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已被肃清的一股土匪时说，这次袭击是“自从我们1955年摧毁平川教以来我的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洛奇于第二天傍晚到达西贡，他看到这次袭击佛教徒是有意给美国人难堪。事实上，这已使吴庭艳进一步失势，使他从此在其他越南保守派中也陷于孤立了。他的外交部长辞职表示抗议，并且自己也剃成和尚的光头。在华盛顿，吴庭儒夫人的父亲，南越驻美大使，声明和他女儿断绝关系。“美国之音”毫不含糊地把袭击佛寺的罪责全归之于吴庭孺夫妇。吴庭艳手下的不愿参与这类暴行的将领们于是开始密谋反对他。洛奇向华盛顿拍发电报说，这些密谋者希望知道，如果政变成功，美国抱什么态度。他应该怎样对他们说？
给他的回答很足以说明肯尼迪政府在越南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那一天是8月24日，星期六。总统在梅恩尼斯港。麦克纳马拉和麦科恩在休假。腊斯克不在华盛顿，而泰勒将军又不知上哪里去了。他们的主要副手在五角大楼是吉尔帕特里克、在中央情报局是赫尔姆斯，在国务院是鲍尔，他们都是对西贡政权极为不满的。他们所通过的一份电文是由鲍尔、哈里曼、希尔斯曼和福雷斯特尔起草的，内容坦率地告诉美国大使，吴庭儒夫妇必须搞掉。后来，当所有的人都回到华盛顿时，马上争吵得不可开交；可是，当总统决定要每一个人明确表明自己的意见时，又谁也不肯承担否定原电的责任了。
现在，洛奇向南越的将军们开了绿灯。8月29日，他给腊斯克打电报说，“我们已经走上了推翻吴庭艳改府的道路，要再回头就有失体面。”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好了。可是，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政变并没有发生。那些密谋者似乎丧失了勇气。由于对和尚们的镇压，使他们的力量受到了限制，一些带头的人物巳被外调，吴庭艳已经加强了对西贡周围的军队的控制。国务院询问洛奇，那些将军们倒底想干不干。他说，“也许他们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都贪生怕死。”
看到吴庭艳安然无事，政府中的鹰派又大大活跃起来。麦克纳马拉在8月31日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说，现在需要重新和吴庭艳对话。腊斯克表示赞同，说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军队必须留在南越一直到战胜越共为止，美国不能赞成政变。泰勒将军说他们俩的意见很对。乔治·鲍尔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则认为这是很荒谬的。秋天已快到来了，华盛顿两派之间的分政一天大似一天。到9月，当国家安全委员会派遣另一个调查团去西贡时，这种分歧已变成了一条鸿沟。调查团成员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凶种”维克托·克鲁拉克少将和国务院的约瑟失·门登霍尔，后者是一位对南越有相当丰富经验的比较高级的外交官。他们回来后，肯尼迪总统再次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由他们两人分别作报告。克鲁拉克将军说，战争正在取得胜利，吴庭艳干得再好也没有了。门登霍尔说，吴庭艳政权已临近崩溃的边缘了。全场沉默。然后，总统问，“你们两位先生去的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在这段时期中，在越南的洛奇和哈金斯将军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他们二人都是波士顿人，两家原是世交，而现在，他们彼此几乎连话都不讲了。9月下旬，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将军到达西贡，企图再一次了解局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在机场上，洛奇企图抢先会见麦克纳马拉，因而派出他手下的两个人去挡住哈金斯的路。（“对不起，先生们！请让我过去会见部长！”）尽管如此，哈金斯仍象以前一样兴高采烈。他的乐观情绪后来反映在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的联合报告的开头一段中。报告说，吴庭艳的军队“己经取得很大进展，并在继续取得进展。”报告接着说，因为吴庭艳的军队在各条战场都获得了胜利，第一批一千名美国士兵可以在圣诞节以前撤出，全部美国军队将在1965年年底撤离同国。同时报告还附带攻击了罗伯特·肯尼迪要立即将美国人撤出越南的荒谬建议。麦克纳马拉和泰勒不遗余力地推行着后来的五角大楼的路线：
『南越的安全对于美国的安全仍然极关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力求实现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把这个国家丢给共产党，及时镇压越共的叛乱。』
但是现在这种观点在政府内部己肯定得不到支持了。总统本人就越来越不同意这种观点。9月2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接见沃尔特·克朗凯特时，他明确地说，如果越南共和国要在反对越共的斗争中得胜，那就必需“改变政策，也许还要改换人马。”他过去曾经说过：“我认为除非得到人民的支持，这场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而在我看来，最近两个月以来，该政府已完全脱离人民了……归根结蒂，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或者接受失败。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给他们装备，我们可以派遣美国人去作顾向，但是要赢得这场战争却只能靠他们，越南人民。”
10月初，给吴庭艳的每月一干万美元的援助计划不声不响停止了。吴庭艳和吴庭儒夫妇忿怒地谴责肯尼迪，吴庭儒夫人到了加利福尼亚，准备到美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说，在右派集团的支持下，谴责肯尼迪。这次旅行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失败。华盛顿官方抵制了她。她企图去看望已不愿理她的父亲陈文章，却发现大门上了锁，插了栓；这位前驻美大使当时在曼哈顿演说，谈他女儿所过之处一路留下的“熏天恶臭”。她还想到那边去找他。在拉瓜迪亚机场，她见到了纽约市的一位官员，他直率地告诉她，他不是来欢迎她的。他说，“我只是来看看夫人有没有足够的警察保护。”吴庭儒夫人厉声说，她不需要人保护。“上帝会保护我，”她说。她始终也没有见到陈文章。她在哈佛大学讲演时，大约有五百名学生向她示威，他们举着的标话牌上写着：“吴庭儒干的全是为吴庭儒吴庭艳谋私利。”她一边讲演，他们一边敲打讲演斤的大门，向大斤的两侧投掷鸡蛋，把窗子摇得嘎拉嘎拉响。到坎布里奇以后，她的群众就不多了。除了有些极端保守派的人出面捧场外，前来见她的几乎只有一些记者了。
在西贡，政府似乎己越来越失去了现实感。吴庭儒扬言要同河内结盟，把美国人逐出越南。吴庭艳的秘密警察在清除了佛教徒之后，转而向学校进攻。在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搜查中，他们先把大学生关进了监狱，接着把中学生，最后把小学生也关进了监狱。甚至天主教徒也同样受到迫害。这时，所有越南人，不分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全都向在军队中最有威信的军官杨文明将军，即“大”明呼吁，请求他搞掉吴庭艳和吴庭儒。杨文明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越南站的头头约翰·理查森联系，征求他的意见。理查森避开哈金斯将军为杨文明和洛奇安排了一次会见。达位大使告诉杨文明，美国人决不阻止政变，如果政变成功，美国的援助将给另一个反共政府。他把这情况报告白宫，得到了批准。似乎除了吴庭艳、昊庭儒和哈金斯将军，华盛顿和西贡的人谁都知道即将发生叛乱了，哈金斯还向总统保证，不会发生政变，说政变的说法都是谣言，他已经查核过，这些谣言都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是可能的。《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和另一个记者已经收到了暗传消息的纸条：“请在随军商店替我买一瓶威士忌”——这就是即将起事的信号。
11月1日，星期五，万圣节日，越南时间午后1点（华盛顿时间是半夜1点），吴庭艳的丧钟敲响了。在西贡那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日子里，这正是午睡时间。总统和他的兄弟已经回到嘉隆宫的卧室，在那里他们应该有卫兵和顶上装有带刺的铁丝网的七英尺高的围墙保卫。但是，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几卡车叛变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头围红色方巾，向着他们的防御工事发动了进攻，同时另一些士兵在重要的交通路口也设置下路障了。叛军迅速占领了机场、警察局、在西贡河岸边的海军总部和政府的广播电台，立即广播了以十四位将军和七位上校的名义发表的宣言：“陆军、公安部队、民防部队和人民武装的士兵们！吴庭艳政府滥用职权，只追求个人的野心，置祖国的利益于不顾……”
那天傍晚，迫击炮和大炮对嘉隆宫的围攻开始了。次日凌晨，十八辆坦克开始打开缺口。上午6点15分，一位叛将命令停火五分钟，通知吴庭艳和吴庭儒投降。楼上的一个窗口扯出了白旗，但是吴庭艳和吴庭儒不在那里。他们已通过秘密地道逃住华人聚居的郊区堤岸去，从那儿他们传话给夺权的军政府说，他们准备谈判。后来的情况究竟怎样谁也不知道。据说，他们接受了安全护送他们出国的建议，但这是一个诡计，这两个人不知曾欺骗过多少人，现在自己被骗了。他们被叛变的士兵抓住后装在一辆装甲运输车的后面，根据将军们的命令给干掉了。后来在那车里他们的尸体被人发现，满身弹痕，却穿着天主教神甫的长袍，他们原想在没有别的办法时，便靠这身衣服逃走的。吴庭艳的尸体上还被用刀戳了好几个窟窿。
吴庭儒夫人住在贝弗利山的贝弗利－威尔希尔旅馆，一早被人叫醒告诉她这个消息，她哭着把一切责任都归于肯尼迪总统。事实上总统自猪湾事件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安；他说，不论吴庭艳有多大错误，他也不应该被杀掉。政府其他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默不作声地接受了，甚至感到宽慰。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副总统约翰逊很不高兴。副总统曾向吴庭艳伸出援助之手，是他的朋友，在约翰逊看来，这种友谊是美国对吴庭艳承担责任的象征。政府中对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