的危险。在休姆宿舍楼的寄宿生供认纵火之后，这危机才算得到解决。住在宿舍楼东西两侧楼的学生比赛那一侧楼能够引来更多的救火车。这一事件的特别惊人之处是，这是前几代的人决不可能想象的事。休姆楼竟是一座女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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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求斯文的机构里的男厕所很久以来都在小便池上悬挂“离开盥洗室之前务请服装整齐”的提示牌。有教养的年轻男子是不需提醒的；早有人教导他们不要当众系裤子上的钮扣。因此，当弗朗索瓦兹·多莱亚克在1966年电影“间谍所在之处”里从盥洗室走出来，当着她的合演男明星戴维·尼文的面伸手到大腿分叉处，毫不在乎地拉上裤子的拉链时，他们不免吃惊。正是这种时刻使人想到两性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改变，并可能永远地改变了。妇女越来越多的参加了一向被认为是男子的职业：电话线务员、采矿机工人、沟渠挖掘工、卡车司机、特工人员。也有更多的妇女染上了男人的恶习：当众酗洒、少年犯罪、聚众殴打。妇女解放运动领袖泰－格雷斯·阿特金森把婚姻叫做“奴役”、“合法的强奸”和“无偿劳动”，并且不同意“为依赖感所束缚”的异性间的爱情。妇女解放运动不限于美国；1970年伯纳代特·德夫林被她的崇拜者称为“爱尔兰当年的红人”，而挪威一千一百六十二名在远渡重洋中怀了孕的女水手，向她们的政府要求并得到了补贴。但是，在六十年代末期妇女大规模上街的却是在美国：芝加哥是三千人，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