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右想，刘松林忽然心生一计：明人不做暗事，索性公开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写了信，托谁递上去呢？就叫王洪文转上去！她料定王洪文不敢不转上去，因为她日后总有机会见到父亲毛泽东的；一旦说起王洪文扣押她的信，王洪文担当不起
果真，在王洪文提审她时，刘松林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而且要由他转交，王洪文不得不答应下来。不过，王洪文提出一个条件，信不能封口。
刘松林写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当面交给王洪文。
王洪文真的不敢扣压此信，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读了刘松林的信，知道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他作了批示，说娃娃们无罪……
“最高指示”下达之后，江青、王洪文不得不放掉了刘松林和杨茂之。
那时，刘松林已在上海的监狱关押了五个月之久。她刚生了老四，在狱中被迫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坐到晚上十时才能躺下睡觉。要用冷水洗衣服，手指都红肿了。她，一身是病。
经叶剑英元帅帮助，毛泽东主席同意，刘松林出狱后被送回北京治病。
粉碎“四人帮”，使刘松林和老杨喜不自禁。一九七九年，老杨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接到刘松林打来的电话，知道她从北京来上海，下榻于空军招待所。我便去看她。时值严冬，屋里没有暖气，她戴着驼色绒线帽，穿着厚厚的咖啡色羽绒滑雪衫，已经有点发胖的她显得更胖了。
在闲谈中，她托我办一桩事：帮她寻找当年在上海关押过她的监狱……
虽说她对于上海并不陌生，她曾在上海工作过多年。不过，一九七一年十月，她被押往上海的那所监狱时，她的双眼被蒙上了黑布。她记得，那是一辆越野车，前座坐着上海“造反派”头目戴立清，她坐在后座，两侧各坐着一个押送者。就这样，她被送进一座监狱。
她被关在三楼。从窗口望下去，窗外有农田，有晒被子的地方。她常常倚在窗边，细细观看那些被子，极力想从中辨认出哪一床是丈夫的——因为丈夫也被捕了，不知关在何处，而他的被子是她亲手缝的。
没几天，那窗便被看守用纸头严严实实地糊了起来，从此她再也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色……
据刘松林说，那窗上装着铁栅栏，这表明关押她的房子原先就是监狱，不是临时借用的房子。她被关在三楼，而且楼下晒的被子相当多，这表明监狱的规模相当大。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这又表明监狱坐落于上海郊区。我曾去上海各监狱采访。我猜想，当年关押刘松林的，可能是上海漕河径监狱。那是一座老监狱，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下来的。
于是，改日我陪刘松林驱车前往漕河径监狱。如今，那里已是上海市少年管教所了，看见门口的牌子，刘松林皱起了眉头：她怎么会成为“少年犯”呢？
走进狱中，刘松林觉得有点像——那楼的颜色，那窗户上的铁栅。
监狱负责同志接待了我们。根据“窗外有农田”这一点，监狱负责同志判定可能是二号楼。于是，我们一起走进二号楼。上了三楼，刘松林连声说：“很像，很像。”她信步向顶头朝南的一间走去，自言自语说：“像是这一间。”
那一间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刘松林来到窗口，朝外望去，见到一幢幢新盖的楼房。
“那里原先是一片菜地。”监狱负责同志说。
“这儿原先是——”刘松林指着窗外一片水泥地。
“猪棚！”监狱负责同志脱口而出。
“对，对，一点也不错！”就像做地下工作时对上了联络暗号似的，刘松林显得非常兴奋。她要找的“‘文革’纪念地”，终于找到了。
她在那间屋里走着，看着，陷入痛苦的回忆。她说：“当时，有两个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严密地监视着我。屋里开着大灯，夜里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觉。每一回上厕所，看守就紧跟在后边……”
她还特地去厕所看了看，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发觉电灯原先装在门口，如今改成朝里了。
“我们在前几年改装的。原先确实装在门口。”监狱负责同志说。
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在那间囚室，在大楼前，在大门口，她留下一帧帧“纪念照”。刘松林说：“这些照片，比任何照片都珍贵！”
唐纳挚友横遭株连
紧急集合！全连紧急集合！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上海奉贤海边的上海新闻出版“五？七”战士们，是按军队编制的。上海《解放日报》二百多工作人员，成了一个“连”。
全连集中在用芦席、竹子扎成的棚子里。人们一手持红色语录，一手持一张小板凳——这已成了“五？七”战士开会的规矩。
望着芦席上浆糊尚湿的大字标语，人们面面相觑：“深挖现行反革命！”
一张张小板凳在泥地上放好，人们鸦雀无声地坐在那里，不敢喘一口粗气。一个陌生的军人，坐在主席台上。
工宣队头头宣布开会了。他在讲了一通全世界形势大好、全国形势大好、全上海形势大好、全干校形势大好、全连形势大好之类每会必讲的废话之后，便“但是”起来了：
“但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我们报社，有一个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这个人，就坐在你们中间！”
顿时，全场空气像凝固了似的，所有的人像电影中“定格”一般，一动不动。
沉默良久。
工宣队头头的目光，像探照灯似的在芦席棚里扫视着。他终于用尽吃奶的气力，大声地揭开阶级斗争的“谜底”：
“这个最狠毒的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分子，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夏其言！”
此时此刻，年近花甲、听力颇差的原《解放日报》副总编夏其言，还正在轻声地问坐在旁边的人：“谁啊？谁啊？”
突然，一只冰冷的手，使劲拎起夏其言的衣领，连搡带推，把他押上台示众。
夏其言仿佛还在梦中。他想不到，自己是一个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怎么忽然会成为“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
工宣队头头宣布夏其言的罪名——“用畜牲般的语言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
除了这一可怕的罪名之外，没有任何具体说明。
紧接着便宣布：对夏其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那个陌生的军人站了起来，押着夏其言往外走。一辆汽车早已在门外“恭候”。
当汽车在海滨公路上急驰的时候，“五？七”干校刷出了大字标语，每一个字比斗还大：“坚决拥护工宣队团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隔离审查的革命措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
顿时，在这所干校劳动的、属于出版系统的夏其言的妻子，成了人们注视的中心。
在汽车上，那军人紧紧地坐在夏其言身边，用冷冷的目光监视着。
望着那军人的脸，夏其言记起来了：一个多月前，坐着乌亮的小轿车，从上海专程来干校找他的，正是此人！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此人反复盘问夏其言：一九五六年外调，是怎么回事？外调人员是哪儿来的？问了些什么问题，你怎么答复的？
夏其言经过回忆，作了如实的答复：
那次外调，是通过上海市委组织部，按正式的组织手续，凭组织介绍信来的，找他了解唐纳的情况。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当向按照组织手续前来外调的人员如实反映情况——来者是公安部门干部。
外调者详细询问了唐纳的经历、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等，夏其言一一作了回答。
外调者特别问及：“唐纳结了几次婚？”
“据我所知，唐纳结婚三次。”夏其言答道：“他第一次结婚在上海，妻子是电影演员蓝苹，证婚人是沈钧儒……”
根据外调者的要求，夏其言在一九五六年给公安部门写了一份关于唐纳情况的书面材料……
这时，那个军人从包里拿出一份材料，叫夏其言辨认：“这是不是你写的？”
一看自己的笔迹，夏其言当即点头道：“是我写的。”
军人坐着小轿车扬长而去。
夏其言并没有把那位不速之客的光临，当作一回事，以为是又一次来外调唐纳而已。
汽车渡过黄浦江之后，在宽阔的沪阂公路上疾奔。眼看上海市区就要到了，汽车却突然向左拐弯，驶入漕河径镇附近的“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那是上海“文革”中关押“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的所在，“所员”包括陈丕显、曹获秋、赵丹、白杨、贺绿汀、闻捷……
夏其言“享受”着单独囚禁的“待遇”。不言而喻，他属于要犯。
他的名字被取消了，代之以囚号“三二一”。
经过审讯，他才终于明白：他在一九五六年的外调材料中提及唐纳的第一个妻子是蓝苹，成了“向公安局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提供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大惑不解：唐纳跟蓝苹结婚，即所谓“六和塔下三对”中的一对，是上海当时各报都登的新闻，“老上海”都知道的事情，怎么成了“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的辩解，遭到恶狠狠的训斥：“你现在还在炮打，胆于不小哇！”
“文化大革命”，向来被标榜为“史无前例”。正因为“史无前例”，富有“创造性”，按照夏其言的“罪行”，定下一个查遍世界各国法律都没有的“罪名”，曰：“扩散罪”！
为了这亘古未有的“扩散罪”，夏其言被关押于监狱达十七个月，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才被释放，押到干校劳动。党支部向他宣布：“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五级！”
一九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