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斗大会上用这种语言来回答群众，这还了得！他的“负隅顽抗”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人带头呼起了口号：“行凶打人罪该万死！”
李世成并不示弱，振臂大叫：“行凶也是你们先行凶，你们才罪该万死！”
这愣头青就是这样不看时候，这种场合怎么能硬碰硬，不服软呢？有人马上从后面抬出一块早就准备好的足有六七十斤重的大樟木板，上面写着“打人凶手李世成！”一根粗糙的草绳绑在木板两头，中间留一个圆圈，用来套在脖子上的。
李世成那个牛性子，岂肯就范。但双手难敌四拳，任凭他怎么挣扎，木板最终还是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为了不让他把木板取下来，一边一个彪形大汉，使劲捉住两只手，这样他就无法动弹了。
后面再不让李世成说话了，专由群众发言，分析批判。其实，李世成就是打了这一个人，分析来分析去，重三倒四，再怎么说还是这么回事。发言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循环往复。他们不厌其烦无非是要争取一点时间，不让那块刚挂上去的大木板下得太快，让这家伙占了便宜。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听众好象有些厌烦了，有的开始悄悄地离场。积极发言的也好象找不到新词，显得兴致不高。于是主持人走到台前，说了声今天批判会暂时开到这里，接着宣布金成和李世成明天游街示众。然后要我们先离场。
按照惯例，我们离场时也应有人领头呼几声口号，如“xxx滚出去！xxx爬出去！打倒xxx！”等。今天这道程序也省了，我心里倒犯起了嘀咕……。唉，那年月不管是好事坏事、有事没事总让人不放心。
游街示众是当时很时髦的一种斗争形式，文革初期极具威慑力。不过随着运动的发展，这种形式用得太多太滥反倒让人习以为常，显得平淡无奇了。
凡游街示众的人都要按要求有一番讲究：头上要戴一顶足有二尺多高的帽子。这高帽用竹片扎形，用白纸糊面，然后写上游街人的姓名和罪状。脖子上还要挂一块黑牌，手里提着一面大锣。每到一处就要先敲一阵锣，象耍猴戏那样，用锣声把观众吸引过来。观众到得差不多了，“猴老板”就说一声“开始”。然后挂牌人自报家门，历数自己的罪状。目的就是要把批斗对象搞倒搞臭。
第二天清早，我挂上黑牌戴好高帽提着大锣正要出发，可是几个押解我们的人找不到李世成。原来李世成不服气，清早就上水轮泵站工地去了。这样我们就只好先去工地，找到李世成，然后再开锣唱戏。
我们一行五人很快来到水利工地，李世成是找到了，可他怎么也不肯戴高帽挂黑牌。他们几个人便一拥而上，按手的按手，摁腰的摁腰，合着力气将高帽子往李世成头上插。也不知李世成哪来这么大的劲，他们四个人怎么也捉不住他两只手，他总能挣出一只手来，把强插在头上的高帽掀掉。就这样你插我掀，你掀我插僵持着。
那高帽的骨架是用竹片做的，很是粗糙，有些棱角就象刀口一样的锋利。只见李世成的头脸手上割出一道道血口子，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弄得血肉模糊。我忍不住喝一声：“李世成，别挣扎了，戴上。”他这才停止了反抗，戴上高帽，挂上黑牌。
我问他们：“开始吗？”其中一人点了点头。我就使劲把锣敲得咣咣响。周围本来就有许多人。听到锣响，远处的人也围了上来。我就开始大声地自我介绍：“我叫金成，文革中犯了错误，今天向贫下中农低头认错。”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只能说这几句，他们对我也没更多的要求。我的第一场演出算是结束了。
轮到李世成了，这头犟驴还是那几句话，而且叫得更响，字字句句充斥着满腔愤怒：“我叫李世成，他们说我是打人凶手。是他们先打我们，我才打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打人凶手。”
这一回算是李世成斗赢了。后面每到一地就没再让我们说话，只让我们敲锣，等看热闹的人基本到齐了，看清了我们的真面目就转移地方。这样同样达到了“游街示众”的目的。
游了一天，走遍了全场。最后回二分场时我问他们明天还游不游。我的意思是如果还要游，这些道具我自己保管。他们说不游了，我便把全部道具如数交还。
不久李世成就被遣送回家，直到后来落实政策才回场。而我只听到风声说要把我清走，但始终没有接到通知，因此也就一直没离开南山。
一九八六年我在总场编纂场志，查阅档案时，看到了当年报总场的那份清理对象名单。在“现实表现”一栏中，绝大多数人都写有一至三条理由。如有的写“思想反动”，有的写“好吃懒做，有剥削阶级思想表现”，有的写“打人凶手”等等。而我的这一栏却是空白。这时我才明白，当年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被赶出南山。
眼看清理阶级队伍快要结束，该有一段平静的日子了。可谁知又节外生枝引出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故事。
一天下午，我从水轮泵站工地回二分场，正好碰上团支部书记丁翔。他象有什么要紧事似的老远就叫我说：“哎呀，正愁找不到人，正好你回来了，真是时候。”
我说：“有什么要紧事啊？”
他说：“你赶快回去，通知工地上的团员回来，晚上开会。”
我说：“天这么晚了，怎么来得及？”
他说：“我去分场给你借部自行车，你骑车去没问题。”
那时全分场就是一把手有一部专车。前不久我才学会骑自行车，一见车子就直痒痒。听说有自行车骑，自然乐意。我骑上丁翔借来的专车，神气十足地向工地赶去。
一到工地，时间不早了，我马不停蹄地一个一个地找，一个一个地叫，所有团员总算都通知到了。已是开晚饭的时间，我就到食堂打了一碗饭，准备吃了饭就回去。这时，一个叫杨金莲的女孩子嘻嘻哈哈地跑过来向我要车子，说是骑骑玩玩。我说我马上要走，不行。她说：“你还在吃饭，我就玩五分种。”说着就到我的口袋里抢钥匙。
我不是不给她玩，我是怕她会骑走，因为她也要回二分场去开会。我说：“你不能骑回去啊，我要赶路的。”
她嘴里应了声“好”，就跨上车子，头也不回向二分场方向飞驰而去。我只好无可奈何地望着她远去的背影，三口两口吃完饭，步行赶回二分场。
杨金莲也是个马大哈，晚上，她居然没把车子交还我。我以为她还给分场了，就没有过问。其实，车子钥匙还在她身上。糟糕的是，第二天清早，车子不见了。
这下问题可大了。尽管是一部旧车子，至少也值上百元，相当于我半年的工资。而且又是领导的专车。再说丢的也不是时候，运动仍在继续，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人家上纲上线一分析，说情况有多严重就多严重。
分场领导当面倒没有多说话，只是要我一定要把车子找回来。我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即向有关和无关的所有人打听，可是什么线索也没有。
据说当时只要失盗的物品折算金额上了百元以上就要立案调查。可这部自行车被盗，看起来分场很重视，却没一点行动，只是要我一个人去找。而当我没找到任何线索时，分场又传出了另一种尖锐的声音，说这部车子天天都放在那里，一直平安无事，偏偏在这个时候，金成骑一次就丢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什么问题？起初没有明说。凭我的经验，在这种蓄意的含糊其词之后，必有一针见血之举。果然，时隔不久，一种上纲上线的说词就振动了我的耳膜：金成肯定跟外面的反革命组织有联系，车子肯定是他里应外合，让外面的反革命组织偷去搞反革命活动去了。
好在这种丰富的联想并未发展成相应的革命行动。只是不几天就作出了一个比较温和的处理决定：自行车作价一百二十元，由金成赔。
谁都知道我从无分文积蓄。于是领导就通知财务室，从我的工资中扣除。每月十元，扣完为止。
据说，处理这个问题，会上有过一段七嘴八舌的分析，说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最后作出这种决定，我听说名正言顺的理由有二：一是按我们本地的一句老话“收肉账问提手”，意思是车子是谁骑走的就应由谁来赔；二是这样的事情只能这样处理，不这样处理车子就出不来。
当时我每月出满勤才二十四元工资，扣掉十元，还剩十四元。吃饭、抽烟、零花……花钱是无标准的，有钱，千元万元也花掉了；无钱，哪怕分文全无，也同样一天过二十四小时。何况我每月尚余十四元，足可维持基本生活。
有人替我抱不平，要我去抱杨金莲的被子，说是把事情闹大，分场一定会重新处理。我说，小杨是无辜的，我不能这么做。我心里明白，也许有人正等着我把事情闹大，如果我稍有不慎，冷不防被人家逮着一个空子，抓住一条辫子，那麻烦就大了。
我对这些好心人说：“没关系，这钱肯定是给我存的，到时候我一次取回来，还能发个小财呢。”
那人说：“有这种好事？”
我说：“没问题，你等着瞧。”
六个月之后，一场新的运动又开始了。工作组很快就进驻了分场。组长是一位下放干部，大家都叫他“李科长”；副组长是凌金生书记。
我觉得时机成熟，应收回我的零存整取了。我找到两位组长，反映了我的情况。他们听了，当场就明确答复：“待我们了解，如情况属实，我们一定把钱退还给你。”没过三天，财务室就通知我去领钱，一共六十元。我一生从未摸过这么多钱，满心欢喜地琢磨着这钱该怎么花。
那时的手表可是希罕之物，价格也不是太贵，但买得起的人却不多。常看见有些戴手表的人故意把袖管卷得高高的，在人多的地方不停地举着手“看时间”，那得意劲真让人羡慕。于是，我就用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