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种宏伟早早就被雕塑在他气质里。
他拿出个西瓜，告诉我这里种什么不出什么，西瓜倒能长得漂亮。他切开瓜，又把它均匀地切成细巧的牙牙儿。他真的瘦削，曾经浅浅的双下巴已成了宽绰的皮肤并失了弹性。肩膀的锐角又出来了。像他初次来我家的样子。肌肉都复活了，随他动作，在他棕黑色发亮的皮肤下拱动。
他穿一条灰色短裤，长久没洗了；腰间嫌松，被皮带系出一些褶皱。上面是件发黄的背心，处处是小孔眼。我看见那孔眼中汗珠如蚕蛾般在咬噬着。缺水，这里的人夏天都穿长久不洗被汗碱蚀烂的衣服。
我们隔着煤油灯，面对面坐在木凳上。床是土坯垒起的，两个墩子上架一块旧门板。铺张草席，靠里那头堆着棉絮，棉袄，棉帽子，一个冬大都堆在那里。
他问，我答。说我去插队的事。他问离家多远，我说从这瓜棚往东南走两百多里，沿铁路线，就是我们的集体户。他说：集体户。我说。二十多个同学，我们把一个土地庙改成男女宿舍，轮班劈柴、担水、烧饭，还种地。
他笑笑说，我们这里本该有七八个学生来，结果只来了一个，太穷了。
又成我问，他答。他告诉我他的生活是好的，大致是好的。有许多我和我爸爸想象不到的快乐。肚子瘪时，走二十里路到公社食堂去头一斤馒头，一路吃回来，留一个给看瓜大爷的重孙。那个快乐！不是快乐，是幸福。
我笑起来，说我知道那幸福的馒头。
他也笑，说他看出我这个嚼过麦芽的小庄稼汉。
一时间我真的是快乐得很。那种我爸爸和我要使劲忍受的不适，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千差万错的哑谜——源于它的极度不适，没有了。我们都在说最基本，最简单的话，那些没有弦外之音的简单语言。我知道他的快乐是真实的。他本来属于这快乐。他那快乐的乞讨童年，和快乐的中年流放，汇合于一个点——他的故乡。他误入歧途的那一段，在城市和名望地位中兜了那么大一个弯子，还是回来了。那兜出去的二十年是无必要的，是误会。现在这个中年英俊农夫的快乐，与那个说快板的小乞儿的快乐，连接上了。这看上去很苦的快乐让我看到它的和谐和完整。
那么他在兜出大弯子时所经受的，必定也是极度的不适。
原来他在名望和万人崇拜中也必须忍受不适。他此刻快乐的真切，向我反应了他或许更大程度地忍受了不适，在我爸爸忍受的同时。
他们不应该走到一起，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恰恰走到一起，成了亲密的朋友。
你看，事情所含的背叛就在此了。
我看见小煤油灯光映照中的这个中年男人。白发中的黑发，骨骼的阴影，一切表发下的形状，都在那蓄影子人于光芒的灯炬中体现出来。他显得比他本人要浓郁得多，我看见十八岁的少女亦色彩浑厚，被麦收的人阳晒褪了色的睫毛和眉毛都给灯光浓浓着了色。还有嘴唇。西瓜汁使她的嘴唇饱熟。
我能看得见少女和中年男人一起开始生活，从这个子夜。多星，萤火虫连接遥远坟场上的美丽磷火。他和她，一同生活下去，活下去。不记得他们曾经的关系，他们过去是谁，我还看她少女细瘦的手指捻动在辫梢的粉红塑料发绳上，一会，捻动在白底蓝点的衬衫钮扣上，纽扣原先是色白的，丢失一颗，补缀了一颗红的上去。她捻弄的是红的那颗。男人看着她捻动，发现它竞是红的。他看她玩枪拴的手指。玩爆破按键的手指那么孩子气。不敢听那声爆破，他把眼睛移开。讲点别的什么。他们在讲宿营安排。他说：你睡里面，我只要条线毯，睡到外面去。少女说还不困。男人笑笑，又说：该休息了小伙子，明天还要坐火车。
他是第二天晚上送我上火车的。
不。
没有。
怎么会呢？
他不可能那么对我。他从来没变过地爱我。
是，他爱我我知道得很清楚。爱一个孩子，爱一个小姑娘，爱一个改头换面的少女，不管有多少种爱，对我，他对那孩子的爱始终压在其余之上：为了对那个写毛笔字的六岁女童的爱，他得牺牲其他的爱。去上海的火车上他已把这个道理想清了。
他不像我。我对他的爱主要是因为恨。现在我知道，崇拜包括那么多恨。
请接电话吧。
我会的。全要手记吗？
回见。
不必担心，我会开得很慢。
对不起，今天的就诊看来得取消了。会议延到晚上开。舒茨主持的会我最好别找借口。
我们还好。上次在自助餐厅里的谈话之后，还算稳。
现在有几分钟吗？才吃午饭？
是这么个梦。等等，得看看我记下的。很乱。
中文。当然。
嗯……你录吧。
她走到门外。
外面——瓜田。无边际的深绿色藤蔓，叶子，上面有露水。直到天尽头，全是这绿色瓜蔓，爬得密密麻麻，层层叠叠。
初生的瓜卵石一样路在我背上。
对，是我。我是看不见的，不知在哪里，只有感觉。
她？不知道。
找好像有种经验。
她往瓜田深层走；我发现瓜蛋儿格得我不能忍受。
她在那里跟人做爱。
我看清她是个村姑。
是用我今天的经验在做爱。
不知道。醒了后我拼命想。想不出他的样子。
半夜两点。
摸黑记的。
醒来后我感到梦里的痛苦。我隐约明白那个人是谁。
清醒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过那种痛苦，酸涩。极度的妒嫉。
我听到谣言的时候，一点痛苦也没有。谣言说他在穷僻的乡村，那个由一分钟小站通向文明的地方同一个农妇偷过情。我没有妒嫉过。怎么可能妒嫉？我和他之间所有的都可能是幻觉。后来他那个升成地区副书记的妻子同他来住了几个月，据说她是陪他在省里看病的。我也没有任何类似嫉妒的情绪。那时他复了职。我在上大学，交了男朋友，就是我后来的丈夫。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说了贺叔叔和那个农村少妇。
也许我拒绝妒嫉。
我会的。
对了，保险公司寄的补偿表格我收到了。需要你的签名。一份补偿要这么许久才能实现。
接着说吗？
让我看看——那以后有太多的事情发生。
我十八岁、十九岁。同一个男同学通情书。他去当兵了。我也和另一个男同学谈恋爱，带些举动的。后来，二十岁那年，我上大学，结婚、离婚。太多的事和人，影响我记忆的专注。你不是吗？有个阶段什么都享用不完。
我父亲回到城里时，我恰好被乡亲们推荐上大学。工农兵学员，教育革命，听说了吧。
没有考试，没有教授这个称呼。农村的几个领导看着我，挺愁似地说：你在这能干啥？上级指派一个人上大学，就你吧。都晚了，还不卷铺盖快走——都开学了！
在课堂里坐了一个礼拜，才明白我学的是什么。
我和我妈妈把我爸爸从火车站接到省委招待所。是不对外开放的旅馆。我家的两间屋早给别人住去了。我妈妈住在文化馆宿舍，八米大，住不下我们一家。
我爸爸的二毛资还是冻结的。他从“五七”干校释放是要他写个电影剧本。叫做：带罪立功。如果剧本写好了，功就折了过，不必再送他回“五七”于校。那个旅馆当时给这类将功折过的人住去不少房间，到处听得见棋子声和扑克声。光是和我父亲同写一个剧本的，就有七个人。叫做“写作组”。三年后电影上市，七个人的名字一个也不见，只推出一行大字：“集体创作”。
四年，最后一次见我爸爸，是我妈妈和我一块去“五七”干校同他一起过春节。
再早些，是他被人送回城里治病，躺在翻过来的竹床里人事不省。
再早，就是他离开家被押上大卡车的时候。一车都是与他身份相似的中、老年人。全省舞义弄墨的人都在这些运化肥的卡车上。送行的家属在马路另一边，都像是死囚重犯的亲眷不敢表露悲痛，站得静静的，远远的，尽量不让这个城市的百姓看出他们和卡车上歹人们有任何关系。
只有我妈妈不时想起什么，从眷属群里突然跑出，跑到卡车边上，叫着我爸爸的名字。等我爸爸从同伙中伸出脑袋，她便把自己挂在卡车梆子上，叮嘱儿句话、或递上一件小物品。然后再跑回送行的人群。我只盼着卡车快些开走，我妈妈可以完成孟姜女的角色。
第09章
一九六九年。
是贺叔叔坐监的第三年。
所有人的解释是：他给他那个耳光，是把他与他曾经的关系清算掉，并让人们见证这个清算。洗清自己，为自己赢得一份安全。看，我和这个人彻底干净了，我爸爸的行为作出如此示范。他的确安全了两年，也使那两间屋里的妻子、女儿有了一段颇完整的太平。
两年后的一个清早，我妈妈偶尔出门，看见白乎乎一片，攻击我爸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我爸爸踉跄出去，披着棉袄站在院子中央，就如一夜间水断山崩。还没有人起床，院里三十多户人家都还不知道这一夜间谁已遭天诛地灭。
也许全都知道，因而全埋伏在一扇扇门后，让我爸爸自己先把新景色看够。
我爸爸看着自己的名字，淋漓着新鲜温热的墨汁；名字到处皆是，满眼皆是，汪汪的一片湿润的黑墨和朱墨，青赤融汇，如黎明前夕完成的屠宰。
他的名字被各种各样的手迹写着，最大尺寸如八仙桌面。他半张着嘴，像脑瘫痪者那样突然失读了。又像在辨认每个字迹后面那个人，那副面目。他慢慢向前走，又转身向另一方向走。从小就懂的成语“走投无路”，此刻的我爸爸在给我最图像式的注释。
我？是的，全看见了。
站在大开的门口看着我爸爸。他再次站定，慢慢扭转头，手插在棉袄袖筒里。完全是个累驼的老农望着一夜间被冰雹打秃的田野。他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地看着那从楼顶垂降的巨幅标语，上面“打倒”和“灭亡”的词语。
他脸孔仍没有变化，两眼茫茫。山洪来了、淹到了自家门槛，路也没了，桥也没了。
他终于拖着两只脚，走回家，从我身边走进门。我眼看着恐怖一点一点追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