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坚接到“林办”电话，当即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说：“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虽说“林办”点名要肖华去，肖华还是坚持不去。这样，刘志坚就只能去了。
肖华和刘志坚初步商定了人员名单：既然是文化方面的事，当然派总政文化部部长谢螳忠、副部长陈亚丁参加。另外，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也应当去。
这一名单经总政党委讨论同意，也就定了下来。另外，除这四名正式代表外，还指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即秘书刘景涛，以及熟悉三大战役的《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
临行，深知江青其人的肖华，对去沪的六名人员“约法三章”：
第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
第二，只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
第三，对江青要尊重，不要和她争，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讨论。
就这样，二月二日上午，一行六人前往北京西郊军用机场，乘坐一架“伊尔…14”飞机，直飞上海，住进上海延安中路上的延安饭店——那是一所部队开设的饭店，接待军中往来人员。尽管出入那里的差不多都是穿军装的，刘志坚一行六人却换上了便服，因为“座谈会”是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穿军装进出那里反而显眼。
刘志坚奉命前来上海
刘志坚一行住进上海延安饭店之后，当天下午，江青就派人送来了“思想武器”，那便是“座谈会”的必读文件——《毛主席于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①、《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①这封信的原文是写给“绍萱、燕铭同志”，此时却被改成致延安平剧院。平剧，即京剧。延安平剧院在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平剧《逼上梁山》，是由杨绍萱、齐燕铭编剧。由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齐燕铭所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被免除，所以此信也主动删去了他和杨绍萱的名字。另外，信中“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也被删。删改后的信曾发表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直至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三口《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此信，才根据毛泽东手稿恢复原貌。
文件送到不久，江青的“特使”到达延安饭店。此人并非部队干部，似乎与部队文艺座谈会无关，却介入了这一座谈会，表明此时他已成了江青的亲密伙伴。
他便是张春桥。刘志坚跟张春桥有过一段短暂的共事，那是一九六三年，中苏友协派出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团长是刘志坚，副团长便是张春桥，不过，那次一起赴苏，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已。
这一回，张春桥被“第一夫人”所看重，派他来接刘志坚，一起去坐落在华山路上幽静的丁香花园。这一回，江青住在那里。丁香花园，在寸土尺金的上海，难得拥有成片的绿草地和众多的树木。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个高级招待所，设在那儿。以“丁学雷”为笔名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在丁香花园之侧的一座小楼里，那“丁”便取义于丁香花园，而“学雷”乃学习雷锋之意。
刘志坚夹着公文包，在张春桥陪同下，步入江青住处。
“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江青笑道，“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助于林总。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刘志坚习惯于“公事公办”。他打开公文包，逐字逐句地向江青转达一份电话记录。
那是叶群打给刘志坚的，要他仔细作了记录，所记的是林彪的一段话：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这一段话，显然使江青感到非常高兴，林彪不仅对江青作了很高的评价，而且要她“指导”部队文艺工作，这就使由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变得“名正言顺”。这个座谈会后来被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这“委托”就源于此。
江青呢，她除了请刘志坚转达她对“林总”的谢意之外，还对刘志坚恭维了一番：“志坚同志，听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我要很好地向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学习。听说你过去写过诗，写过不少文章，在文艺方面也是内行。”
在这样双方客气了一番之后，江青说及“座谈会”怎么开：“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结束了这次见面性的谈话之后，下午五时，在锦江小礼堂，江青跟来自北京的一行六人见面，张春桥仍作陪。
江青宣布了会议的“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江青甚至还查问，他们有没有带窃听器，看样子这座谈会是非常神秘的。
江青说起了为什么要印发毛泽东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关于平剧《逼上梁山》的信，那是信中有一段话：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江青借此发挥说，尽管主席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明确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仍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江青这番话，使来自北京的军人们明白了“座谈会”要谈些什么——并不是“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
当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尽“地主之谊”，宴请江青和刘志坚等六人，张春桥依然作陪。
晚上，江青在锦江小礼堂请刘志坚等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是珠江电影制片厂一九六二年出品的故事片，编剧周万诚、方徨，导演方徨。影片描述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千里驹”师被歼。解放军指导员宋志刚和一支小分队奉命押送被俘的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前往辽东军区驻地。一路上，腹背受敌，小分队“逆风千里”，终于完成了任务。这部影片虽是“地方”电影厂（这是对非军队系统电影厂的习惯称谓）拍的，但表现的是部队。江青一边看电影，一边说这部影片“美化敌人，把敌人当成主人公来描写，让敌人占领了我们的银幕”……刘志坚等只得“洗耳恭听”，又不准作记录，记不住她的意见又无法回去汇报……
就这样，“座谈会”在上海开张了。
“一人谈”的“座谈会”
这是世所罕见的“座谈会”，会上只有江青一人谈，其余的人不过是用耳朵听罢了！
“座谈会”果真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据刘志坚回忆，总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三场戏。看什么电影，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场看了十三次电影。张春桥有时也来看。“大秀才”陈伯达来到上海，他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电影、看戏，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最使刘志坚为难的是，在江青午睡起床后，嘱秘书打电话，要刘志坚前来谈话。这时，江青谈，刘志坚听，又不好作记录，又生怕漏掉她的“重要意见”。每次谈毕，刘志坚一回去，赶紧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转述，由陈亚丁作记录，以免日后忘掉。这么一来，刘志坚简直是充当一台“录音机”！据刘志坚回忆，这样的个别交谈，江青跟他谈了八次，每次短则半小时，长则两小时。
正儿八经的“集体座谈”四次，刘志坚等六人都参加，其中一次是头一天见面，另一次是二月九日和《南海长城》剧组谈话，因此实际上只两次。
会议中间，二月九日，江青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于二月十日飞回北京向肖华汇报，十六日再去上海。江青所谓“有事”，是从上海去杭州，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二月八日在武昌跟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作了谈话，翌日去杭州。江青得知，由上海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打听彭真的动向。那时，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包括康生、周扬、吴冷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刚刚写出《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江青要以她在上海举行的“座谈会”，跟彭真的《二月提纲》相抗衡。
经过中间“休会”之后，“座谈会”在十六日继续举行。到了十九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样，终于结束了这个奇特的“一人谈”的“座谈会”。
刘志坚刚刚如释重负，透了一口气，又犯难了。这断断续续、零零碎碎、东言西语、颠颠倒倒的“一人谈”，怎向总政汇报？怎向林彪汇报？
所幸每次“一人谈”之后，存有陈亚丁根据刘志坚的回忆所作的记录。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谢镗忠一起讨论，参照陈亚丁的笔记，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整理成一份《汇报提纲》，约三千多字，以供向上汇报之用。
二十日晚，这份《汇报提纲》由上海警备区打印了三十份。
这时，刘志坚陷于踌躇之中：要不要把《汇报提纲》送江青过目？
刘志坚曾对笔者说及自己当时矛盾的心理：“不给她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