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成命。
就这样相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党委并没有与我较劲。我的调动风波好象已经过去，与总场领导偶尔相遇也无人再提及此事。我心里算是踏实了下来。
直到春节过后，眼看春耕即将开始，蜂场准备转运。有一天上午，我从蜂场出来买烟。正好碰上林如春书记跨着自行车从场部方向迎我而来。到我身边，他跳下车，既认真又平和地说：“金成，我正找你，你到场部来一下，有事……”
有什么事他没说，却推着自行车与我并肩而行。一路上他只是象一位老朋友与我闲聊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如问我在养蜂场到过什么地方呀，北方与南方有什么不同呀，在北方生活习惯不习惯呀等等。谈笑中就步入了总场办公大楼。他锁好自行车，领我走进会议室。一进门我就发现总场的几位主要领导和办公室吴主任都在座。林书记招呼我坐下后，办公室主任就离座而去。当我还在云里雾里的时候，林书记就说：“金成同志来了，事情就这么定了。”什么事？他还是没说，但此时我已经明白，就是办宣传队的事。这时吴主任又回到了会议室，手里还捏着一张什么东西，走到我身边，冷不防往我口袋里一塞。我还没反应过来，林书记就站起身说：“我们同金成同志一起到果园场去……”。林书记说话的时候，我掏出那张纸一看，原来是一张工作调动通知书。
一把手发了话，其它领导都先后出了会议室，各自推出早已准备好的自行车。林书记问吴主任：“金成的车子准备了吗？”
吴主任手一指对我说：“那部新车是你的。”于是一支醒目的车队从场部门前那个斜坡上鱼贯而下，向果园场方向飞驰。
事情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领导对我已经够仁至义尽了。如果再拗下去，那就要被人责之太不识相了。
这次去果园场，我算是列席了一次党委扩大会。列席会议的还有果园场的周书记（就是当年水塘头的周队长）。会上当场敲定了宣传队的生产基地，排练场所，并确定了宣传队的基本人数。看得出来，党委对宣传队的成立是郑重其事的。
宣传队就这样算是成立了，该决定的问题都决定了，该落实的事情都落实了。可此时的宣传队还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那划拨的二十多亩旱地正等着翻耕播种；花生一下种，很快就会青苗出土，松地除草二至三遍足够上半年忙的。县宣传部早已下达文件，国庆节要举行全县文艺汇演，节目也需尽早准备。千头万绪就等我敲锣鸣鼓，搭台开戏。
当务之急就是调配人员。党委已经授权给我，只要宣传队需要，金成点名要谁就调谁。全场有文艺特长的人大部分我都熟悉，为了慎重起见，我先调来几个骨干。这样遇事也好有个商量；同时也要尽早派人到长沙等地购买部分服装乐器等基本设备；等人员基本到齐就可以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排练，来个双管齐下，早上正轨。
一旦承担了责任，就要全力以赴――这是我一贯的性格。
宣传队成立伊始，生产队长、宣传队长、编写节目、安排角色，全系我一人。白天我带着队员们整地种花生，晚上独自一人在家里找资料，编剧本，下雨天带着队员们读剧本背台词。
一进排练场，我就发现我们的男女演员虽说平时活蹦乱跳的，但毕竟没经过正规训练，凭着一点爱好，平时吹拉弹唱跳演，都是乡下锣鼓乡下响――乱打乱好。加上我们负责导演的小周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所以我们的总体素质是业余中的业余。这种水平的节目无法精彩。
可是县汇演的时间虽定在下半年，对诸事尚无头绪的我们来说，时间仍是十分紧迫。如果就这样“因陋就简”参加汇演，到时平平淡淡地去，无声无息地回，当然也能说得过去，因为我们的队伍刚成立，哪能与人家经过多年磨练的老班老队比。但是我不愿意这头一次亮相就让人小觑。因此我必须拿出办法，力争在短时间内尽快提高宣传队的总体水平。
我没有想到别的，只想到如果能采取带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应该会有较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把宣传队带出去学习，家里的生产怎么办？早种的花生叶青苗壮，杂草也乘机冒了出来。这段时间天气晴好，正是松土除草的最好时机。我必须拿出一个两全的对策。
我向总场汇报了我的想法。要求总场能否让中学利用劳动课的时间，支援我们，给花生松头一茬土，拔头一遍草？总场同意了。于是，除留下少数人在家指挥学生劳动，我亲自带领大部分队员到县剧团拜师学艺。
这一次我们在县剧团演员和导演手把手的指导下，边练功，边学戏，在几天时间内，既掌握了练功的一些基本方法，又学会了当时很走红的一出小戏《渡口》。其他队员也都对口自己的行当，自拜师傅分别领教。
通过这次上门学习，演员的一招一式，乐队的吹拉弹打都大有长进。后来我又带着部分演员到县剧团学排了当时省内的优秀独幕剧《女铁匠》，也收到较好的效果。我们还常请县剧团的胡导演前来做客，现场指导我们排戏练功。从此，我们与县剧团一直保持良好的师徒关系。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队的总体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参加县汇演的节目一般都要求自编自演。这一年的暑假，江西师范大学的几位老教师来我们县举办为期半月的创作培训班，我当然不会错失这个良机。在这个训练班上，我创作了独幕剧《红方》。写的是赤脚医生红方给一位老保管看病。可看来看去，在老保管身上却找不到任何症状，各种健康指标都正常。从生理上看，老保管根本就没病。而他的神态却是愁眉不展，痛苦不堪，一副病态。面对这么一个反常的病人，红方以她敏锐的目光，非凡的智慧，断定老保管患的是心病（即思想病）。经过仔细的观察，缜密的分析，在大队民兵连长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老保管的病根。原来由于老保管阶级斗争观念淡薄，思想麻痹，被阶级敌人钻了空子。住在他隔壁的老地主杨继祖与他往来不断，常盗得他的仓库钥匙潜入仓库作案，使老保管物资被盗而不知，账物不符而犯愁。故而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饮食不思，夜难成眠，导至心力憔悴，久“病”不愈。红方当机立断，对症下药，设下埋伏，巧抓现行。给老保管上了生动一课，为老保管明了病因，除了病根，使之精神重新振作起来，重上阶级斗争第一线。
这个应时之作在国庆汇演中获得了优秀创作奖和优秀表演奖。在宣传部长的总结报告中，还专有一段话点名褒奖。大意是说：南山垦殖场文艺宣传队给大会带来优秀小戏曲《红方》，成功的创作和出色的表演为本次大会增添了光彩。
在这次汇演中，我们自编自演的群口词和宣传计划生育的《茶花妹子娶老公》等节目，也都分别获奖。打响了宣传队成立之初的第一炮。
第九章曲径通幽之三一路春风
之三一路春风
一九七六年五月底，遵照党委指示，宣传队从果园场搬江背分场。
江背分场在锦江岸边，水丰田肥，是南山垦殖场的主要粮仓。江中有一片沙洲，河沙接岸。宣传队搬江背分场，除了要耕种分场划拨的二十多亩水田，还要包供附近社场的建筑用沙，生产任务十分繁重。
这样，我就长期家分两地。虽然大女儿早已送回老家由我母亲带养，但此时，我的老二又已出世，妻子既要操持家务，照料出生不久的儿子，又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取工分度日。加之原本拮据的经济，现在分居两地花销，就更加捉襟见肘。我每次回家，正秀总是怨声不断，而我又实在无法对她解释和安抚。由于生产、排练、创作任务的急压，我甚至连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我不能助她一臂之力，只好把年近七旬的老母和女儿从老家接来，让母亲同时照看女儿和儿子，附带帮着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家务。
但是，老母不能长住南山。因为老家还有两个尚未成家的弟弟，最晚古历年底必须送她回家。
眼看年关迫近，春节巡回演出的一台节目，排练任务还十分艰巨，我实在分不出身。在力争母亲、妻子的同意后，只有让老母亲带着不满三岁的女儿，在无人陪送的情况下，单独踏上归途。
那天，我送母亲和女儿到思泉铺汽车站。那时车少人多，乘车很是困难。等了好久，终于来了一部由他县开往我县的班车。但这部班车没有进站，停在车站下面的公路边上。我要婆孙俩快去上车，我赶紧到窗口去排队买票。正在我掉头走向窗口的那一刻，一部由我县开往他县的班车也进了站，就停在站台门口的车道上。从未单独出过远门的母亲，哪里辨得清车辆来去的方向，一见有车进站，慌慌张张提着行李，就近上了这部与她的目的地背道而驰的车。
我买了票跑步送到路边那部车上，不见了母亲，我想糟了，婆孙俩一定是上错车了。而那部开往反方向的车又早已离站而去。
我心里十分着急，这一老一少如不能及时发现自己正在南辕北辙，真不知要跟着车错到什么地方呢！我立即向站长反映了情况，站长马上给我找了一部车往他县方向追赶。我一上车就催司机快开，不一会就追到了他县车站。车一进站我就发现婆孙俩已经下了车，就坐在站台的行李包上，一路提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我下了车，见婆孙俩坐在包上有说有笑，居然一点不惊、不慌、不怕。当我带着几分诧异走近她们，叫了一声“妈”的时候，老少俩竟表现得那样平静，母亲还喜滋滋地给我细说起车上车下的新鲜事来。
原来，她们上错车后，车近他县时，母亲问旁边的一位旅客：“这位叔，前面是墟家站吗？”
墟家站是南山到我们县城途经的第一个大站。那位旅客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