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00年左右，西欧只有一个基督教会，它的首脑就是罗马教皇。这个教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很多教会头领越来越关注金钱、奢侈和权势，而不再是耶稣基督的学说和人的灵魂。教廷也需要大量钱财供日益奢侈的生活开销，当教皇利奥于十六世纪初要修建一座世界还从未见过的大教堂时，就必须开辟新的财政来源。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狡猾的计划：“赎罪券交易”。教皇派出传教士去告诉人们，只要花钱购买“赎罪券”，一切罪孽就可以得到宽恕，不再受炼狱之火的煎熬。
但这种违反基督教义的交易，却遭到德国的修士和神学教授马丁·路德（1483…1546）的坚决反对。1517年10月31日，他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依照圣经的教义指出，推销赎罪券的传教士如果不是走上了歧途，那就是有意在说谎。“每一个基督徒，只要对他的罪孽感到悔过和痛苦，他就已经得到了宽恕，不再受惩罚，他所需要的不是赎罪券，而是上帝的慈悲。”他这样写道。
很多人都对此感到欢欣鼓舞，终于有人公开指出了天主教教会的弊端，而且是用一种清晰易懂的语言。路德很快就赢得了很多信徒，和他一样要求对教会进行改革。这当然不会受到教会头目的欢迎；教皇要求路德“撤回他的错误观点”，否则他将被教会开除。但路德却毫不动摇。对他来说，圣经中的话比教皇更为重要，他甚至称教皇为“反基督教徒”。
教皇发出斥责路德的通谕，但被他的信徒在欢呼声中公开焚毁。教皇的使者当时有这样的记载：“整个德国都处于动乱之中。十分之九的人在欢呼‘路德’，而其他十分之一的人，虽然对路德并不在乎，但至少也在喊‘打倒罗马教廷’。”
为了结束这一场斗争，查理五世邀请这个“桀骜不驯的修士”来到乌尔姆斯帝国会议，让他在世俗和宗教上层人物面前承认错误。但路德在这里却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不是萨克森大选侯把他保护并隐藏起来，他可能会被当作异教徒烧死。
其他一些公侯也站到了路德一边，离开了天主教会。很快，两个阵营就进入了不可调和的境地，1546年在他们之间甚至发生了一场战争。最后于1555年达成了“奥古斯堡宗教和约”，路德的教派，即新的“抗罗宗”（现称新教），作为平等的宗教获得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各个诸侯都可以自行决定，他的领地实行哪种教派。
宗教改革并没有局限于德国。在瑞士，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神甫乌尔利希·茨温利（1484…1531）和生活在日内瓦的法国人约翰·加尔文（1509…1564）都是促进改革的人物。特别是加尔文还创立了与路德学说不同的独立理论。他主张“上帝预定说”，即人的生活早已注定；“人并不是在同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对某些人是永恒的生命，而对另一些人则是永恒的诅咒，这一切都是事先注定的。”一个人是否被上帝选定，按照加尔文的理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可见：谁要是能够通过勤奋和节俭扩大了自己的财富，他就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谁要是做不到这些，他就要下地狱。这就是加尔文主义的核心。他主张信徒应有获取更多利润的欲望，在今天已被看做是现代资本主义形成的重要动力。
从瑞士越过几个南德小国，加尔文的学说也在荷兰、法国 — 这里的加尔文信徒称为“胡格诺派”，以及苏格兰和英格兰得以传播。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加尔文派自称为“清教徒”。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移民美国，对美国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欧洲的信仰战争
天主教会用各种方式试图制止新教的传播。1545年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用了18年的时间，最后在特兰托制定天主教的新学说和新教会。信仰的原则重新加以定义，并同“因信称义”学说划清界限。教皇、主教和神甫的权利和义务都详细确定下来。他们重新成为上帝的仆人，而不再是争权贪欲的贵族，他们应该更多关注信徒，特别是关注穷人。天主教会想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并使自己具有吸引力。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的“耶稣会”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耶稣会成员不把自己关在修道院中，而是深入到普通人中间，作为学校和大学的教师，作为诸侯宫廷的顾问和忏悔神甫，作为传教士，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天主教改革的时代，也被称为“反宗教改革”。确实，很快就有很多人重新回到了天主教会。
然而，两个宗教之间还远没有和解。在所有天主教和新教同时存在的欧洲国家中，还一再出现争斗。在法国，1572年8月24日的巴托罗缪之夜成了惨剧的顶峰。天主教的狂热份子在这个夜里屠杀了大约2万名胡格诺信徒。但即使在这里，新教也不可能长期受到压制。1589年亨利·纳瓦拉成为法国的第一个胡格诺国王。他虽然必须皈依天主教信仰，但却在1598年的“南特敕令”中给予胡格诺教派在国内活动的平等权利。
（插图：原文第81页。文字：弗朗索瓦·杜布瓦的油画的一部分，表现了巴托罗缪之夜的悲惨场面。）
当时强大的西班牙由菲利普二世统治，这就是说，他比教皇更为天主教。他迫害所有“异教徒”，谁要是不放弃“伪信仰”，就必须用火刑处死。同样在隶属西班牙的尼德兰，菲利普也是用各种手段压制新教。但在尼德兰北部，新教在威廉·冯·奥兰治的领导下，同西班牙统治者斗争了十年之久，终于在1581年获得了独立。他们的行为根据是：“一个人民不是为王侯而生，而是一个王侯为了人民的意志而存在，没有人民也就没有王侯。他的存在，就是要依靠法律和公正统治他的臣民。如果他不是这样行动，而是像对待奴隶那样，那他就不再是王侯，而变成了暴君。因此，我们宣布，当今的西班牙国王已经无权再统治尼德兰。我们要解除一切官吏、上司、主人、封臣和居民过去对西班牙国王所做出的服从和效忠的誓言。”尼德兰人就是这样明确宣布他们的反抗权利的，这些观念后来在很多国家的宪法中都有所体现。
但是，菲利普二世并没有放弃反对新教的征战。他建造了当时最大的战争舰队，并派这支“阿马达（Armada）”舰队向英国进发。当时英国的统治者是信仰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而苏格兰女王天主教徒玛丽亚·斯图亚特正是与她争夺王位的死对头。伊丽莎白逮捕了斯图亚特并把她处死。这也是菲利普发兵进犯的借口之一。此外，伊丽莎白还在反菲利普的斗争中支持了尼德兰，而且在本国也迫害天主教徒。菲利普想占领英国并推翻伊丽莎白。但西班牙的大船由于装载过多，同英国的小快船相比，行动过于沉重和缓慢。在加上风暴的天气也助了英国一臂之力。所以，英国最终成功地给予西班牙的阿马达以毁灭性的打击。菲利普二世在争夺天主教在欧洲霸权的斗争中遭到了失败。英国却从此作为世界最大的海上和殖民大国开始崭露头角。
同样在德国，十七世纪初，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并于1618年爆发了三十年战争。开始时还是为了宗教和信仰。但当皇家天主教大军在统帅华伦斯坦的率领下占领了北德，并把当地的教会财产归属于帝国时，当地信仰天主教的公侯却也起来反对皇帝；他们不希望皇帝过于强大。对这些天主教诸侯来说，权力比信仰更为重要。
当邻国也卷入战争时，权力问题已经居于首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军队为新教而战；特别想把北德从天主教手中夺回来，以便保障瑞典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主导地位 — 而天主教的法国却支持了他。战争早已不再是为了宗教。法国所希望的，是取代已经四分五裂、在战争中大大削弱了的德国在欧洲的领导权，它最终达到了这个目的。
（插图：原文第83页。文字：在三十年战争中，士兵们不懂得怜悯，甚至对平民也是如此。）
在1648年10月达成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确认了1555年奥古斯堡的宗教和解，并在一点上做了重要的补充：臣民们不再有义务接受上层的宗教信仰。德意志各诸侯的权势通过这个和约得以加强，皇帝的力量相应削弱。德国不得不向法国和瑞典割让土地，瑞士和尼德兰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如果说，德国在战争开始时，还有1700万居民，那么到战争结束时就只剩下了1000万。而且，这些人现在生活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从战争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中恢复。
中国和日本的闭关锁国
欧洲的征服者也企图在远东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他们只在较小的国家和印度取得了成功，但却没有在中国和日本。
在中国，几百年来的生活没有发生变化。朝代不断更迭，较弱的皇帝被较强的所取代；有些重视建立强大的军队，以扩大自己的版图，另一些又看中发展经济和贸易；有些使用恐怖和暴力进行统治，有些又用心于教育和文化。
在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的明朝，中国在一个短时间内转向西方。他们建造了船队，于1431年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并踏上去欧洲的旅程。但外交上突然出现了转折，远征停顿下来，中国从此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思想把自己封闭了500年之久。还在1793年，乾隆皇帝致函英国国王说：“国王陛下，尔虽远隔重洋，却以谦卑之心，求学我之文明，并遣特使呈上信函，表尔对我天朝有敬仰之意，诚愿得我之文化，然我国之风俗习惯与尔截然不同，难以移植贵国享用，即使贵国特使有能力接触我国文化之毛皮 …… 朕对贵国物品无有需要。我天朝物产充裕，在国土以内并无匮乏之忧。无必要以我之物从蛮荒之国交换贵国物品。然而，天朝生产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如若欧洲各国和尔邦极有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