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小组”的动向，引起江青的注意，难怪她以“有事”为理由，中断了“座谈会”，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探听消息。
三月上旬，正当江青忙于修改《纪要》时，在北京爆发了“电话事件”。
那是张春桥为了摸清北京的动向，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水直去京。按照张春桥的布置，杨永直跟许立群、胡绳谈话，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要求解答《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问”指谁。
杨永直在三月十一日返沪之际，许立群转告了彭真的答复。那是许立群记下杨永直提出的问题，向彭真汇报，对话的记录如下，颇为微妙：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
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水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在电话里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沪后，当即如实报告了张春桥。
张春桥听罢，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江青加快了《纪要》的定稿进度，她要以《纪要》跟《二月提纲》相抗衡。
张春桥通过江青，迅速向毛泽东密报了“电话事件”。
那个原是五人小组中的一员的康生，精于权术，见风使舵，此时反戈，攻彭真，批《二月提纲》。
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杭州和康生作了两次谈话。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在杭州作了谈话。
毛泽东这三次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人小组”的正、副组长彭真、陆定一，分别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说他们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闹（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写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二六八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彭真就三月十一日的“电话挛件”，向中共上海市委道歉。②
②转引自《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毛泽东的这些话，批判了《二月提纲》，使彭真、陆定一的倒台已成定局。
《纪要》是江青上台的“宣言”
当毛泽东跟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在杭州谈话的那天——三月三十日，刘志坚和陈亚丁在北京为《纪要》的通过，履行最后的手续。因为《纪要》经中央军委常委圈阅通过，刘志坚、陈亚丁为军委起草了致中央、毛泽东的请示报告：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引者注：指江青三月十九日致林彪信及林彪三月二十二日致贺龙等军委常委信），请审批。
军委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毛泽东不在北京，这份报告照理应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也不在北京。于是，送到了彭真手里——彭真当时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彭真读罢《纪要》，异常震惊。不过，知道这一《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的，来头不小，只得“公事公办”。翌日——三月三十一日，彭真办公室通知刘志坚，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以便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纪要》。彭真说了一下批语的大概意思，无非是例行公事式的几句话。刘志坚急召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起草了批语。也就在这一天，康生向彭真和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杭州谈话的内容。
四月一日，彭真把《纪要》、中共中央批语，以传文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内中未送刘少奇，是因为自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十九日，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
毛泽东在四月一日当天，便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
四月十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这时，中共中央的批语，已换成刘志坚在四月三日起草的另一个批语，新批语对《纪要》作了高度评价。于是，《纪要》迅速下达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
对于江青来说，四月十日，是“历史性”的日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作为标题，显赫地印在中共中央文件上，这清楚显示江青的崛起。这一文件，阐述了江青的文艺观，并把江青对文艺工作的意见要各地贯彻执行——因为这是中共中央文件，而不是发在报上的一篇文章。
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文件中说明《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充分表明了江青的“后台”是何等之硬。
在上海策划发表梁壁辉、姚文元的文章，江青毕竟只在幕后操纵。推进“京剧革命”，抓“样板戏”，江青的那篇《谈京剧革命》，也迟至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才得以公开发表。这一回，江青以一颗“政治新星”的姿态，在全党亮相！
中共中央的批语，对《纪要》作了高度赞许：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舆论准备，说明了“文化”方面非来一个“大革命”不可。《纪要》的核心段落，是这么一段话：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引者注：所谓“离经叛道”论加上前面提及的“写真实”论等七论，后来被称为“黑八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摘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基于《纪要》对全国文艺界的“左”的估计，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兴起。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说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畴，但最初便出自于《纪要》。所谓“文革”，就是从《纪要》中提出的“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开始的。
江青以为，过去抓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至批《海瑞罢官》，“只是抓一些个别问题”，这一回，要“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了！
《纪要》，成了江青上台的“宣言”。虽说在《纪要》中，江青尚无任何头衔，只是“江青同志”罢了，只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跟部队的同志“平等地进行交谈”，但《纪要》的下达，表明江青要“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