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请贺子珍上庐山，曾严格封锁消息，关照过不让江青知道。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很少几个之中，知道贺子珍上山。
是谁给江青通风报信？
贺子珍曾怀疑陈伯达。那是因为陈伯达后来倒台时，毛泽东在批判他时说及：“你在庐山上开会，为何下山去了？你下山去干什么？”贺子珍在听传达毛泽东讲话时，马上联想起她被突然送下山一事，怀疑陈伯达下山，可能是给江青通风报信。
不过，毛泽东所说的“在庐山上开会”，并未点明是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因为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中共中央也曾在庐山召开过工作会议，陈伯达也是参加的。
如果不是陈伯达，究竟是谁向江青赛报？这迄今仍是一个谜，不得而知。
这件事倒是清楚地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江青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即便她远在杭州，贺子珍刚一上庐山，也就知道了……
江青之兄惹风波
发生了“骄杨”风波，发生了贺子珍庐山风波，风波连着风波，又发生了李干卿风波。
李干卿，江青的哥哥。江青忽地收到李干卿的信，说是有人在调查他的历史，使江青震怒了！
审查李干卿，倒是确有其事。那是因为先把姐姐李云霞接进了中南海，接着要让李干卿也来中南海。考虑到李干卿历史上有过劣迹，进入中南海恐不合适，为此，山东省公安厅着手对李干卿的历史进行仔细调查。
最初，在一九五三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的历史，知道他的历史有问题，只是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亦即毛泽东的亲戚，未敢深查。不过，从此也就给公安部门留下了印象，知道此人历史上不干不净。
一九五九年春，为着江青要接哥哥进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的一位科长请山东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协助调查一下李干卿的历史情况。
这么一来，山东省公安厅也就正儿八经地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成立了“李干卿问题调查组”，成员有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一科副科长曲和钧、科员史殿安等。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组三易其稿写出了李干卿调查材料，打印上报。
这份调查材料的内容，大致如下：
李干卿，一九○一年三月十三日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曾读过几年私塾。一九二一年四月至一九二三年三月，曾在军阀张宗昌所部的伪四十七旅九十三团二营八连当“师爷”（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等反动职务。
一九三九年，在日本宪兵队特务的指挥下，李干卿曾两次写信对江青进行策反。
据山东第二劳改队第一大队犯人米瑞晟供：一九四五年底，李干卿曾去他在济南林祥南街六号家中，“借”去王虎牌手枪一支。
李干卿自己也交代：一九四五年十月，米瑞晟给他土造的三号手枪。他说，这支手枪自己玩了几天，又被国民党山东行动总队十五队副官李干臣要去了。
李干卿还有偷窃、贪污劣迹：
一九四八年偷车站食堂面粉两袋，价值五十六万元（指旧人民币，新人民币即五十六元。下同）；
一九五一年任济铁公寓管理员时，贪污食堂大米、面粉、鸡蛋，计三百九十万元；
一九五一年六月，在机务公寓造假单据，贪污八万元；七月在机务公寓买咸菜，多报销五万元。
李干卿虽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学习和教育，但觉悟不高，转变不快，平日不参加任何学习，开会也经常不愿参加，工作态度不够积极，上班忙于烧水喝茶，在公安处工作期间，办公时常私自回家。
一九五四年七月济南市公安局李元祥同志找他谈话，李便说：“有人暗算我。”说已给他妹妹（引者注：指江青）写信反映等等。
由于贪污，李干卿在“三反”期间受记过处分。
对李干卿的审查，深深激怒了江青。她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听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的汇报，哭道：
“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的呀……”①
①鲁公宣，《齐鲁一动》载《春风化雨集》上册，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陈伯达则帮腔道：
“从山东搞李干卿的问题说明，原来公安部是两个公安部。一是中央的；一是刘、邓、彭、罗为首的地下公安部（引者注：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上通刘、邓、彭、罗，下通全国各地，这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挖出来，一定要把公检法彻底砸烂！”②
②鲁公室，《齐鲁一动》，载《春风化雨集》上册，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急急如律令。翌日，从北京派出三名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直奔济南。
几天之内，身患癌症的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副厅长李秉政，省交际处处长陈静波，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分处处长曲和钧，保卫股股长史殿安，全部被捕。除张国峰病重外，其余六人于四月二十九日被用专机押往北京。
病重的张国峰受到日夜折磨，六月三十日便死去。被押往北京的六人，受尽酷刑和屈辱。
直至一九七七年八月，这桩案件才得以平反。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山东省委为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彻底平反昭雪》，这才为审查李干卿引起的风波降下大幕。
李干卿未能住进中南海，只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底路过济南时，在专列上见他一面，算是给了江青一点面子。
江青之姐李云霞倒是在中南海长住。李云霞的丈夫早逝，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王博文，另一个在山东游泳淹死，王博文随李云霞也住进中南海。
“体育疗法”和“文化疗法”
一九九○年夏，在上海愚园路一幢老式房子里，笔者拜访了上海市武术协会主席顾留馨。他是著名的太极拳专家，但又是一位老干部。他早在一九三四年便加入共青团，不久加人中国共产党。解放初，他是上海市黄浦区第一任区长。
大抵由于他具有老革命、老武术家双重身份，他被看作政治可靠而又武艺高强的人，因此几度进入中南海，为中共高级干部教拳。
顾目馨最初的“学生”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那是一九五六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越南时，胡志明说及他在战争中曾从马上摔下来，受过伤，中国能否派一位太极拳拳师前来教他打太极拳，以拳术疗伤，贺龙主管体育，他回国后经过调查、选择，选中了顾留馨，派他前往越南，成为胡志明的拳师。
从此，顾留馨颇受重用，口国后，教过贺龙，教过叶剑英，教过邓颖超，以至教过宋庆龄。
消息传进江青的耳朵，她也请顾留馨教太极拳。在顾留馨的印象中，江青打拳的动作近乎舞蹈。不过，她倒很守时，总是准时前来学拳。这样的体育疗法，使江青的体质有所加强，这样，在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有感而发，提倡老年人学打太极拳，一时间，向顾目馨学太极拳的高级干部纷至沓来。
打太极拳使江青尝到体育疗法的甜头，于是，她打乒乓球，打台球。从一九五九年中国运动员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乒乓球锦标赛中首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以来，乒乓球热席卷中国。江青早在上海当演员时就会打乒乓球，此时也投身于乒乓球热之中。她常抽杀，球技颇“凶”，属于“进攻型”。
她的游泳姿势虽差，不过，游泳是夏日最好的运动，她也就不顾游泳不如王光美以及右足六趾之类不快之事，不时下海。
这么一来，进入六十年代，江青渐渐从病魔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时，她又接受上海大夫的的建议，进行“文化疗养”，看戏、看电影。
后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讲话时，有这么一段话：
“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
她在北京看戏，在上海看戏，在杭州看戏。据“文革”中“红卫兵”所印的《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说，江青在六十年代初的几年里“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得出结论“目前剧目混乱，毒草丛生”。
说江青“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未免夸大其词。不过，她进行“文化疗养”，确实看了不少戏。一九六二年三月，她在杭州养病：像《虹霓关》、《大五花洞》这样的戏都点看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在北京看了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她以特殊的政治嗅觉，嗅出此剧的“严重政治错误”——三年后批判此剧，成了“文革”的序幕，此是后话。
“体育疗养”、“文化疗养”果真奏效，江青经再三检查，癌症的警报解除。她舒了一口气，筹划着从后台走向前台，继续着她五十年代批电影《清宫秘史》、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那番未了的“宏业”。
跟王光美比高低
正在这时，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使江青颇为嫉妒。
王光美比江青小七岁，硕士生，英语纯熟，文化素养比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