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公文包丢在火车上了。他往回走几步，又走回来，额头和脖子上顿时油亮起来，浅蓝衬衫的腋处一边出现一个月牙形的汗渍。唤过来一个女服务员，让她跑步去从火车上把那公文包截下来。服务员很快回来了，说火车刚离站，公文包要到了杭州才会被送回来。贺叔叔嗓音重了，说：那怎么行？开会的发言稿还在里面，还有一个德国莱卡照相机！后来我知道，里面还有一个笔记本，记着纽扣大的字迹，是贺叔叔想到的情节和细节，需要口授给我爸爸写进那部长篇小说的。其中一些词汇只有他自己识得，那是他忘了一半自己发明了一半的字。笔记本封面里夹着他妻子和儿子的照片，是小城里的照相馆以水彩上色上得过火了那种。
又在贵宾室交涉一会。没有更好的结果。贺叔叔看着我笑笑，说：小伙子，好在没把你这件大行李丢了！
我跟着他走到车站外：炎热里一些穿破棉袄的乞丐灰暗地晃来晃去，满地纵横着弯弯曲曲的污水，看去可疑。
而就在这些污水之上，数不清的人躺在行李上昏睡。馊了的西瓜瓤气味在空气中冒着泡儿，酿着什么。上海一九六三年盛夏的一个早晨，白昼来得迟些。
我们迈过一些横竖的人体，艰难地睡着却绝不甘心醒来的人们。
贺叔叔让我等着，他去寻找大会派来接他的车。
我等着。忽然出现一个想法；在这个车站，偶尔有父母让孩子们等着，他们永远不再回来，各种各祥的原因导致了如此的割舍和摆脱。孩子等到天黑，等到天明，不知道遗弃其实早已开始，那些天他熟睡，他任性或乖觉，都不妨碍一个预谋的成熟。我把小藤箱紧靠脚放好，望着贺叔叔消失的方向；他离去时在人堆里开出的路，已经又愈合。这个车站上，偶尔有个绝望地翘首的孩子。
你知道，你小的时候对大人们比对自己信赖得多。你听见父母在半夜吵架，在半夜做爱，或喝酒吃东西，第三天早上，你仔细在父母脸上找一个证据，找半夜那件不寻常的事的证据。可你没有找到，因此你认为你不过做了个梦。你为这个梦会愧怍。十一岁的女孩，因为自己秘密的一些向往而发生了梦魔。她为火车之夜的梦境感到愧怍，汗在白色泡泡纱的单调衣裙和因发育而微微疼痛的身体之间黏稠起来。
我稍稍向左边走一点。想看清人们是怎么了。人渐渐往那里聚拢，如同大群的蚂蚁要合力搬弄什么。
是一个女乞丐。坐在一只木盆里，怀里抱一个不出声亦不动的婴儿。女乞丐不会比穿白裙的女孩年长出一轮去。肮脏掩盖了她的青春。她浑身只有那个露出的乳房是干净的。不是全部，只是婴儿的嘴和脸常常触碰厮磨的那一带异常洁白。那是个很好的乳房，不像女公共浴室里的那些，存在得毫无目的。它从肩部源起，看似平坦却已在暗中勾出了弧度。然后陡峭起来，形成它最壮阔的主峰。
峰巅使皮肤绷得很紧，绷得薄极了，全然透明，透出它的沉重、多汁。一些淡紫的血管蛛网一样柔细而不确定，处女时期形成的褚色圆晕此时膨胀得出现了危机。乳头己被婴儿的吮吸重塑，塑出它原始的形状，硕大一颗呈出母性的慷慨。
所有的人都别无选择，非得去看那个乳房不可。我忽然看见贺叔叔也在人群中。他是一路找我找到这人群里来的。他闯入时只感到人群静得惊心动魄，同时他已知道了女乞丐的美丽故事。他一眼就看明自盛着女乞丐的木盆是什么木料。那是一只桃木浴盆，作出乡村豪绅家的少奶奶气质。它给用了七八十年了，经常给桐油细细油过，盆发着暗暗如肉体的润泽。女乞丐袍着婴儿，从洪水上乘木盆漂流出来。木盆以外的都失去了。人群里的谁在负责传播这个故事，人们听着。呢喃唏嘘地赞同。反正贺叔叔走到最里面时已求索到故事头尾。故事是没有得到女乞丐校对的，尤其那有关她的豪绅背景，那个被枪决的祖父，充公的豪宅和化整为零的祖产故事说她嫁不出去，没人要娶她，她只好嫁到百里外的生疏地方去。故事结束在木盆的价钱上。她的惟一嫁妆，价钱是三十五斤粮票。
粮票。和这儿的减价券完全两码事。粮票是你存活的许可。它限定每个人的占有量，限制不合理的食欲，限定人的居住范围和活动半径。必须得到上海市当局发的每月二十八斤粮票，一个人才能叫自己上海人。你可以有房产，有钱，但你可以照样挨饿；没有粮票，一切物质对你的肌体都是无机的。因此没人买得起这只木盆，知道它值，知道它盛着一条半人命。
看去多汁的乳房其实已经干凋，婴儿正在遗弃它从沉睡直接进入昏迷。
我猛见贺叔叔站在我对面时，有人正跑去叫警察，有人把一个山芋面饼放在女乞丐面前，就迅速而鬼崇地消失了。把怜悯摊开在众多眼皮下是件羞臊的事。这样露着一个乳房的女乞丐，怜爱和那个乳房便有了种联系。
我的目光始终不离开这只乳房。我几乎忘记它从哪儿来。它和眼前的图景有哪种关联，却是一阵为它而生发的激情。我在今天可以对当时的激情有所懂得了。似乎什么东西接通了它和我，它成了我的。我明白地体验它被我自己的身体负承起来的分量，一种伟大的分量。那突起；我明白地体验我自己的掌心托起它的满足。
女乞丐不自觉地向前送着胸部，雕塑一般在脊背上形成后仰的弯曲。那不自觉的原始慷慨。
三十多年来这个形象蚀在我的记忆里，越来越深。十一岁是不该去对女乞丐的乳房发生崇拜和惊羡的。贺叔叔看见了我目光的靶心。他叫我一声。我看看他，从他担忧和困惑的眼神里，我知道自己是荒谬的。我们同时又去看一眼女乞丐。一个感觉在我心里映动一下。贺叔叔的手托住这乳房。就是那只走起路来不甩动的手，它之所以不甩动是因为它有一个使命；手和这只乳房，它们有个秘密的关系。
贺叔叔又叫我一声，皱起眉露出父亲式的焦灼。他说，你可把人找苦了小伙子！他走过小小的空场地，走过木盆和山节饼，一时间把人们视线的瞄准弄乱了。他拉起我一条手臂，说：有什么好看，车在那边等咱们呢！仿佛他自己也没意料到的一个动作，他随便从口袋掏出一个小纸团儿，投在那只木盆里。两张二十斤的粮票。他扯起我走出人堆，女乞丐在后面叫：大哥，把盆拿去吧！
贺叔叔没理她，脸上有浅度的恶心。女乞丐叫他“大哥”人人都听到了。他不想那么公然地做她“大哥”。本来那点儿不经意的体己，全让她卖弄出去。他还怕她会叫着叫着上来拉他，献出一只美丽的洁白乳房。我想贺叔叔是先我一步看见女乞丐的，也一定看得比我深人。一边看一边从贴身口袋掏出所有粮票。两张小纸票在他手心不停地团着，在指缝间捻揉，心病似的愈结愈紧。如同《紫槐》中的少年士兵和老妇人；似乎有一丝儿私情是他不愿暴露的。所有人同她都似乎有一份暖昧的私情，他们正受折磨，却不能承认。
贺叔叔拉着我的手，一直拉到吉普车里。我一直找不着贺叔叔的眼睛，车内是暗的。我叫了他一声，他回转睑表示答应我，可我仍找不着他的眼睛。按说是哀哀的，按说是《紫槐》中那少年的。一个人不给你看到他眼睛的时候，不管他怎样把整个面容给你，你都是找不到的。
在几年后那些批斗会上，贺叔叔罪人一样由衷地低下头。人们把他的头发向后扯起，想让台下所有喊“打倒贺一骑”的人看看他的面容；他们看见了他被扯出了位置的五官，却看不见他的眼睛。那个时刻，只有一霎，十五岁的我看见了他的眼睛。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了，是他给我看的。他只给我一个人看那里面的委曲、狂怒，那令他疯癫的自尊的剧痛。他只允许我看了那一霎。
文化大革命。
不止了，是三十年前了。
是，叫红卫兵。
不是坏人，就是和我当时的年龄相仿的孩子。有的稍大些，二十来岁。
参加过，后来退出了。我发现一篇很长的批评文章一共才用了七百多个字，就退出了。重复性太高，多枯燥。
第05章
离开火车站以后，我没有再见贺叔叔，直到秋天。他还是照原样揉揉我的头发。我们还像原先那样亲熟。整个的来往中，却有了一截省略。
我从来不能确定那一夜存在过。
他想必是把那些都摆设好了，在快入夜的时候，说他有三五句话必须和我谈。我们都给系里那架愚蠢的老复印机延误到那个钟点。十一点，四百页书稿钉成册。就是他和我合作了两年的那本书，《中国当代文学语言的非流通性》。
没有告诉你过吗？
没关系，你需要记的事太多了。
在专注于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内，我和舒茨成了我俩私人关系的局外人。他不甘心这样，有时我也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以为最希望的就是这样相安无事，偶然约会，许多事情不去深究。这好像应该是七十岁的男人和四十五岁的女人之间最明智的关系。你知道他妻子还在挽救他们的婚姻。有次来了个中国运动员的参观访问团，酒会上挽臂走进来的老夫妇，就是舒茨和妻子。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盘起灰色发辫的女人。她有着和丈夫一模一样的顾盼和微笑，一模一样端盘子、持餐具的手势，完全相仿的方式扮个鬼睑。她同舒茨被同一种生态环境演化，成了绝好的一副对称体。长久的厮磨和摸索，两副天性如七巧板那祥一点点淘汰误差，一点点拼对如整体。非得怎样甘愿被埋没的女子，才能与她的男人形成如此的唱和。她给所有人留下的最好的印象，是她不企图留任何印象。她是淡雅的一份，可有可无，却在舒茨忘了的事情上都能给予精确补救。她轻快抹去舒茨落下的一片菜叶，拾起他扔的不是地方的一只纸杯，替他换一块干净餐巾，自如与协调，几乎像是舒茨在自我纠正，他们完全不知道那种滑稽的一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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