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这“探测器”，确实需要“回去报告”。
最初，毛泽东对于“探测器”的报告没有在意。因为学习“海瑞精神”，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
那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举行舞会。毛泽东和一位大学女教授跳舞。一边跳舞，一边聊天。女教授的答话，引起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是这样叙述的：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①
①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春秋》一九八八年五期。
这位女教授的话，使毛泽东想及：“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也真巧，会议期间，知道毛泽东爱看湘剧，于是请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生死牌》中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又使毛泽东感触颇多。
于是，毛泽东借来《明史》，看了《海瑞传》，大为感慨。
这样，四月四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说起了海瑞，希望大家能像海瑞那样，当面向嘉靖皇帝提出尖锐的批评。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向明史专家吴晗透露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鼓励他多写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
这样一鼓励，吴晗也就积极响应。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接着，又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之约，写了京剧《海瑞罢官》剧本。
江青这“探测器”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却硬要说剧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泽东，海瑞则是彭德怀。如此“索隐”，也就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大毒草“。
不过，在一九六二年七月，江青要做这样的“索隐”文章，还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
时光的流逝，“阶级斗争”的弦越拧越紧，对江青越来越有利。
三个月后，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用“索隐”法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毛泽东则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无疑使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信心倍增。
江青先是选择了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大批判”的靶子。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支持了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毛泽东说：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知道了“梁壁辉”的文章的背景，知道了毛泽东的批评，“繁星”（廖沫沙）不得不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日报》上发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一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何庆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便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著名的“两个批示”。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这样，在全国出现了批判高潮。
康生支持了江青，于是，毛泽东也同意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批判。江青持“尚方宝剑”，前往上海秘密组稿。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就当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张春桥、姚文元密谋之际，从成都传来令他们沮丧的消息——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庆施在那里病逝！
从此，江青在上海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所幸，经柯庆施的介绍，她已和张春桥、姚文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时的姚文元，还只是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手中的权力有限。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成为江青在上海倚重的支持者。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会上，也曾透露了若干内幕。只是由于当时还不能亮出江青这张“王牌”，张春桥故作曲笔，说成是自己“读《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
论战是从戏开始的（注：戏，指京剧《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没有看过。听到议论，已经是一九六四年了。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二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修改，八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海瑞集》（引者注：吴晗著），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虽说遮遮掩掩，张春桥毕竟还是说出了一些内幕：
第一，他和姚文元都未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只是“有人说是毒草”，才着手批判。这“有人”，当然指江青。
第二，承认他和姚文元“没有碰过明史”，为了批《海瑞罢官》，不得不从“埋头读书”入手。
第三，文章的写作准备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在八个月中，改了十稿。
第四，连作者自己，对于把《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都以为“那是很伤脑筋的”。
第五，江青所说的“保密”，其实，多半是由于这一批判乃是一场强词夺理的政治诬陷，所以不敢“声张”。
在浓密的大幕遮掩之下，江、张、姚一次次讨论，一回回修改，终于把那篇“宏文”炮制出来了。
姚文元的“宏文”拉开“文革”序幕
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报纸，充满着火药味儿：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灌。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
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在十一月十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冒出了长篇批判文章，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①作者为姚文元。
①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已在《“四人帮”兴衰？姚文元传》中详细述及，此处只是约略一提。
这篇“宏文”，便是江青往来于京沪，“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而终于露面的。
虽然署名“姚文元”，实际上，作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