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板上，他可以把录音机藏在它的后面。在拥板旁边摆放的大影集后面，也可以藏。
凶手把录音机藏在那儿以后，又于了些什么呢？我站在凶手的立场上分析了一下。
丈夫对客厅了如指掌，他用不着开灯，摸索着在一、二、分钟之内就能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在收听时，若打开收音机的开关，又要听后面的录音机放进，是要另接一个绝缘线的。可是，真的这样安装起来既浪费时间，摘除时也很麻烦，所以他根本用不着做这种费力无益的工作。在级口的小提琴放送开始的时候，只要丈夫亲自去拧开关，事情就简单多了。当时，客厅里的灯光很暗，对收听音乐是很适合的，所以不显出有丝毫的不自然，在微睛之中，丈夫背对着我们挡住收音机，把手伸向收音机的后面，打开了录音机的开关。于是，录到磁带上的级口的小提琴演奏响了起来，完全像从收音机放送出来的一样。清晰度、音质也许稍有些不好，可幸运的是我们对音乐都不十分敏感。
为使广播的接收机不能太暗，蒙骗过这一环节而不出漏洞，他也许把调谐度盘拧到哪个波段都收不到的地方，这样一来，即使打开收音机的开关，也保准没问题。接收机的电压显示处也就出现了微弱的光亮，指示调谐程度的电眼也亮了。按说收音机开着，不可能没有丝毫的声音，但我们都坐在离收音机较远的地方，是听不出有其它杂音的。不管调谐拧到什么位置，能听到演奏谁都不会产生怀疑。更何况，在收听时大家都是微闭着双眼，懒散地倚在安乐椅上的，谁还有心去注意收音机是什么样子。
我们听了二十分钟的演奏后，又听到了九点报时。大家都不想听以后的节目了，丈夫起身关上收音机，同时也关掉了录音机。当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丈夫又返回幽暗的客厅，把放在装饰柜上的录音机放回书架上原来的位置。
谁会料到，出色的凶手竟在这儿留下了一个漏洞。他疏忽了书架搁板上有薄薄的灰尘这一情况。录音机原来放的位置没有灰，而四个角上是落了灰的，凶手在黑暗中摸索着，大致把录音机放回原来的位置，他没有留意是否与原来的无灰处吻合。录音机所放的位置与原来的位置相差大约两公分，这引起了我的怀疑。这里若是没有差错，我也不会展开想象的翅膀。
他用录音机克服了收听上的问题，但还必须使收听时间与整体时间一致。我们家里有很多表，表上的时间如果和收音机放送的时间不一致，整个阴谋就全落空了。凶手是如何处理这难中之难的，让我仍站在凶手的立场上分析一下吧。
我考虑了许久。丈夫在村越的公寓里听演奏的准确时间是八点四十分到九点。听完后他马上从窗户出来，回到家里的书房，把这段时间假定为十五分钟。坐出租车也就需要五、六分钟，即使加上等车和上下车这些时间也不过如此。在客厅藏录音机，卸装，若无其事地在广播放送前的三、五分钟回到书房，这中间如果用了十分钟，打开录音机时，最早也有九点二十五分钟左右。二十分钟的广播结束已是九点四十五分了。
真正的小提琴广播时间是八点四十分到九点，为了使九点二十五分到九点四十五分的磁带放送时间与真正的广播放送时间一致，必须把家里所有的钟表拨慢了四十五分钟，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这一行动，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丈夫这样的人能使常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成为现实。
先从外部方面谈起。如果能听到外面表示时间的声音，如汽笛、电笛等，把家里的表怎样弄慢都是毫无意义的，而外面根本就没有这种定时的声音。我们的宅院很大，就连来卖东西的喇叭声和铃声在厨房都听不到。推销物品的人也没有在一定的时间里来的。尽管可能担心女佣们外出看到街上的钟表时间会产生怀疑。可是，傍晚五点过后，是没有人再出去的。
家里要是来了客人，也许会产生麻烦。可丈夫有个不惯，如果不是预先打电话或写信与他约好的客人，他从不接待。在那天，这样的约会像是一个也没有。公司里的年轻职员们，有时不打招呼也常来玩，可奇怪的是那天也没有人来。
这样，就只有家里表示时间的东西了，除了钟表还有茶室的收音机。那天，丈夫在早饭后就出去了。临走前，他偷偷地来到茶室，把收音机的真空管或是某个连接线弄坏，弄到外行根本无法维修的程度是不难的。
再剩下是挂钟、座钟和家里人戴的手表。凑巧得很，那天晚上不在家的人很多，富婆婆和五即他们走正好和丈夫回来是脚前脚后。丈夫回来的时候他们刚好坐上车到我哥哥家去。到世田谷是前些天就定下来的，丈夫也许有意利用这个有利的晚上。管家黑岩在每天文夫回来后就回自家去，菊花因她妈妈有病，也早早地回杂司谷的家里去了。宅内只有庄司、三个女佣、一个厨房女、看庭院老人、司机的妻子，共七个人。其中戴表的只有庄司。
先从座钟说起，西洋馆这边，客厅、书房、卧室和门卫五郎的房间里都各有一个。每隔八天上一次弦，卧室以外的由五即上，卧室的由我和丈夫上。可我经常志上弦，很多时候是不走的。时间也很不准确，所以不把卧室的钟考虑在内也是可以的。日式住宅的那边，接待室和茶室各有一个座钟，厨房有一个挂钟，都是女佣们上弦、使用。但也是走走停停，时间也不很准确。从凶手的角度来讲，他可能会这样：在事件前一天的晚上或事件当天的早晨，他把日式房间的这几个钟先拨慢二十分钟左右。如：把厨房的钟拨慢二十分，把茶室的钟拨慢二十五分。这样，到了当天的晚上，即使不再做什么手脚，钟上的时间反正也是不准确的了。拨慢了二十五分的钟，假设又前进了二十分钟的话，结果上下的时间差正好是四十五分。女佣们不会总去看表，所以能充分地把她们骗过去。
住在西洋馆这边的五郎，时间概念很强，如果用同样的方法恐怕是骗不过他的。若是丈夫在午饭后将要外出之前，把他房间里的钟拨慢十分左右，要比一次拨慢四十五分安全得多。等他傍晚回来以后，再去拨慢三十五分就可以了。洗澡、吃晚饭这段时间，大家都乱哄哄的，是不用担。心有人会注意到的。如果仔细推敲的话，认为他这样做风险很大。那么，他也可能在两个小时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分二、三次把表拨慢。
此外，必须拨慢时间的手表还有三块，丈夫的，我的，还有庄司的。丈夫的就不用说了，而我的表也很少或，常常扔在桌子上，所以想在我的表上做文章是不成问题的。再就只剩下庄司的那块表了，然而，奇怪的是那天早晨庄司的表突然不走了。
这一情况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件发生后的翌日早晨，庄司说他的表不知为什么突然停下不走了，要到修表店去修，我这才知道他的表坏了。能说这是偶然的吗。在当时我并没有想什么，而现在看起来，我怀疑是庄司洗澡的时候，凶手把表的零件给弄坏了。如果说在司的表在这个时候坏是偶然的巧合，那未免有些超出寻常。
如果说茶室的收音机和庄司的表在事先都被弄坏，B本式住宅里的三个钟在外出前，也分别拨慢二十分或二十五分，到傍晚相反又前进的话，那么，傍晚丈夫＠来以后一定要做手脚的钟表只有西洋论的四个座钟，他自己的表以及我的表。丈夫一定是从五点回来开始，在洗澡、吃饭，一直到七点进书房的这段时间里，拨慢了这几块表。他进书房时是七点，但这是拨慢后的时间，实际的时间是七点四十五分。正如刚才说的，如果外出前已把钟拨慢了十分，这时再拨慢三十五分钟就可以了。洗澡、吃饭的这段时间，大家都忙忙乱乱的，趁大家不注意把表拨馒三十分左右，也许是轻而易举的。
到七点以后，实际上的时间和伪造的时间就形成了四十五分的时间差。于是，丈夫在村越的房间听完的八点四十分到九点的小提琴演奏，回到家以后，又在同一时间里听了一次。常理上认为不可能的事就这样成为了现实。
后来的这次假放送，在我们家里所有被提前的钟表上，都是从八点四十分开始的，而实际的时间是九点二十五分。结束放送后，在当晚适当的情况下，丈夫又把西洋馆的四个座钟，我的表，他自己的表拨快四十五分。这样，整个阴谋便大功告成。
写到这里，有关姬田和村越事件的大敌情况已真相大白。至于村越的朋友那个画家的溺死一案，其中似乎没有太大的阴谋。因为事出紧迫，也许还没有来得及预先制造假象。
画家事件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十二号的晚上，也就是村越被杀的前一天傍晚，村越受到了丈夫的胁迫和指派，和那个画家在千住大桥边散步，当走到无人通过的大工厂后面时，他把画家推进了水里。然而，一定说是这种情况似乎也有些牵强附会。丈夫如果威逼村越去杀画家，会使村越产生自己也可能被杀的怀疑，所以这样做是冒险的。由此看来，我认为仍是丈夫亲自赶到千住把画家干掉的。
通过村越，丈夫肯定十分熟悉画家的脾性，也许还见过面。丈夫想除掉他，一定是避开所有人的耳目，悄悄地把他诱骗出来。和他一起到他喜欢的千住大桥边散步，然后趁机把他推进河里，我想这并不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十二日晚上，丈夫可能作案的证据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偶然情况。那天，司机突然感觉到肚子痛难忍，没有去出车，是丈夫自己开车出去的。丈夫平时就喜欢自己开车，这也是他引以炫耀和自豪的。司机肚子疼不能为他开车，他像盼着这个机会似的，自己驱车走了。他这种嗜好和魔术的兴趣有着共同之处。
十二日的晚上，在柳桥饭店有宴会，丈夫回来时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