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钱涨到四分钱，航空信由六分涨到七分。
这时工商界对生产率增长虽是沾沾自喜，教堂布道和报刊社论却不免悚然于美国生活的日趋狂乱。不过，就自杀人数而言美国在世界各国中倒并不领先，这和一般人的错觉相反。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美国的自杀率为每十万人中十点八人（男性十六点一，女性四点三），名次远远落后了，既低于丹麦（二十四点一），也低于奥地利、瑞士、日本、瑞典、西德、芬兰、法国、英格兰、威尔士。当然，美国人现在比较容易得到精神病科的治疗，而且1956年以后，那班神经过度紧张的大人物都可以吃氨基甲酸脂镇静药来求得片刻安宁了，这是一种神效的镇静剂，一般都叫惯了它的商标名字“眠尔通”。《时代》周刊径称眠尔通为“万事大吉丸”。这种药最初畅销于纽约的麦迪逊大道和好莱坞。好莱坞的落日大道和高尔区的一家药品杂货铺子当窗贴着一张红色广告：“注意，本店现售眠尔通！”米尔顿·伯利感慨地说，“我真想改名眠尔通·伯利了。”总之，那是兴味索然的一年。
这时，四十年代名噪一时的运动员都渐渐面临他们那一行日薄西山的晚景了：乔·狄马乔己经年过四十，重量级拳击冠军早已改属弗洛伊德·帕特森。体态臃肿，动作迟缓的乔·路易斯这时只是勉强厕身职业摔跤界，悄然无闻。杰克逊·波洛克已经去世了，继起的是利伯雷斯，每次出场总是由他的一步也离不开的妈妈陪着。格雷斯·梅塔里奥斯和弗朗索瓦兹·萨冈呢，已经崭露头角了，奈何听者藐藐。另一位新出名的青年歌手也一样，此君的歌声似乎无处无之，只听他唱，“哦哎－哎－哎－哎呢－呢”要不就是：
『阿伍卜巴帕鲁巴卜！阿洛卜巴姆布姆！
土蒂弗鲁蒂！奥鲁蒂！
土蒂弗鲁蒂！奥鲁蒂！』
这年秋天，埃尔维斯·艾隆·普雷斯利在《好好爱我吧》一片中进入电影界。他作为配角唱了四首歌，以摇滚音乐杂以南方民歌风格和爵士音乐变调的唱腔熔于一炉，竟博得片中最突出的地位。从此他便终年在南部、西部表演，奋力逃避那些发疯也似的追他不放的爱穿半长裤的少女，一心兜售他初次灌制的密纹唱片集——锯《公告栏》杂志每周所作统计，销路竟一下子跃居首位——象“别那么无情”和“伤心旅店”这类单张唱片，都卖出了一百万张以上。
在少女们的父母眼中，普雷斯利是可怕的。他穿着宽松的上衣，紧包的裤子，微愠的眼神醉眼朦胧，噘起的嘴唇微微开合，一手抓住扩音器，猫着腰，用屁股憧击吊在身后的吉他。主持电视节目的人是从来不肯把镜头移向他腰部以下的；他们说他太下流了，这话不假。不过，那正是他叫座的秘诀所在啊！十几岁的少女用铅笔刀把他的名字刻在自己臂上，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就猛送礼物，想把他勾引走。有一次在阿马里洛，记者问他有没有意思要结婚，他回答说，“你既然能隔着禽笆挤到奶，干嘛要自己买牛呢？”
台下的普雷斯利倒是挺直爽，讨人喜欢的。他不象利伯雷斯，从不吹嘘自己的音乐才能。他记得十二岁的时候有人送给他一个吉他，“我拿它胡乱拨弄了一两年，但是从来没有认真学过。”后来他对开卡车开厌了，就带着吉他跑到一家唱片厂去，“我弹吉他的声音据说象敲水捅盖。幸好这个厂子的技师自己开得有一家太阳唱片公司，说我嗓门不寻常，过几天说不定会来找我。”普雷斯利在他的唱片开始卖的时候，雇了一位经理人，这人说，“他唱的也许并不真象南方山歌，但听众的反应是一样的。”
普雷斯利为人粗俗，人们把埃尔维斯念作“佩尔维斯”【“埃尔维斯”是普雷斯利的名，“佩尔维斯”（pelvis）是指人体的骨盆部分。这里的意思是“扭屁股的埃尔维斯”。——译者】，而这却正是他动人之处。他喜欢长时间泡在公共游乐场坐躲闪车玩。他身穿价值一万元的金丝夹织的服装，家里有好几辆五颜六色的卡迪拉克牌汽车。他非常爱护他的头发。（可惜己经看出是个少白头）。他雇了一帮身强为壮的小伙子做保镖，又陪他玩。他住在一所四周布满岗亭的趣味恶俗的大院里。他要上夜总会，就事先去电话，让人采取预防措施。他学着国王，身上从不带钱。后来，他跟戴维·沙因一样，也被征入伍了，派在德国，备受当地新闻界的注意，简直把他着作美国文化的象征。
普雷斯利真人和他在电影里扮演的那种闹剧角色没有多少差别。在这一点上，他算得是一个生得其时的杰出人物。须知在1956年那种气氛中，哪里会有真正悲剧的地位呢？许多严肃的大事不是被漠视了，就是草草一笔带过。这里，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是：1956年7月20日是美国历史上无比重要的一天，报纸上定大标题的人却只惦记着艾森豪威尔终于把预算搞平衡这件事，竟谁也没有注意到根据1954年日内瓦协议，那一天应该在越南举行自由选举。由于选举不能如期举行，便产生了越共、内战，进而引起了美国的干涉；但那时的评论家谁有功夫去考虑这些问题呢？！
至于当时博得人们注意的那些惨案祸事，却是明白易见的；无非全是市井小报赖以糊口的话题。那年头奇闻可不少：纽约的劳工问题专栏作家维克托·里塞尔被人往脸上洒镪水，两眼瞎了。赫苏斯·德加林德兹博士在曼哈顿地铁车站附近突然失踪，据推测可能是被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拉菲尔·特鲁希略派人给绑走杀害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位教练带领着七十四名新兵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巴里岛附近泅水，遇到潜流，溺死六人。联邦调查局在波士顿破获了布林克公司的一宗二百七十七万五千元大抢案。还有，匈牙利的大叛乱原来是自由欧洲电台的罪过，是他们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多方唆使，一手搞出来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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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美国研究所的一位编辑，菲利斯·布朗女士在威斯康里的银行家年会上娓娓动听地讲了女性的种种脆弱天性。她说，千万别对女人说她不合逻辑，“一般妇女的思想总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那就是，她对一件事情的直感便是最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布朗小姐还劝他们要多说女人好话，少说男人好话。要记住，女人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的。
《时代》周刊以一种颇有气度的幽默感引述了这位汤姆阿姨的谈话。在该刊的另一期上，编辑们为了想教一位自以为才识过人的妇女有所收敛，报道说，“法国的西蒙娜·德博瓦尔，正如她痛心地称之为属于‘第二性’的姊妹们一样，为了谈话，是连饭都可以不吃的。”许多由男人编辑的妇女杂志对订户们也总是百般迁就。《妇女家政杂志》的一位编辑对一位作家说，“如果我们收到一篇谈女人的文章，描述这个女人进行了某种出乎常规的冒险活动，而且完全是她自己干的，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女人必然是出奇的莽撞，精神不正常。”作为女性业绩的最高典范，该杂志向读者介绍了得克萨斯的一位家庭妇女，说她每天早饭后一小时就梳洗停当，逢人便说，“一到8点半，我最小的孩子上学了，里里外外都收拾干净，我也打扮好了。我可以出去打桥牌，逛俱乐部了，要不就在家里看看书，听听贝多芬，纯粹自由自在地消磨时光。”
但是有心人不难看出，种种迹象表明，她的姊妹们其实未必全都象她一样满足于桥牌、俱乐部。1956年《麦科尔》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私奔的妈妈》的看来平常的小说，结果大出意外，竟比该刊发表过的任何一篇小说都引起读者的注意。不久，《红皮书》杂志发表了一篇讨论《年轻的妈妈为何自比笼中鸟》的文章。它竭力促请一切有这种感觉的年轻妈妈参加讨论——结果两万四千多人应征写了文章来。但是说妇女应该争取别当漂亮的主妇的想法，实在过于离经叛道了，很难站得住脚。因此对于单身的年轻姑娘来说，婚礼的圣坛仍然是她们唯一可行的归宿，而那些有幸伴随一位如意郎君走近圣坛的女人，一样能够变成显赫人物。1956年的名新娘中计有原为玛格丽特·杜鲁门的小克利夫顿·丹尼尔夫人，成为波菲里奥·鲁维罗萨的第五任夫人的奥迪尔·罗丹（先于她的四个是达妮埃尔·达里厄、多丽丝·杜克、巴巴拉·赫顿和拉菲尔·特鲁希略的女儿）。但那年的头彩却被一位出生费城的漂亮的女演员夺得了；她原是服装设计师奥列格·卡萨尼和男演员让－保罗·奥蒙热烈追求的对象，终于勾上了堪称欧洲首屈一指的单身汉：摩纳哥大公兰尼尔三世。若问格蕾丝·凯利究竟是怎样得手的，这个谜只好留待美国的主妇们，在她们使用自动洗衣机和替丈夫洗磨电动剃刀刀片时细细去琢磨了。凯利的父亲只是对人说，“格蕾丝是在法国的里维埃拉遇上他的。她到那儿是为了拍一部片子，叫“捉贼记”——结果瞧她捉回一个什么！”
老凯利是费城的合同商，也是个政界人士，早年曾获得单人划艇赛的冠军，所以他自己也一度是争夺对象。他回忆那位大公初次拜访他家时的情况说：“我原以为他至多呆一两小时。可是他呆着，呆着，一直呆着不走。”老凯利不由得警惕起来。（“她跟着出去玩的那些没规没矩的小伙子，我是一般都看不上的。”）然后，兰尼尔提出向格蕾丝求婚。这件事对她来说实在太重大了，于是把她支开，由男人家来商量。凯利对兰尼尔讲了一番任何一个有女长成，幸得君王宠爱的美国大亨都应牢记的话。警告兰尼尔不要忘了他那号人的地位所带来的弱点：“我对大公说，什么王族身份，我们毫不在乎。我告诉他，我恳切希望他不要象某些王公一样整天东跑西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