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道：“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七月五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他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毛泽东说道：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毛泽东又说：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棉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江：“不大好的就改。”
毛：“你也是难改呢。”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毛：“不开就好。”
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撅，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
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一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江青连忙辩解道：“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
江青的意思是说，纪登奎也搬入钓鱼台。纪登奎不是从上海来的，而是来自河南。江青想开脱“上海帮”之名。
毛泽东仍坚持对江青的批评：“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失望——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他当面向他们四个人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只是他的批评并未被王、张、江、姚所接受。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据纪登奎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自述：
说起来话长，那是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三十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一九六七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在毛泽东身边。林彪的动态，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所说的“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这句话当时就是跟纪登奎谈的。
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江青盘算着“组阁”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他要让斗争的局面明朗化，这才回到北京整肃。“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带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视大江南北，跟各地领导打招呼、“吹风”。
眼下，他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他先是去湖北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武汉，大夫确诊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简单，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他就不能不暂时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张玉凤照料着。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三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六号。
他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正是他信得过的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已调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这一回，毛泽东在长沙长住，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离去，一共住了一百一十四天。
北京果真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激烈地斗争着。双方争斗，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自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经十年了。按照宪法规定，四年换届一次。如今，已经逾期六年了。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筹备四届人大，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惨败，最后以“九？一三”事件告终。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
国家主席——刘少奇屈死已经多年，国家主席一直空缺。由于毛泽东明确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自然，谁都不敢吱声。
委员长——三届人大选出的委员长是朱德，眼下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江青要让王洪文取代朱德。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委员长王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此处，倘若把刘邦换成毛泽东，吕后换成江青，晁错、张汤、桑弘羊换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那么，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就在此文发表不久，十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