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却说，知道为什么我答应同他去跳舞么？因为他读过你爸爸那本短篇小说，我问过很多人，没一个人知道你爸爸写过“自己的”书。你四岁那年出的，后来运动来了。“反右倾”来了：贺一骑来了。你爸爸，唉……
我赶紧岔开她，问教授是否秃头。我说不秃就好。却是再岔不开她的心思。不知从哪里打听的，她知道我爸爸和贺叔叔之间所有近况。基本真实。她逼我再讲一遍。我无滋味透了，乐呵呵说：书的确快出版，去美国的作家访问团中，也可能有我爸爸的名字。然后我说还要和宋峻继续离婚长谈，非走不可。
一个人了。我可以漫漫无际地走、想。可以买串搪葫芦，啃，东张西望。五颗山碴果里三个有蛀虫。我想到贺叔叔刚进城的年代，女学生们用口琴吹苏联歌曲的年代。
然后，手风琴奏阿尔巴尼亚的“万岁地拉那”和朝鲜的“万井台之歌”。都那样，你唱我的歌，我唱你的歌，朋友一场，真诚地相依为命一场。
我不知道自己散漫无聊的样子被人瞅了去，我走在碎砖块上。存心让无目的的散步添了些险峻。似乎城市到处有在拆或在盖的房子，大楼。大车小车都走得慢许多、到处有我这样乱走的人。知青们自作主张地从农村和边疆撤回城里。游魂一样的步履、老大不小的年纪，自己也嫌自己多余。只有等，等着任何事发生：车撞着一个人也好。
我不知望着我的那以眼睛从“丰田”卧车的茶色玻璃后而来。我不知贺叔叔那样感慨万般地看着啃糖葫芦的我。车到我跟前了我才发现是他。他在平开的窗后对我笑笑。我手里还剩一个完整的冰糖山碴果，鲜红剔透，不知心眼是否蛀虫，他叫司机停车，叫我上来。
我嬉皮笑脸把剩的那颗红果子往他嘴边一杵：吃不吃，贺叔叔？
你不知他看着我的眼睛。就是“此生是没办法了”的那种眼睛，那种笑意。皱纹、白发，那么好看，就是“但愿有来世”的那种笑容。我拿着最后一个红果子，它在弹性的竹签子上颤颤悠悠；我让他看到这是最大最红却是最后的一个。当然我们谈的是某某最新的一篇评论。说的是我在学校的他在省人大常委交椅上的所见所闻。
车到我爸爸住的那幢楼前，停了。他为我开车门。我颠着戒尺一样的竹签子，上面是最后的红色果实。我搀扶他的右臂，半倚半偎地来到我爸爸门前。别忘了：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素来的辈分，依偎，搀扶，触碰。
我的继母把我们引进去：她鼻侧有条浅浅墨痕，显然在替我爸爸校对稿子。我爸爸倚在铺着狗皮的藤躺倚上，身上架块板，上面搁着纸墨。，从他胃被切掉四分之二后，改为这种写作姿态了。贺叔叔喘着叫他别动，躺他的。两人都在我眼前老下去。
继母端来了茶和一盘削好的苹果。苹果斑剥锈迹。他们的钱只够这水平的生活。贺叔叔说：李胖子说三个月以后保证出版。
李胖子是出版社长。
我爸爸说：妈的他事最多！中央来个文件他就要我改这改那，掏两块钱买瓶麻油来，叫我把第九章全拿了！
贺叔叔叫我爸爸放心，第九章一根毫毛不用动，出了政治差错有他贺一骑。
一抹儿冷笑从我脸上“嗖”地过去。贺叔叔也给冷了一下，朝我看看。
贺叔叔说：你老兄想出国访问，直接跟我提嘛。……
我知道这是个待遇问题，跟分房子差不多。不过你去跟文化部写信请求……
我爸爸糊涂了，瞪大眼说：什么信？
贺叔叔从衣袋里慢慢抽出一张信笺。他说；他们寄回省里来了。
我爸爸看着那三行与他毕肖的严体小楷。脸红得像雄鸡冠子，眉毛头发全竖起来：我怎么可能写这种信？清求出国？我稀罕？！我父亲的三个妹妹都在美国，我稀罕？！
……他又看一遍信，发现第一遍漏看的一行字“鉴于本人文学创作的资历，（与贺一骑合著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
他太阳穴丘凸出一道霹雳形状的紫青血管。他从狗皮躺椅子弹起，说；我怎么可能去讨赏？！
贺叔叔说：你老兄激动个啥！知道你清高，不来求我，一辈子不肯求任何人。我了解你；还有比我贺一骑更了解你为人的吗？不了解你我能帮你？没我帮你你去年离婚能那么利索？我气你在哪里——有话你该先跟我说，写这种信！又让我措手不及！
就在我爸爸给贺一骑的第二个耳光在他身心内即将成形时，我及时中断了它。
我插到他俩之间。我说，是我写的。我面带那种表情：这世上原没有任何大事，起码在我们这代人眼里再也没有了。我说：有什么了不得，不就是作家集合起来去美国赶一回集？跟去淝西赶集有什么两样？！
我爸爸愣住了。贺叔叔想把它看成一次“胡闹”，再次笑笑，却没笑出来。他隐隐约约感到我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局外。
我爸爸语不成句：你怎么可似……伪造我的……？
我笑嘻嘻地说，你伪造了我啊。
我对贺叔叔说：我爸爸投奔苏北解放区的时候，口袋里有张去美国的船票。误了那班船。四年前他的小姑给他写信，说要送他一张机票。他说那张机票不能再作废，给我女儿吧。他不想去美国，我想他去。我想要他把这里的事都停了：写作也好，生病也好。
非常家常的语气，贺叔叔仍是听出了意思：该是还清的时候了。你也好，他也好。该是给他些公道待遇的时候了。该是安慰他，平等地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了。接纳他入访美代表团，仅仅让他感觉他没有白白误掉三十多年前那班船；三十多年，不是一笔笔从日历上白白勾销了。他该得到一个起码的名分：一个中国作家，尽管默默无闻。
我想贺叔叔从我嘻嘻哈哈的抱歉中断出找的真话。
你看，我们共和国的中国人经过三十多年，早已习惯去听那些没被嘴唇和舌头印制出的词句；那些真实言辞唇齿是无法亦无力铸造的，它们的锋利形状，精准意义全在你的听觉的接受力之外。
后来的事就全是“据说”了。
据说一天贺叔叔在他那副省氏待遇的小楼里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推荐的一位访美作家代表是否在文革中有“打、砸、抢”行为。贺叔叔说，文革嘛，不打不砸叫什么文革，哈哈哈。电话追问：听说他在批判斗争大会上跳上台，当众打了一位著名作家；听说他和那个著名作家一直关系密切。贺叔叔说：有这事？电话说：听说被打的著名作家就是你。
贺叔叔沉默一阵，咽下很重一口气和唾沫，一字一句说：没有的事。
电话坚持追查：你文革中没挨过打？不是打断你、一根手指。
贺叔叔说：打我的人不少。哪里记得清呢？
电话不依不饶：不是说你挨了你那朋友一耳光之后，差点儿自杀，就是裤带不够结实？
贺叔叔咬牙切齿，说：没有的事。
第16章
半年后我爸爸接到出国访问的通知。
兴奋了一阵，摸不着头脑了一阵，他新夫人开始拿着随信寄来的二百元“置装费”跑布料店，扯料子给我爸爸做出国行头。我爸爸有一天拽我一块去路灯下看老头们下棋：其实这已成了他惟一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他对我似乎不经意地说：我不出国了。
我问为什么。
他看着一个老头“啪”地一声落下棋子，说：我有什么作品啊？一个人管自己叫作家总得有作品吧？
我说：谁比你写的多？
他自顾自离开那个棋摊子。装束同街上任何一个老头都差不多了。曾经那些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全没了。那种飘洒和愤怒，都没了。头发也不卷了，因为没有多少头发可卷。处处可见他在我继母手下的服帖。在贺叔叔和世俗以及主流社会的主宰下，他渐渐有了一个渴望：他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他再不要惹是生非，背叛成性；他只要安安生生做个正常的人，其次，有个正当职业，叫作家。
他心平气和地对追上他的我说：老贺的心他领了。因此他更得帮他把这部小说写完。
我按捺住自己的勃然大怒。嗓音如今天在美国学生面前讲中国当代文学那样无关痛痒。我说：爸爸，你们还没完？
他听不见我，说他自己的：老贺他一直很讲义气。不过呢，我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作家？人家问起来，我写了几十年在写什么我拿什么去对答？我把老贺这本书修改完就好好写自己的作品。还有几年，还写得动。
他倒是对替人作嫁，一笔勾销的几十年潇洒慷慨。他鼓舞我地笑笑：等我写出一部好东西，再参加作家代表团。我在你出生前就有一部好作品要写，大作品！你不信？信？
我笑笑。大作品。他站下来，等他自己的呼吸跟上。
他穿着不伦不类的白旅游鞋，无风格但很新的灰外套，两只脚还是歪着，忍受着过去和未来。忍受那一点儿没办法的无耻。
书？出版了。像百货店出来一批雨伞，粮店出来一批挂面，正常，谁也不大惊小怪。挂面很陈了，雨伞也过了时令。那类小说人们一看就说：又来了，不就是文革中挨斗坐牢妻离子散？
没有。他中风了。贺叔叔从哪点看都不像个突然倒下中风的人。只摔了一跤。
在书出版的两个月以后。
我很长很长时间没见他了。在忙着办出国的繁杂手续。告别故土是个非常冗长的过程。最难最沉重的部分是告别他。
还是去了。特意扮成个喜洋洋的模样，买了两罐时髦的浓缩橙粉。我知道女区委书记来尽了一星期为妻义务，刚刚离开。
不是医院的探视日。护士长叫两个护士撵我下楼。我说我从很远来的，她们说从美国来的也不行。病人都在午睡。我最后请她们把礼物代病人收下，踽踽下楼去。她们以为代收礼品意味我放弃纠缠了。我却很快回来，穿过午睡中充满深沉鼻鼾的昏暗走廊，找到贺叔叔的军人病房。
床头一个输液架，淡黄管子里的液体走动着，连着他松松搭在床沿的手。那只手很大，没有黑斑和皱缩的皮肤。它若醒来仍能给我最温暖的抚摸。它还透着少壮。他尽管老了却还有种少壮的气质。
大约三四分钟。
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