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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对国会领袖说：“我就根本不相信，我们可以让中东处于真空状态。”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要求授权在那里使用美国军队，“以确保和维护为防御国际共产主义所控制的任何国家的公开武装侵略而要求获得这种援助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政治完整和政治独立。”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和罗斯福于1940～1941年进行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一样，和杜鲁门总统不得国会同意而做出的出兵朝鲜的决定以及1955年的台湾决议一样，这个主义是朝着授权总统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军队的道路上又迈开了一大步。
亚当斯指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中的一个缺点。他写道：“美国要想遏止共产主义在国外扩张的任何企图都会遇到一个困难，那就是如何设法证明以民族主义的斗争形式出现的内部动乱确实是由莫斯科指挥的。”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决议在众议院顺利通过，但在参议院却遇上了麻烦。像在为台湾决议进行辩论时一样，持反对态度的参议员内部意见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白宫是要国会分担原应由行政部门做出决定的责任；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想获得发动战争的权力。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和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两人特别感到担心。拉塞尔对杜勒斯说：“这是想要我们买猪不过目，不顾后果地承担义务。”杜勒斯却回答说，这是个是否忠诚的问题。他还对拉塞尔说：“如果我们对什么事都卡得太死，如果国会不愿意信任总统……我们就无法打赢这一仗。”
但是，这一仗在哪里打呢？英法两国已经放下武器，中东仅有的危险之处就只剩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问题上的争端了。经过两个月的辩论，参院以72票对19票通过了那一决议。后来亚当斯写道：“下一年，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发生了一连串爆炸性事件，全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应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问题。”事实上，这个主义对于这些事件都是不适用的。约旦事件是典型中东式的：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大闹安曼，迫使年轻国王侯赛因的首相辞职。侯赛因于是求助于艾森豪威尔，声称危机的发生“要由国际共产主义及其追随者负责”。杜勒斯同意这种说法，总统便派出第六舰队在东地中海来一次发炮示威。侯赛因在大炮的庇护下选出一个忠于他的政府。闹事的人散去，新首相没有倒台。谁也看不出，如果没有那示威的军舰，结果会有什么两样。
接着，便发生了叙利亚事件，这事件颇带有滑稽歌剧的味道。杜勒斯急于想在大马士革显示一下力量，可是叙利亚人根本不吃那一套。叙利亚政府倾向苏联，反对派的成员是一些反美军官，他们又都希望互不相扰。沙特阿拉伯的国王沙特明确告诉艾森豪威尔，这里的长期不和跟意识形态毫无关系，没有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会成为共产党。总统回答说，这话他过去也听人说过，戴高乐就曾说过“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会成为共产党”。“很显然，骚动是共产党煽动起来的，”亚当斯写道，“不过和约旦的情形不同，叙利亚政府对西方国家的任何援助都不感兴趣，因而在这里艾森豪威尔不可能有多大作为。这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存在着弱点的一个例证。”
1958年7月14日清晨，华盛顿一觉醒来，得知中东的周期性痉挛症又发作了。头一天夜里，伊拉克亲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占领了巴格达电台、邮局、电报局和底格里斯河上的桥梁。他们打进王宫，杀死了国王和王储。努里·赛义德首相化装成女人偷偷逃跑，但也被捉住杀掉。这样一来，杜勒斯的巴格达条约刚签订不过半年，它的中心支柱便彻底垮台了【杜勒斯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曾向条约成员国保证：美国将用一支“巨大的机动兵力”保护它们免遭颠覆。巴格达政变发生后，这个同盟少了一个伊拉克，另行组成中央条约组织，总部设在土耳其的安卡拉。——译者】。这情况也使黎巴嫩总统卡米尔·夏蒙大为惊恐。不久前，夏蒙还曾控告阿拉伯共产党人大量渗入了他的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为此曾亲自领导一个观察小组作过调查，小组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证明夏蒙疑虑的证据。如今，他深信自己是纳赛尔要搞掉的第二个对象，于是正式要求美国派兵到贝鲁特。艾森豪威尔同意了。
这是30年代孤立主义的大倒个，走向干涉主义的极端。不管怎样想入非非，都不能说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在第六舰队的70艘军舰和420架战斗机的掩护下，9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黎巴嫩登陆，这是和平时期美国武装力量最大的一次集结。接着，总统发表声明，解释说：“这些军队的任务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因为在黎巴嫩共有约2500个美国人。”可是，实际并没有任何迹象说明美国人（甚至黎巴嫩人也一样）是处在危险之中。而且，总统这样提出问题，事实上等于承认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不相干的。杜勒斯力图使国会领袖们相信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有关。这位国务卿告诫说，如果美国不按照夏蒙的请求采取行动，“我们的威信就会丧尽，也没有谁再会相信我们的话了——永远没有。只有我们先到达那里，共产党的干涉才可能避免。”他又说，如果不采取行动，自由世界不仅会失去中东地区和自由世界在那里的近3/4的石油资源，而且还会失掉非洲和非共产党统治的亚洲，这一段话后来被冷战专家们一再引用，以证明在任何一次国际危机中，使用武力都是完全正当的，包括越南问题在内。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曾加以抵制。这一次，进行抵制的却是国会的领袖们了。他们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对于在黎巴嫩的行动不愿分担任何责任。
艾森豪威尔主义事实上到此已寿终正寝。四个月后，夏蒙倒台，换上了中立主义的总统和总理，在他们的要求下，美国海军陆战队随即撤走。这个事件，亚当斯最后论断说：“对艾森豪威尔说来是使他灰心和不快的。”这件事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在当时是看不太清楚的。总统曾警告参众两院说，他有可能事先不经国会讨论就在中东冒开战的风险。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对行动方针进行公开辩论，那采取这种行动本身便会丧失意义。”——这是进一步批准扩大总统开战权力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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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另一边进行炮舰外交对美国来说还是新鲜事儿。这使人联想到仿佛帝国又出现了，而这正是如《欧洲市场上的美国》的作者赖纳·黑尔曼和《美国的挑战》的作者塞尔旺·施赖贝尔一类的欧洲人自信已看到在他们西边的地平线上正慢慢出现的东西。大战前，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喜欢自吹的国家，每一个美国人都看上去像贾莱·古柏和琴逑·罗杰斯，他们的孩子也都像米基·鲁尼和安·拉瑟福德【这些都是当时美国著名的电影明星。——译者】。那个美国是理想主义的、天真纯洁的，是全世界无限向往和人们私心窃慕的地方。除了在遇到自然灾害时，美国人总是以大施主的面貌出现外，他们在世界事务中几乎就不起什么作用。
如今，美国人遍布全世界。第四点计划、非洲经济委员会和各种技术援助计划派出的人员已遍及亚洲和非洲各地。国会已经批准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贷款基金、富布赖特奖学金计划以及同不在富布赖特计划之内的42个国家交换留学生的史密斯·蒙特计划。到国外旅行的美国人每年增长12％；50年代后期，到遥远的国土去旅游的美国人在200万以上，他们一年花掉20亿以上的美元。
这些钱并不一定都花得很明智、很漂亮。如果说有一个欧洲人和丘吉尔一样说，“我喜欢这些美国人，他们都是那么慷慨大方”，就有不止一个欧洲人会和让·保罗·萨特一样表示轻蔑地说：“那些美国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存在主义。”欧洲大陆和亚洲比较古老的文化的维护者对美国化的蔓延都深感是一种威胁。他们对美国青少年文化，特别是音乐，对全世界青年产生的诱惑感到惊惶不安。爵士音乐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听到。年轻的泰国国王那时正在为百老汇的一出歌舞剧《拉洋片》写歌词；柬埔寨国王则在自学吹奏火辣辣的萨克斯管。再就是美国的无酒精饮料。在曼谷，泰国总理是可口可乐的代销商，警察局长是百事可乐的代销商；艾德莱·史蒂文森称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冰冷的冷战”。不论在泰国或其他国家，可口可乐总居于领先地位。它所到之处真已是永无落日。在国外，可口可乐每天的消费量达500亿瓶，足够使一艘轻巡洋舰漂浮起来。
塞尔旺·施赖贝尔写道：“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那种由征服欲所驱使的老牌帝国主义，而是由于美国和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压力’不均而产生的一股剩余力量。”美国工业在海外工厂的投资已达575亿元，年产总值约为1000亿元。塞尔旺·施赖贝尔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公司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建立总部，以便协调它们在整个西欧的活动。”
随着美国大公司日益强大，欧、亚、非各洲的人便越对美国国内生活的实际情况感到好奇。他们听到的东西并不都是十分准确和可靠的。赞赏苏联和新中国的人对美国的种族歧视痛加指责，把蒙哥马利市对公共汽车的抵制行动和小石城事件说成是种族暴乱。关于美国社会的报道，大多强调美国生活水平高，但这却变成了愤愤不平的根源。美国的生活水平和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1950年，巴基斯坦总理利阿科特·阿里·汗访问美国时曾说：“我一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