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队员们的描述，王书记那无限上纲的口吻，杀气腾腾的气势，非十冤九仇者不至于此。王欣书记为什么对我如此冒火？是我冲撞过他吗？没有，从来没有。是他把小周报销的那张发票错以为是我的，因误会而动怒吗？也不象。如果是一般的误会，孙副主任、小周、还有我，天天都在分场，天天都见面，随便向谁打听一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何以趁我不在时对我突然发难呢？我实在不能理解，于是大脑马上就进入那种多年形成的敏感的推测：十年的风风雨雨早已把某些人的某些功能冲涮得转轨变型，对人对事容易偏激、粗狂。现在十年风雨后又传来一点尾声，在有些人的眼里可能会认为这是一场新的群众运动的开始，因此适时地显示其革命的斗争性和领导者的权威性就理所当然。看来，我还得作好准备，迎接这冬去春来的最后一阵换季风。
我心里虽然被无端的诽谤所激怒，但我仍极力保持情绪的冷静。我想当面对王书记把事情说清楚是必要的。中午，我在办公室找到了王欣书记，正好总场林如春书记和余生副书记也在场。一进门，我心平气和地说：“……王书记，我是你的下级，我有缺点错误请你当面批评，我不是个目无领导的人。那天晚上你在职工大会上说的那件事，我想向你解识一下……。”
我话没说完，他就以仿佛要压倒一切的气势吼了起来：“还用得着解识吗？我说了你搞阴谋诡计，说了你挑拨领导关系……一张发票在我这里没有签字，你就找孙副主任签字报销，这不是搞阴谋诡计是什么？不是挑拨领导关系是什么，我说错了吗！”王欣书记把那天在大会上说的话又当着两位书记的面重复了一遍。那架势简直就是在总场领导面前对一个犯罪分子的宣判。
我平常是个没什么捡拾的人，有时候连衣服鞋子也会找不到下落。所幸这一次那张发票没有被我弄丢，来分场办公室之前，在抽屉里找到了，现正捏在手里。要不然，我无凭无据，而他永远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位置，怎么说怎么有理。而我——一介平民，人微言轻，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即便是说清了也无人信。但是现在，我手里攥着这一根救命稻草，不必多费口舌，只要把它亮出来，就可以煞住他那不可一世的气焰。
面对王欣的张狂，我无法保持冷静。他的宣判一停，我攥着那张发票的手颤抖着往桌上一拍，通的一声，手指松开，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条随着巴掌扇起的一阵风飘拂了几下，就稳稳当当地横躺在桌上。我以同样响亮的声音吼道：“你睁开眼看看，这是什么？”总场两位书记见我发了火，余生书记劝我冷静一点，如春书记拿起发票看，说：“这就是那张发票吗？老王你看看，怎么搞的嘛……”王欣接过发票瞟了一眼，脸色骤变，目光闪躲。他显然没有料到，事隔一个多月，金成这家伙还会保留着这么一张薄薄的小纸片。
他哑口无言地愣在那里。而我却还有一些话必须当着总场领导的面作一点表白。我说：“我们几个当事人天天都在你的眼皮底下，随便问谁一声，既不费力又不费时，事情就清清楚楚了。可是你一不了解二不调查，却乘我不在，突然在群众大会上对我破口大骂，你就不怕口臭牙碜？今天幸亏这张发票还在，否则，只能由你一口咬定，横批竖斥，哪有我申辩的余地！我金成人穷志不穷，一张几元钱的发票还赔得起。只是赔了钱还受冤，你王书记的良心就过得去吗？”
我说这番话，两位总场领导并不打断。余生书记不时地睨一眼呆若木鸡的王欣，嘴角露出一丝强忍犹露的笑。如春书记听着我的慷慨陈词，有时微微点头，好象是同情也好象是认可。当然他们不可能当着我的面批评王欣，也不可能当着王欣的面明确表示对我的支持。我能理解，他们要从全局出发，照顾王欣作为一级领导的威信。然而，两位领导还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特别是林如春书记最后说的几句话，既为我消气，又帮王欣下台。我的话刚停，只见他习惯性地干咳两声，露出满脸笑容，俨然象一个和事佬似地说：“金成，算了啰，你是个知识分子，写剧本的人，宰相肚里能撑船。老王，你把金成这张发票签字报了算了，人家也是为了工作嘛。”
王欣只得拿起笔，在发票上签了“同意报销”四个字，然后写上了自己的大名。我本想拒绝，说一声我金成再穷也不会希罕这几元钱。但转念一想，有两位书记的现场磨合，该说的也基本上都说了，又何必得理不饶人呢？算了吧，今天留根线，日后好见面。再说人家是书记，我惹得起吗？于是拿了发票就走了。
不久，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步步深入。深挖四人帮在各地的线上人物也紧锣密鼓。接着就轮到我们这些人“说清楚”了。先是学习有关文件进行宣传动员。我们的王书记在动员大会上甚至用上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的政策警句。还号召群众要大胆检举揭发，打一场路线斗争的人民战争，让阶级敌人无处藏身。
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和过去一样，我第一个站起来，说清楚了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因为没有人检举新问题，也无人发表其他意见，王欣书记也说不出什么，我的“说清楚”很快在江背分场获得通过。
但是，文革期间，我一直在二分场，我的主要活动自然也在那里。我料想，早晚还得回那里去“说清楚”。果然没过几天，二分场就通知我回去参加“说清楚”大会。接到通知的那天下午，我提前吃了晚饭，步行了六七里，亮灯时分到了二分场。
二分场与果园场原是同一分场，现在虽然分了家，但果园场的许多职工仍住在二分场，我的家也在那里。那天我风尘仆仆地进了家门，家里却是黑洞洞的。我叫了一声“正秀”，没人答应，拉亮电灯，只见正秀抱着儿子，蜷缩在后门口抹眼泪。
我走过去问：“怎么啦？”她掏出手帕，揩干脸上的泪水，向我哭诉起刚才在自家门前受到的屈辱—
农村很多家庭都会养鸭子，我家也养了两只。鸭子爱群体活动，每天早晨各家的鸭子放出来，它们很快就集合到一起，呷呷呷地欢叫着，争先恐后地蹿入水田，跳进池塘，觅食，嬉戏。这些家伙疯得很，常常出了门就不思归，直到很晚，不去赶它就不回来。所以每天傍晚就有人把鸭群从老远的地方追赶回来，围堵在分场前面那块空地上，各找各的捉回家。
今天正秀见左右邻舍都提了鸭子回家，也赶快跑出去找鸭子。自家的鸭子天天见惯了，一眼就认识。我们家那两只打小就在头上剪了毛做了记号。现在长大了，羽毛长长了，但刀剪的痕迹仍然可辨。她很快就找到自家那两只，拎着脖子，摸摸鸭背，看看标记，确认无误才提回家去。
刚到家门口，一个女人追了过来，嘴里喊着：“傅正秀，别走，这两只鸭子是我的。”
正秀说：“我做了记号的，不会错……”
那女人说：“我也是有记号的，我在它的脚上箍了铁丝。”可正秀明明看到鸭子的脚上根本没有任何东西。不由正秀分说，那女人一把从她手上把鸭子夺了过去，嘴里还盛气凌人地喋喋不休：“别人的东西你也捉回家去，长眼睛了没有，下次再这样，对你不客气……”边说边提着鸭子扬长而去。正秀眼睁睁看着人家把自己的鸭子抢走，还被她当众羞辱了一番，自知势单力薄，只有躲进家里无声地流泪。
我听了妻子的诉说，心里涌上一阵波澜。俗话说“麻糍都挑软的吃”。那个女人，别人的鸭子她不敢去抢，而对正秀却是肆无忌惮……。我不敢多想，也不敢多说，更不敢乱动。此时我还必须丢开一切烦恼，作好准备，以正常的心态走进会场向二分场的干部群众“说清楚”。
会场还是在那个老食堂内。我看着人到得差不多了，就主动进了会场，站在我应该站的地方，等待着主持人说一声“大会开始”。看来二分场高书记对这次大会并不十分重视。时间已过八点半，他就坐在原位上，连身体也没挪动一下，不多不少不轻不重只说了三个字：“开始吧。”我以为他还有话说，等了几秒钟，没见他有往下说话的意思。这时会场乱糟糟的，各种声音叽叽喳喳，连大会纪律他也不强调几句。
我知道高书记是个很正直的人。看来今天晚上更不会对我怎么样。我不敢让会议冷场。只好接上话茬说：“贫下中农同志们，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错误的。”我一开口，下面的嘈杂声小了些。“我在这里向二分场的贫下中农说一声对不起！我更要对李文民、周顺风、钱珠伢……等同志说一声对不起！如果当年不是我的宣传鼓动，十年前的那一团阴影就不会至今仍困扰着你们难以解脱；如果不是我的原因，十年来，你们就不会常常因此担惊受怕！你们是无辜的，一切责任都应由我来承担。请贫下中农原谅他们。如果你们还有意见的话，请惩罚我一个人吧……。”
前面我点名向他们说对不起的同志，当年都是跟着我参加了造反派的。他们大都文化水平不高，有的甚至一字不识。当年正是因为受了我的影响才误入歧途，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个别同志确因一时糊涂做过错事，但是他们并没有走得太远，很快就回头了。
我已经听说了，在前几天的说清楚会上，他们都实事求是地说清了自己的问题，同时也说了当时是听了金成的宣传，受了金成的影响才参加造反派的。却没有一个人说是上了金成的当，受了金成的骗的。凡是涉及到我的问题，他们都说得有理有据有节，无丝毫夸张，更无不实之词。面对这样纯朴实在的他们，我就是鞠一百个躬，说一千句对不起也不为过。
接着我又把1967年6月18日前后我的全部言行再次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