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让一中的挖沙船抛锚采沙。这样，若大的挖沙船在自家门前的水面上却无插篙之地。即使船被迫停产靠岸，晚上也会有人上船拆零件，凿船底，弄得机器不能运转，大船沉入江底。最后，逼得一中只有把船低价出租给了当地人经营。
出租的船虽然经双方协商签订了合同，定下了承包费，规定了付款方式，还进行了公证。可是到了交费时间，钱总是收不上来，承包人总能以种种理由拖延或拒绝付款。如此折腾了几年，结果是船被弄得百孔千疮，机器被搞得破损不堪，连花大价钱修建得平平整整的水泥码头也被人家占了，而钱只能由着别人赚。这样，不但几十万元贷款见不到效益，就连原来的一点老底也被淘了个精光。于是，引进的厂长在咒骂声中走了，以后又连续换了几任负责人，也没能让校办工厂起死回生。
一九八八年，我走马上任，接下了十四名大集体工人，几间破瓦房，一条尚在别人手上，需费一番精力才能收回的破船，外加一十五万元银行欠款。账面上虽然还有不足万元的现金，但在没有分文收入的情况下，那是几名管理人员的活命钱。这就是供我运作的全部家当。
我深深地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尽快组织生产，赚点活钱。新的项目一时难以找到，我的视线就盯上了那条还在别人手中的挖沙船。锦江水面，每天都有许多大小船只在忙碌作业。我虽然没见过一中的挖沙船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想，既然在人家手里能采沙，为什么就不能在我们自己手上采沙？于是，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尽快把船收回。
在公证处的全力支持下，几经周折，最终总算把船收回了，停泊在自己的码头旁。船开回时，我不在家。回来以后，接船的老师简单地说了一声“船停在码头边，交给你了”就匆匆地离开了。我下到码头走上船，只见承载机器的两条木船，船板已严重腐朽，用手一掐就能剥下一片；木板与木板的衔接处缝隙纵横，大缝用破布堵上了，可小缝仍进水如泉，如不及时排水，随时都有可能沉没；再看机器，不但严重变形，而且不少零件都已不见踪影。而那几条运沙的小船也都快要寿终正寝，不作大修，无法承担生产任务。没想到费尽心机接过来的竟是这样一堆朽木废铁！这时我才明白那位接船的老师为什么象送瘟神似的把船往我手上一交就离得远远的。
船是接过来了，不但无法组织生产，反而惹了一大堆麻烦。就象家里平白添了个危重病人，需要有人日夜护理。
首先船四处漏水，需时时堵漏。船到码头正值梅雨季节，连日大雨，船舱中最易积水，需有人不断排水。机器在外，难保无人破坏，需日夜守护。我们无钱，请不起护工。一切只能靠几个还在领工资的女人和我这个厂长。白天由办公室几个女人轮流值班；晚上无人可派，就只有我自己出马了。
每天晚饭后，我披着雨衣，穿上套鞋，拿支手电筒，或蹲或坐在江边那棵老树下，监视着四周的动静，每隔不久，还要下船去排水。就这样通宵达旦，彻夜看护。尽管如此，有一天晚上，大概是我太疲倦了，打了一会儿盹，不知是有人破坏还是船体漏水太凶，船还是沉入了江底。不久，船上的一台柴油机也不见了……。
我想，干脆让它沉在水里，还可省了许多事。可是晚上还得有人守灵，否则机器会被拆光。再说在别人的眼里，几十万元的设备沉入江中，腐烂生锈，无人问津，舆论的压力更加伤人。这个烫手的山芋，真是蒸不烂，煮不熟，嚼不碎，咽不下！
领导也说，我也想，这堆破铜烂铁还得打捞出水。出水后，能修则修，不能修就争取转手出卖。
两条大木船装满两船泥水，上面还承载着一台庞大的采沙机和其它设备，足有上十吨重，要从水底捞出水面已非易事。况且船出水面还要赶快排水清泥，塞洞堵漏，工程之大决非少数人所能完成。经学校领导同意，我请来了一部大吊车，雇来了十多个临时工，折腾了整整一天，才把沉船吊出水面。但船体几乎散架，机器变形改样。经过长时间排水清淤堵漏，吊车才可松下挂勾，机船才勉强浮在水面。这次打捞花费两千多元，这可是大集体工人身上的肉啊！
显然，船不但没指望，而且还是个沉重的负担。不赶快甩掉这个包袱，什么事也干不了。我认为，卖船是最好的选择。虽是一条破船，现在出手，说不定还能值几个钱。更主要的是，卖了船，也好腾出手来做点别的事情。
在请示领导之后，我把船撑到对岸浅水处，委托一位退休老船工看守。然后，一方面四处张贴广告推销，一方面奔赴附近县市找买主。跑了几天，终于在高安找到了一个想买船的人。现场看船之后，人家最多只肯出价八千。我心中有数，一条几乎报废的船，能卖八千是八千，拖下去就有可能一文不值。可是，集体的事七嘴八舌就是通不过。一条花了几十万元成本的机器船只卖八千元，亏得太多了！至少也要卖个三、四万才说得过去……。第一个买主就这样打发走了。接着我又跑了几天，但再也没找到第二个买主。我便拉着有关领导，开着专车到新余、吉安、高安一带连续招售了两天，根本无人认购。卖船之路就这样断了。
破船停在江面，不但丢人现眼，而且每天还要花上十元请人保管，实在令人心神不安！其实，我原来就有过修船的想法，但是明摆着的许多难题让我望而却步。首先，船破损成这个样子，即使修了，能否正常作业，让人怀疑。如果为了修船把仅有的几千元活命钱花光了，仍不能创造效益，我怎么向学校交待？怎么向工人们交待？再者，当年锦江水面仅一中独家一条机械船，尚不能立足，现在江面仅机械船就有多条，小木船更是无数，都是各占一方，水面早已瓜分殆尽。我们的船修好了从何下水也是大问题。当然如果花大力气，利用国家权威，通过法律手段争得一段江面是完全可能的。但明的赢了，暗的能否斗过人家也要打个问号。如果能保证船的正常运转，再花大力依法捍卫倒也事有所值。但如果花钱修了船，官司又破费，船虽下了水，而机器不争气，河沙捞不上，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最终我觉得这船修也不是，不修也不是。
我多次请示，这条船怎么办？领导也很为难，但又没有别的办法，最终表态先修好船再说。修船实在不是我的所愿，但又别无选择，只有姑且为之，边修船边想辄。
我从机械厂请来几个工人，先把机器拆下来移到码头上；然后与班主任联系派了一个班的高中男生把木船拖上岸；再到造船厂请来几位师傅，给船大动手术。
船刚刚动工修理，附近就传出了一种声音：“嗨！一中修船，我看他到哪里取沙！”船未修好，就有人出来叫板，我感到这是不祥之兆！
正在此时，我听说有人想承包这条船。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立刻委托传话人约见这位陌生老板。
此人姓傅名绍文。见面后的第一印象是年轻，机敏，见识广，有承包经营能力。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还是我们杨校长的亲戚，称杨校长姑夫。我想，由他承包至少杨校长对其有一定的约束力。有这层关系，量他不敢乱来。只是不知道杨校长会不会支持他承包？如果杨校长反对，事情肯定告吹。
我问傅绍文：“小傅，你姑夫知道吗？”
傅绍文说：“我到县城时间不长，还没去过姑夫那里。”
我心里暗暗高兴，决定打通杨校长这一关节，促成承包成功。说不定借助承包人的力量会让死船出现生机。
首先，我们共同商定，修船经费由双方负担，甲方（一中）已为修船付了一部分现金，剩下的不足部分均由乙方（傅绍文）负担。船修好后由乙方组织生产，并向甲方按期交纳一定承包费。接着，我就找杨校长汇报，并特别强调，请校长不要给傅绍文泼冷水。我说：“如果你把傅绍文吹了，我就辞职不干。”他虽然不太赞成，但驳不下我的面子，也就勉强默认了。
尽管我与傅绍文的协商基本达成了一致，但是我仍为船的出路担忧。
当修船快要完工，我心里愁云不散的时候，又有一位姓胡的老板找上门来，想与我们联营到新余去采沙。据说新余沙源丰富，建筑用沙供不应求，而且价格也比本县要好。更为重要的是小胡老板是新余本地人，他的父亲是沿河某乡的领导，船到新余就在他的河段采沙。与他联营，就可避免在本县采沙的诸多困扰。
经过一番考查之后，我们的谈判很顺利，三方很快达成了协议。机械船由原来的傅绍文一人承包改为由傅、胡二人共同承包，校办厂派刚调来不久的黄德辉老师赴新余协助承包人操作，并监督合同的履行。
搭上校办厂的全部家当，总算把船维修组装下了水。但柴油机早已被盗，需要配置；挂桨机也锈损报废，需要更换；变速箱又不知什么时候不翼而飞，需要重装；加上船开新余的柴油，一路的其他费用开支，算起来，船到新余至少还需两三千元！
可是，校办厂已是山穷水尽，向学校要又不可能。为了成行，我只得动员有关人员各掏腰包，许诺先借后还。我是厂长，首先瞒着妻子偷取了家里仅有的三百元存款（至今妻子不知）；黄德辉老师也拿出了七百多元现金（我与黄德辉的钱至今未还），其余不足部分由承包方自负。七月一日趁着锦江梅雨水满，船总算启锚出发了。
船到新余，形势确实喜人。机器未响，立足未稳，就有不少人前来订购河沙，并当场预付定金。面对大好形势，我仍然忧多喜少。忧的是机船修好后，匆忙上路，未作充分试产，机子性能如何没有把握。万一机器不能正常运转，河沙打不上船，岂不是劳民伤财，空忙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