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下才转而支持敌对行动的。
34A计划是在1963年12月，即肯尼迪总统被刺后的下一个月提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他多次去西贡的视察中，有一次听到一个对北越人采取秘密行动的计划，颇为中意。他于是让克鲁拉克将军负责这件事。回到华盛顿，他便对约翰逊总统叙述了一番，总统对此事也同样热衷。可是，在执行的时候，34A计划却令人颇为失望。南越的游击队、伞兵和蛙人发动的进攻者组织得很好。但北越的人民喜欢河内的政权，这些破坏分子都一一被搞掉。对34A主要负责的哈金斯将军和麦乔治·邦迪于是转而使用南越鱼雷艇去突袭共党的沿岸设施。河内认为这不过只是一种骚扰，算不得什么威胁，但截听到的无线电报却表明那些遭到袭击的北越基地的共军海军指挥官们要求进行报复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1964年7月30日，星期四，即约翰逊剥夺司法部长肯尼迪和其他内阁成员竞选副总统权利的那天，一小队南越鱼雷艇为执行34A计划从岘港出航。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也向同一水域进发，任务是挑起沿岸设施使用雷达，然后测定它们的位置——这和陆军诱使敌人炮兵开火以便测定其阵地并加以摧毁是一样的做法。8月1日，这艘驱逐舰驶过了迎面开来的南越鱼雷艇，它们刚完成一次鱼雷攻击，正在返航。驱逐舰驶入作战区，开始执行挑动沿岸雷达员开动雷达的任务。那里的北越军官们以为，“马多克斯”号是和鱼雷艇执行同一任务的。北越派出了三艘鱼雷艇来侦查“马多克斯”号驱逐舰，监听着它们的无线电联系的美国人对于对方的错误的假定是完全清楚的，他们还把这情况如实报告了五角大楼。但五角大楼对这报告未作任何评论便往档案柜深处一塞了事。五角大楼在给白宫的报告中却只是说：三艘共军鱼雷艇袭击了“马多克斯”号，“马多克斯”号当即回击，打沉其中一艘。
向公众发表的经过炮制的声明说，“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在离海岸30英里的公海上和平地航行。没有提它的任务，更没有提南越的鱼雷艇。约翰逊总统命令“马多克斯”号继续活动，并命令另一艘驱逐舰“特纳·乔伊”号前往会合。这样就给第二次东京湾事件准备了条件。8月4日夜里，一个水兵后来说：“黑得比地狱中心还黑。”指挥这次驱逐舰斥候的约翰·赫里克上校发回无线电报说，根据截听到的北越人的无线电讯，很显然，他们仍然认为这些美国船参加了34A的袭击活动。这一报告，也和前次的报告一样，被五角大楼压下了。而向公众的报道，则说美国船未有任何挑衅行为，却受到第二次攻击，这一次是在远离海岸65英里处。
从后来采取行动的严重性来说，这第二次事件的证据是十分无力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直至三年半后才得悉全部真相。使这些参议员吃惊的是，他们这时才知道，当时可能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特纳·乔伊”号驱逐舰的雷达荧光屏上出现了光点，它就开了火。“马多克斯”号也开了火，虽然在它的雷达荧光屏上什么也看不见。两艘驱逐舰都立即采取曲折航线前进。“马多克斯”号舰长注意到，每当他的驱逐舰急转弯时，他的信号员都报告说有鱼雷打来。三小时之后，赫里克又用无线电报报告说：“检查后发现，所记录的接触及发射鱼雷事均甚可疑。天气反常的影响和声纳兵缺乏冷静可能是许多误报的原因。‘马多克斯’号并未确见任何目标。建议全面考虑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那附近却肯定有北越的鱼雷艇——驱逐舰的炮火和舰载飞机曾击沉其中两艘——但美国舰只却未受到损伤，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炮倒确实可疑。在接到第一次战报后的14个小时，五角大楼还在向两艘驱逐舰询问目击者的姓名，他们的可靠性，以及北越进攻舰队的规模、类型和数量。
林登·约翰逊却不等待这些材料，便下令美国军用飞机从航空母舰“提康德罗加”号和“星座”号上起飞，目标是四个北越鱼雷艇基地和一个油库。第二天早晨，全国得知35艘北越船和那油库的90％已被炸坏或炸毁。约翰逊在电视上宣告“原来对南越和平村庄的恐怖性侵犯现在竟然已发展成在公海上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公开侵略了”。他说，我们的反应是“有限制的，恰如其分的。尽管别人似乎已经忘记，我们美国人却知道扩大冲突的危险性。我们不想扩大战争”。
如果他在这个选举年遇到的是另一个对手，他对这些小型舰艇之间的短暂冲突也可能就不会这样对待。三星期前，共和党人在旧金山的牛宫提名巴里·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正指责政府在“共产主义面前胆小害怕”。他的责难使得崇拜者起立欢呼，大喊大叫，他说：“仁慈的上帝使这个强大的共和国成长壮大，是要它成为勇敢无畏的人的家园……不是要它在强横的共产党人面前缩成一团……是我们的无所作为筑起了柏林的耻辱之墙。无所作为染污了猪湾的羞辱的沙滩。无所作为使得老挝的自由在逐渐死亡。无所作为在危害着越南的丛林。”
利用东京湾事件，约翰逊可以把戈德华特的这一论点彻底粉碎。他需要做的只是拉着国家的大旗，要求国会让他放手对付北越的那些海盗。为了这一目标，他将国会的领袖们召到白宫，要他们通过决议，授权他果断地对付这类挑衅行为。他说他所要求的只是一项两院联合决议，类似1955年在中国台湾问题上、1957年在中东问题上国会授予艾森豪威尔的抗击共产党威胁的权力。比尔·邦迪已经替他起草了决议草案，总统要求他的老友，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负责为这一议案奔走。富布赖特当时竟然同意，这事他后来很感悔恨。
1964年冷战还很严峻，国会山上没有什么人会主张对共产党的“狂乱”给予温和对待。俄勒冈州的韦恩·莫尔斯则是例外。第二次东京湾事件发生后的那个夜晚，莫尔斯接到从五角大楼来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听说这位参议员将反对总统提出的议案。他建议他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他应坚持要求查看“马多克斯”号的航海日志，这样就可以发现这艘驱逐舰离北越海岸比一般人所了解到的要近得多。第二，他应该要求知道这船是派出去执行什么任务的：这可决不是光明正大的事。
第二天清晨，莫尔斯研究了决议案的措辞，认为它是违宪的。他向富布赖特指出，只有国会才能宣战。而这一决定将是同意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不宣而战。富布赖特提醒他有关中国台湾和中东的决议。莫尔斯说，那两个决议也是违宪的，但比起这个来，多少还有点理由。当时危机严重，必须立即做出决定，这一次并不是那样。越南的斗争看来不知何日才能了结，这样给予总统一种没有时间限制的权力就将是允许总统在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时候进行干涉。莫尔斯说，决议案的措辞太笼统。他要求富布赖特举行意见听取会。富布赖特说，不可能，这是非常时期。莫尔斯不同意这一点，他是完全对的。但富布赖特已决定要求立即通过，把它说成是关系到参议员是否爱国的问题。这就孤立了莫尔斯和支持他的惟一同僚、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欧内斯特·格里宁。议案在众议院只讨论了40分钟，就以414票对0票通过。参议院讨论的时间长一些，辩论了八个小时——但正如一位观察员后来所批评的，这“比参议院平常修订渔业法案花的时间还少。”
当时表示不满的评论寥寥无几。这一行动被看做是慕尼黑后决不再姑息侵略者而要依赖集体安全的思想路线的必然延伸。按照这种推理，如果我们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其他签字国现在去援救南越，那将来加利福尼亚如受到胡志明或胡加上毛的威胁时，别人就会来帮助我们。迪安·腊斯克干脆说：不如此行动就会使美国陷于“致命的危险”。后来这种说法会遭到哄笑，但在当时却没有人觉得可笑。腊斯克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当时两党中一切政界人物所共有的。投票赞成这一决议的参议员中就有：尤金·麦卡锡、乔治·麦戈文、伯奇·贝赫、艾伯特·戈尔、雅各布·贾维茨、约翰·谢尔曼·库珀、弗兰克·卡尔森、乔治·艾肯和弗兰克·丘奇。《纽约时报》评论说：“全国对总统的一致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华盛顿邮报》说：“约翰逊总统赢得了自由世界的感激。”卢·哈里斯民意测验报道：约翰逊7月对战事的处理，全国有58％的人表示不满，但这时却有72％都表示赞同了。哈里斯写道：“仅此一举，约翰逊先生就把他在对外政策中最大的政治弱点变成了最雄厚的资本。”连沃尔特·李普曼也表示支持，相信总统已向全国表明，美国卷入越南的最大限度也就是轰炸，他决不会派遣军队。支持政府的人兴高采烈，而政府在1964年是得到国内大多数人支持的。要在很久以后，他们才会回想到莫尔斯的预言：
『我相信，历史将载明，由于这一决议，我们犯下了破坏和无视美国的宪法的严重错误……正如我今天竭力详加阐述的，我们事实上是要赋予总统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便能发动战争的权力。我相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约翰逊于8月7日该决议通过的当天便签署了。八个月后，他对一群访问者龇牙一笑说：“就我所知，我们的海军只是在那儿炮打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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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夏，报业辛迪加经济专栏作者埃利奥特·詹韦曾思量过，如果黑种工人和白种工人发现他们正在争夺同一工作，不知将发生什么情况。他认为，白种工人可能会因此对民权运动不满，他并把这种反应叫做“强烈反应”。在达拉斯事件后的那个冬天，“强烈反应”产生了政治上的含义，特别指的是：种族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