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沉沉的，当时大家都很清苦，这看病的钱的确是个问题。莫说文选一家五口，文选又是个弱劳动力。就是我这个身强力壮的单身汉即使每月出满勤，发工资时也是扣了饭钱无烟钱，留了烟钱无饭钱。
那一年，场里试行“四定三包一奖”制，定额生产，按件计酬。文选那个“瘦狗”身架，连走路都是有气无力、抬不起腿的样子，一天能抢到几个工分？所以他理所当然是我们分场最穷的人。夫妻俩常为生活吵吵闹闹。
那时，我一天也抢不到几个工分。所以经常连八分半一包的经济烟也买不起，常常捡地上的烟头，剥开烟丝，存放在床头的一个纸盒内，留作烟瘾来时解决问题。文选也抽烟，他常会来我的住处（多半是在家里站不住脚，为“避难”而来）。他只要一进我的房间，就习惯地伸手揭开我的烟盒，抓一把烟丝，撕一片废纸，滚一个喇叭筒，点着火，就象憋了几年烟瘾似地猛抽起来。现在女儿病成这样，他哪里有钱给女儿看病呢？
于是我小跑到分场财务室，向互助会借了十元钱，又小跑回来，把钱塞到文选妻的手中。可她怎么也不肯接，神情沮丧地说：“今后我怎么还啊？”
我一看小孩快不行了，不能再耽搁了，就一把夺过女孩，头也不回地向十多里外的医院火速而去。赶到医院，一个姓闻的老医师认真地检查了几分钟后，明显带有严厉责怪的口气说：“你是孩子的父亲吧？为什么不早点来？现在太晚了。”他一边说一边开了几味药，叫我赶快去拿药，马上吃下去，立即回家，说慢了就来不及了。
我急急忙忙拿了药，讨了一杯水，用筷子撬开孩子的嘴，费了好大劲才灌下药丸。然后抱着奄奄一息的小姑娘，心急火燎地直往回奔。可还是没赶到家孩子就在我的怀里断气了。此时天色已晚，路上行人很少，两边树影绰约，微风吹来，沙沙作响。我心里默念着不害怕，不害怕，但还是有点胆怯。正在此时，我的好友徐真和同女孩的父亲到半路接我来了，心里才顿觉踏实。徐真和是个心地善良的年轻人。为了不让女孩的父母伤心，他接过尸体，独自一人把小女孩埋葬在村后的山坡上。
救人没成功，倒留下一个至今难忘的遗憾—小女孩就在身边，为什么早不行动啊！
第四章 艰苦岁月的青春之歌之三 水塘头，我收获了一朵祥云
一个人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能得到周围人们的信任、尊重和认可。
我们的队长姓周，是个老共产党员，没有文化，性格直爽粗犷，责任心极强。但工作方法有些简单粗糙。因此常会为工作的事与少数职工斗气上火，有时竟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动手动脚。每当碰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分开看热闹的人群，冲到状如斗牛的两人中间把他们隔开，先把队长拉到一边，小声劝说几句，然后又把另一方拉到一边劝说一阵。就是这么简单，居然也总能息事宁人。有时甚至别人费了好大劲也摆不平的纠纷，只要我一出面，简单几句话就风平浪静。
我的调解为什么会有如此功效，双方为什么都卖我的帐？我没有作过多的思考，只是在平息了一场风波之后，感到由衷的高兴。然而可能正是这种满足感的延伸，不知从何时开始，让我养成了一种与我的身份很不相称的爱管闲事的毛病，而且是对我们队长管得最多，最勤。
那时学毛选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那几年，我已经通读了毛主席的不少著作。我们这一代人确确实实把毛主席著作当作了“粮食”“武器”和“方向盘”。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实践去执行，这叫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那段时间，我常会有的放矢地到队长家去坐坐，或在其他地方与队长闲聊。每次见面都是一针见血地用毛主席的话去启发、开导。记得那时在周队长面前用得最多的是这两条语录：“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般都是我背完语录之后，就特别强调一番注意工作方法的重要性，然后再毫不客气地指出他工作方法的简单和工作态度的粗暴，接着就给他提一些建议和要求。几乎每次都是如此这般地教训人。对我的说教，性格暴躁的周队长却表现了出奇的耐心，对我的意见总是言听计从。而在职工中，我就大讲队长的难处，我们要理解队长的难处，支持队长的工作等等。我就是常用这种方法在队长和群众之间搞调和。全队职工不但无人驳我的面子，而且明显表现出对我的尊从和认同。周队长还常向分场领导汇报说我对他的工作支持很大。
这一发就不可收拾，好象我成了生产队的调解主任。职工之间闹了一点意见或有些职工受了一点委屈，也会来请我主持公道。有些知识青年更把我当兄长一般，有困难总是找我倾诉，甚至恋爱中出现问题也来找我要主意。
那时，我与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就象鱼水一样的融洽。年终总评，几乎是众口一词，连年将“先进工作者”、“优秀团员”、“工会话动积极份子”等桂冠套在我的头上。尽管这些称号来自最底层，奖品只是一条价值六七角钱的毛巾，或一件一元钱左右的背心，甚至只是花几分钱购买后印上字，盖上红印的一张奖状。但这些称号由生产队评议，分场审批，总场颁发，这就意味着从群众到领导对我的赞誉和肯定。这里的含金量无法用数字来表示。我把它看作是在艰苦中最珍贵的收获。
如果说我对自己还有一点满意的话，那就是我不管是在逆境中还是在顺境中都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时刻不忘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强化自己；从不气馁或满足，总是挺着腰杆，前进一步，再前进一步，提高一点，再提高一点……。
话到这里，我又不得不提及我的好友钟志鸿。我与他的深交，是因为他对我的启迪，也由于我对他的钦佩。自从在白云山认识他以后。随着来往的频繁，我发现他不仅勤奋好学，而且学识渊博。当时我连现代文学作品都读之甚少。而志鸿不但对许多中外名著，特别是中外古典名著了如指掌，而且已经开始涉猎中外一些文学、哲学理论大家的经典。如对黑格尔、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均有一定研究。跟他在一起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同时又会觉得他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与他相比，我自愧孤陋寡闻，如不发奋学习，实在是浪费生命，于是，让人凸感知识的无价，光阴的宝贵。与学识紧密相关的是，他口才极好，说话引经据典，表意准确，语言生动，内涵深邃。与他交谈，真有“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随着时间的摧移，无形中就能学到不少东西，就能被他潜移默化，让你进入一种如饥似渴、学而不厌的境界。
在水塘头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曾赠给我不少书。我就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接触一些名著，学习文言古语，背颂唐诗宋词，才开始觉得腹中装了一点东西。写点什么，看点什么也好象多了一个心眼，有了一点灵气。我与志鸿真正朝夕相处仅一年，时间虽短，却让我受益匪浅。
我有些四体不勤，但我的大脑不懒，只要有一点感觉，就会异想天开。刚喝一点墨水，就想拥抱文学。一九六五年我开始学习写作，由于偏爱，我的第一个习作是小戏曲《兄弟之间》。
写的是兄弟俩，哥哥私心严重，而弟弟是生产队长，大公无私。有一天，哥哥在村外发现一头小猪在啃生产队的庄稼，想过去赶开；但突然发现路旁有一警示牌，上面写着：家禽家畜损坏庄稼，罚款十元，报告者得一半。于是他一阵高兴：五元钱到手了。可走近细看，小猪并未下田。此时赶走小猪，庄稼无损，小猪不罚，他快到手的五元钱也就飞了。他想，这送到嘴边的肉是吃还是不吃？终究还是私心占了上风，他想着各种理由，等着捞钱的机会。他想，我放猪下田，只要动了一株苗我就报告，这样生产队没受损失，又可教育群众……。小猪终于下田了，他立即虚张声势地吆喝起来，赶着小猪到生产队报禁领钱。可是他万没想到，这头小猪不是别家的，正是他老婆刚从集市买回来的。生猪不服圈，被它跑出来了。无私的弟弟还是秉公罚了哥哥的款，并借题发挥对哥哥进行了一番现场说教，使他认识了错误。
剧本定稿后寄到地区文联。一周后，文联回信肯定了剧本的基础较好，生活气息浓郁，对农村有一定教育意义。同时也提出了六点意见，要我修改后再寄过去，如果可以就给推荐到某杂志社发表。没过几天，地区文联又来信通知我带剧本到地委招待所报到，参加由地委宣传部组织的全区剧本会念。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的专业和业余作者，又提了不少意见，建议我再作修改。
正当我潜心修改，即将完工的时候，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从此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在报纸杂志上消声匿迹。
《兄弟之间》虽然夭折了，但它仍不失为我在艰苦岁月的又一重要收获。因为它振奋了我的精神，鼓舞了我的信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检阅了我近年来的学习成果。
我在苦海中收获的宝贝当然远不止这些。艰辛厉练了我的吃苦精神，勤奋增长了我的知识才干，困苦培育了我驾驭生活的能力。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对我人生的有力铺垫。
当年最令我自豪的是，我于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向分场党支部写了我平生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一个出身于那种家庭的青年，敢写入党申请书，哪来的勇气和决心？正是那艰苦的岁月给了我这种底气，长了我这种勇气，砺练了我的胆量和雄心。
艰苦的岁月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