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12英里公路上，等候汽车队的到来；因为按事先的安排，尼克松要到广场上西蒙·博利瓦尔的墓前去献花圈。第五批，也是最大的一批人则全部集中在这个广场上，身上还都带着燃烧瓶。他们的头目们估计总有一个地方要把尼克松炸成粉碎，烧成灰烬。这种死法在委内瑞拉被看做是最可耻的下场。当年1月，有些出来保卫即将垮台的旧政府的警察就是这样给结果性命的，幸存的警官们对此记忆犹新，无疑这是他们不愿意挺身而出去保卫尼克松的原因。
官方的不负责任还不止于此，这里面有些问题至今叫人迷惑不解。跟随尼克松采访的美国记者先一步着陆，他们发现大约有五百个反尼克松的青少年乘公共汽车到达机场，在机场大楼观测台上摆开了阵式。这些人到那里去显然是有意要肇事的。尼克松的飞机还未降落，他们就都朝着它挥动拳头，大声叫骂。可是当美国特工人员要求委内瑞拉治安方面的负责人让那些人离开的时候，竟遭到了拒绝，对方还说：“他们不会闹事，他们有权示威。”然后，这位负责人又命令汽车队不像通常那样停在机场内固定的地点，而是到机场大楼外边的街头去列队。这样一来，尼克松夫妇就必需穿过示威人群，多走一百多码的距离。那个负责人后来说什么长列的漂亮的轿车会使仪仗队失去光彩，这个解释实在是荒诞至极。
那天，机场上的军乐队队长也是可疑人物之一，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一演奏美国国歌或委内瑞拉国歌，副总统就不得不立正站住。另外，负责沿途保卫车队安全的当局也值得怀疑。后者是最玩忽职守的。他们告诉副总统的美方警卫人员说，在尼克松到达前一小时，街上的交通便已经断绝。这纯属瞎说，因为许多车辆一直往来不停。此外，三个埋伏地点已经集中了大量伏击的人员和物资，任何人一眼就能看见。要说委内瑞拉的军人政府也参与了这一阴谋，那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它希望出现一种轰动性的事件倒是很可能的。拉丁美洲的报刊编辑早已注意到，黎巴嫩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骚乱，已经把美国的注意力和对外援助吸引了过去。如果现在使尼克松震动一下，从而使美国在对自己南方邻国的关系上不再采取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这在他们看来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尼克松后来发现这样来解释那次糟糕的保卫工作倒是可信的。他以值得称许的克制态度指出，那些负责人对暴民的情况不可能知道得很清楚。
尼克松在从飞机的舷梯上走下来时，仍像往常一样端详着四周的人群，看看自己可能受到怎样的接待。如他后来所说，只需对那些尖声怪叫的年轻人看上一眼，他便明白：“在这个地方，我们将遇上和我所访问过的任何国家都全然不同的一种局面。”译员告诉他：“他们不友好，副总统先生。”尼克松不懂西班牙语也能明白这一点。震耳欲聋的叫闹声使他连奏国歌和鸣放19响礼炮的声音都听不清了。105发炮弹还没有发完，他已决定免去机场的其他仪式，特别是互致欢迎词和答词。他对译员说：“喂，我们不到麦克风前去讲话了。”又转身对委内瑞拉外长奥斯卡·加西亚·卢廷说：“我们免了例行的讲话，直接上车去吧。在这伙暴民的吵闹声中谁也不可能听见我们的讲话。”
这时他才发现四周并没有汽车，他朝着应是停车的地方望去，只见到一溜红色地毯，一直铺到机场大楼，还穿过大楼，铺到大楼那一边去。他远远看到汽车在那里闪闪发亮。可是中间夹着愤怒的青少年正在组织队伍，手里挥舞着腐烂的水果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仪仗队的刺刀本来还可以起点作用，但指挥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情况正在迅速恶化时，这一行美国人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批盟友：机场上的30名机械工人，在别的人都对尼克松起哄的时候，他们却向他欢呼，这种情况很突出，弄得在场的人群一时间全愣住了。美国人趁此机会溜进了机场大楼。穿过大楼出来，尼克松和他夫人刚走到观测台下面，乐队队长这时竟重奏起了委内瑞拉国歌。尼克松夫妇只得呆呆地站住。这位副总统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只“觉得是天下起雨来了”，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全是唾沫。上面的人群一齐朝下面吐唾沫，有些人嘴里还嚼着烟草，因此尼克松夫人专为这次旅行置办的红色新装上都给染上了好些棕色污点。有一个橡皮吹笛直打在尼克松脸上。国歌演奏完毕。尼克松挽着帕特的手臂，紧跟在由特工人员和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匆匆组成的一个楔形队伍的后面，从人群中挤过，走向汽车。这支楔形队伍猛地向前一冲，把尼克松拥上第一辆汽车，让帕特进了第二辆。特工人员和译员跟着都上了车。他们赶紧把窗子摇上，擦掉自己脸上和衣服上的唾沫。这时，男主人和女主人也分别赶上车来。卢廷外长和尼克松同车，卢廷夫人和尼克松夫人同车。外长夫妇都感到很难堪。加西亚·卢廷为人和善，态度温和，他想帮着把副总统衣服上最恶心的唾沫擦掉，尼克松不客气地说：“请不必费心，我一脱下这些衣服就要马上把它烧掉的。”外长接着试图进行解释，他说：“委内瑞拉人民由于过去长期得不到自由，所以他们现在的一些激烈表现不免容易超出常规。在我们新政府内，我们不愿意做出任何事情，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压制自由。”尼克松回答说：“如果你们的新政府没有勇气而且也不想去制止像刚才机场上的那种暴民，那不要多久，委内瑞拉的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自由可言了。”
驶往加拉加斯一路上的情景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以一队护卫警察和一辆记者卡车为前导，车队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在现代化的双线公路上飞驰，可是骑着摩托车和小型摩托车的示威者却仍在车队当中往来穿行，朝着第一辆轿车大嚷大叫，吐唾沫，扔烂水果。车窗不得不一直关着。车里的空气因为没有空调，简直令人窒息。进入市区时，尼克松注意到人行道上空无一人，商店全都上了锁，还安上了窗板。他正想说这可不是好兆头，便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他当时以为是司机把车开过了一个坑洼的地方。但跟着他又听到第二声，接着又是第三声；这是飞来的大石块打中了汽车。就在这时，司机猛地扳动刹车，把车停住。他们已经到了市区，遇到了第一次伏击。一大帮老老少少，各种各样的衣衫褴褛的人从近处一条肮脏的小巷里一窝蜂地拥上大街来，乱扔大石块。这里的路障还没有完全搞起来，司机马上从旁边绕过去，但几分钟后，他又刹住车。这里是一个斜坡，公路由此拐进市区中心，往上直接连着苏克雷大街；这大街是一条中间有中央分车带隔开分成六行车道的大马路，它穿过加拉加斯最穷苦的一个居民区。第二个埋伏点也就在这里。有一辆大型翻斗车、几辆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停在街心，司机都不见了。这时，另一群衣服破烂的人拿着标语牌和棍棒跑出来，向着被拦住的车队大嚷大叫。这里也有人扔石头，有几个杀气腾腾的示威者直向尼克松的汽车扑过来。
这里也发现一条可以绕行的路，于是车队又沿着那条路紧张无声地全速行进。在进入市中心区，即将到达目的地时，车队又被布置得更为严密的路障拦截住。公共汽车、卡车和小汽车在路中心横排成三行，正好挡住去路。尼克松的汽车司机不可能跨过中央岛去，因为那边是和车队反方向的单行道，而且路上的车辆已很拥挤。一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寂静得叫人不寒而栗。忽然间，特工人员杰克·舍伍德低声说了：“瞧，他们来了！”
后来估计，这群暴民大约有二百到五百人。他们飞快跑过来，吐着唾沫，挥舞着斧头、棍子和铁管。《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厄尔·梅佐站在车队前面的记者卡车上看到那情景，马上想到这真“像法国大革命时的一个场面”。这是一伙少有的狂乱的暴徒，简直要行凶杀人了。汽车挡风玻璃上唾沫直流，司机不得不开动刮水器。骑在别人肩膀上的头目高声发布命令，带领众人呼喊：“杀死尼克松！杀死尼克松！”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设法打开汽车门，如果不行，则砸碎车窗玻璃，把尼克松拖出车来。一块大石头击中一扇窗子，嵌在那特制的玻璃上，玻璃碎片飞到加西亚·卢廷的脸上，他不禁大叫：“飞进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一根铁管击中靠译员那边的一扇窗子，玻璃没有全破，可是碎渣直溅到译员的嘴上。舍伍德受伤流了血。碎玻璃也打在尼克松的脸上。同时，另一根铁管从窗子破口捅进来，朝着尼克松不停地摇晃。
那位外长几乎发了歇斯底里，哭喊道：“这太可怕，太可怕了！”尼克松朝后窗望去。根据他后来的回忆，他看到帕特在和加西亚·卢廷夫人闲聊，“仿佛这不过和有一天下午在好莱坞快车道上遇到的车辆阻塞的情况差不多，”他马上感到极大的安慰。帕特的司机也很镇定，他把自己的车子紧顶着前面的一辆，使暴民无法从后窗接近副总统。尼克松看到，示威者对帕特的车子并不感兴趣。不管怎样，这是惟一令人宽慰的。暴力行为已持续12分钟了，现在看来，只会有一种结果了。
他们在汽车里听到外面一个骑在别人肩上的头目大声发出一个命令。车子开始摇晃起来。凡是对暴徒有所了解的人——这里的人，当然都了解——谁都知道这表明事情已发展到最可怕的地步了。暴徒在无法打进汽车时，他们就来回摇动它，要想把它推翻，点火烧掉，把车里的人全都活活烧死。靠尼克松一边的窗子打开了。坐在前座的舍伍德和另一个特工人员掏出了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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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刹那间，也就是1958年5月13日中午12时45分左右，理查德·尼克松知道他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