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呼江青为妈。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
一是在一九七三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
二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一九七四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
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江青安插了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旁，开始向毛泽东“吹风”。
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泽东最看重“文化大革命”。谁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毛远新“吹”的“风”，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
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佰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三个人开个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找邓、汪、陈开会。毛远新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邓小平对他说：“昨天（引者注：即十一月一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其实，毛远新所说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此言颇有背景。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意味着中共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就这一转发，印了一份《通知》，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要打什么招呼呢？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如下：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退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这个“打招呼”，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打招呼”讲话中提及的给毛泽东的信，是中共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十月十三日两次写的信。他们向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而迟、谢正是江青手下的“左派”大将，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
迟群，山东乳山县人氏，生于一九三二年。一九六八年春节，当时迟群还只是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江青对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你可以当八三四一副政委！”就这样，迟群成为“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后来也就当上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成为江青的“嫡系部队”。
谢静宜，河南商丘人，生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五三年初中毕业，进入中南海，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她成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以至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她也是江青的“嫡系部队”。由谢静宜和迟群领导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江青手下的“炮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拿枪的，江青的“炮队”是拿笔杆子的，
毛泽东“打招呼”，保护了江青的“嫡系部队”，不仅迟群、谢静宜神气了，江青更神气了。清华大学政治部某副主任，立即在学校里贴出《论走资派还在走》，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马上把这位副主任找来，说道：“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起诉书（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于是，那位副主任竟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其中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毛泽东“打招呼”，意味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即将兴起：江青手舞足蹈，而邓小平则成了这场新运动的靶子。
《红旗》杂志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篇文章，是公开地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预告一场反“翻案”斗争即将开始。
“文革”是从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如今，又要批“翻案”了！
周恩来之逝使江青狂喜
风紧浪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时刻。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七十七岁的康生撒手归西。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是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离世的。全党全国隆重追悼，他骗去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桂冠。
康生此人，在离世前夕——一九七五年八月，做了一桩异乎寻常之事。
这位“康老”忽地召见毛泽东的“直线电话”——王海容、唐闻生，讲了一桩极为机密的事，要他们转报毛泽东。
康生说：“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曾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可以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转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章合之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密函。）
康生会对他的同伙来这么一手，确实出人意料！
康生的密告表明，他早就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他见到江青、张春桥日渐失势，毛泽东批评他们搞“四人帮”，所以也就向毛泽东密告江、张是叛徒，以免在他离世后受江、张牵连弄个不明不白！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底，江青得知康生在临死前来了这么一招，恨得咬牙切齿。江青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就在康生去世后二十天——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患膀胱癌医治无效而逝世。
自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共经受了大小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一百多次。然而，在这样巨创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
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
接见外宾六十三次；
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十七次；
在医院里召开会议二十次；
离开医院出席会议二十次；
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七次。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去世的；
据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
“上午十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旁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屋里沉寂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已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周恩来之死，使江青陷于狂喜之中，她的最大的政敌终于画上了生命的句号。她笑道：“死了，我还要和你们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