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灰色大衣和礼帽这一概念过强，所以疏忽了时间差。
这样，我丈夫就成了从远处目击此案的目击者。若把远离现场的目击者看作是杀入者似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形成了物理上的不可能。昨晚我一夜未睡，在床上辗转反侧，想着这些事。当我最终得出丈夫就是杀人凶手这一结论时，惊恐得几乎要大叫起来，同时，更为我的推断而惊叹。
躺在身边的丈夫背对着我，像是睡着了。也许根本没睡，正在担心害怕。也许和我一样处于极度的思虑之中。可是他的身体一动不动，喘息也很平稳。因此，我的深思熟虑没有受到丝毫妨碍。夜渐渐地深了，可我的大脑却越发清醒。一个个设想不断地涌上心头。
如果丈夫平日不是侦探小说通，不是犯罪学者，而我也不受其影响狂热地沉醉在丈夫的那些藏书中，决不会产生如此推断的。丈夫也就不会受到如此可怕的嫌疑了。不幸的是丈夫具备策划出如此复杂阴谋的心术，而我也具备推断这种阴谋的能力。
那么，这场可怕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在我这儿。姬田夺去了丈夫所爱的妻子，他要复仇。他对我依然如故，看不出有丝毫的不满，他只惩罚他的情敌姬田。我认为丈夫是高深莫测的了不起人物，可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他对我的态度没有丝毫的改变，却以钢铁般的意志巧妙地把情敌杀掉。他竟是这样一个可怕的人，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我现在的内心世界，我的整个人生都忽然间变得畸形了。我无时不被惊恐冲击着。
我敬畏我的丈夫。我把他作为伟大的人物敬爱着。我对他的爱是超越一切的。尽管其中伴随着与人私通的不贞，但我对丈夫的爱情却丝毫没有改变。男女间的爱情有两种，一是超越了一切的永恒的爱；一是肉体的瞬间的爱。这两种爱情是有区别的。我认为瞬间的爱是无法破坏永恒的爱的。
我自认为丈夫那含蓄而深沉的爱，无论我做什么都不会因此而淡薄。我坚信这种超越万物的博大的爱。当然，我是瞒着丈夫爱这些青年的，但在我的内心一直认为即使是丈夫知道了这一切，也不会弄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我从未把这种事放在眼里。丈夫总是高人一等，我深信他不会因为爱情上的纠葛而走下那高高的台阶，与我一般见识。
的确，丈夫对我的爱情并没有因此而淡漠。他知道的也许不只是一个姬田，我和村越、庄司的情事他也早有察觉。虽然他对这些事了如指掌，但对我的爱情仍是一如既往。从这一点来看我所深信的事情还没有错。然而，丈夫尽管强烈地爱着我，却一点也不宽容我所爱的人。在这点上我原来的估计是大错特错了，也是无法挽回的失算。尽管如此。无论说丈夫是怎样的犯罪通，又是如何精心安排了这次杀人事件。但是，这样恐怖的计谋要想不让人怀疑是痴心妄想的。
在悬崖上操纵木偶的男人是谁呢？那就是村越。如果不是他，在他的那位画家朋友的房间里就不会出现带针眼儿的模特儿人形。
丈夫一定查明了村越和我的关系，然后利用这一把柄来威胁村越，迫使他充当了杀人帮凶。如果村越违抗丈夫的意志就会身败名裂，从而毁掉自己的一生。丈夫一定把我和姬田的关系也告诉了他。他无路可走，以致参与了致姬田于死地的阴谋也是不无道理的。在姬田死后，村越很不愿意与我约会的理由也因此而得到了证明。我曾三次约他都被拒绝了，偶尔见面他也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曾走嘴说出“我也许被杀”的话来，而且，他所担心的事果然成了现实。他也被人杀掉了。
村越在丈夫的胁迫下履行完操纵木偶人形的任务后，急忙把分解了的木偶及木偶穿的西装和望远镜等装回那个大皮包，然后仍化着妆回到了东京。而且多半是直接到画家那里去了。他在那儿换了衣服，卸了装，把皮包和灰色大衣的处理委托绘画家，他则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公寓。
然而，村越有在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姬田事件发生的当时他正在歌舞伎茶座，和我们家里的种田富婆婆见过面，有确切的证人。但这些都是制造证据的名手。我的丈夫亲自筹划出来的。那是假证，我想是那个画家受到了村越的委托，穿着村越的衣服去了歌舞厅茶座。而在人群嘈杂的走廊上和种田富婆婆打了招呼，这会很容易地蒙混过视力不佳的种田富婆婆。丈夫在事先一定已了解到婆婆那天要去看歌舞伎表演的。丈夫那可怕的狡黠会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全的。
画家大概把村越放到他那儿的灰色大衣，礼帽和皮包等都拿到了卡住的旧物市场，卖给了旧物“店。皮包中那件很像姬田穿的西服可能也在那儿卖掉了。只剩下模特儿是卖不掉的，所以索性把它放在了根柜上做装饰品。一定是认为把它摆在破旧的石膏像等物品当中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那么为什么不把模特地扔掉呢。如果扔掉了，小五郎没有发现它，木偶替身的秘密也许永远保住了。但不拆掉反而当作装饰品摆在家里，也许不光是画家的聪明，更多的是村越的狡黠。村越读过一些侦探小说。因此，这是他在仿效前人的智谋，认为最好的隐藏方法就是放在明处。而且，这种手段如果不是明智侦探这样的智慧过入的人，也许是发现不了的。
模特儿本来是干净的，是从悬崖上落到水里以后才变得脏乎乎，残缺不全的。那模特儿一定是画家从千住的旧物市场上买来的。两条腿是后来从根部给切断的，针眼也是后来才扎上的，进行了一番bU工。
昨晚，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所想的大致就是这些情况。一边把它写在日记上一边进行整理，新想到的情况也随着加了进来。尽管这样，仍会有很多疏漏，但今天就写这些了。
追忆有关姬田的事件的同时，他使我想起了村越事件。尤其在姬田事件的各种关系得到了理顺和证实以后，不由得更加激励我去思考村越事件。
一直到黎明前我也没睡上一觉。大脑像计算机似的只是不停地想啊想，一个接一个地入情入理的推断浮现在眼前。思考的速度竟有趣地加快了。
早晨我才昏昏沉沉地睡了两个小时。在送走了丈夫以后，我便拿出日记一直写到现在。一边想一边写得费时间，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我决定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写。
由美子的推理（二）
午饭后我稍睡了一会儿，现在已经两点了。我又打开了日记，开始写起来。
是谁杀死村越的呢？作为姬田事件的继续，不用说，只能考虑是同一凶手所为。也就是说，村越也是我的丈夫大河原义明亲手杀害的。其动机不言而喻，是对情敌的复仇。加上村越还是他前次杀人阴谋的帮凶，他知道村越已经被刑警跟踪上了，不干掉就可能坏事。为保住秘密，只有杀人灭口。村越曾说“我可能被杀”，这是因为他有了某种预感。
曾先后两次发给姬田的那白色羽毛也插在了村越的尸体上，我想这似乎是要造成秘密结社的犯罪假象。但这更是在魔术上常常虚设的附属品的。丈夫是魔术名师，他是需要些附属品的。这种用舞台魔术的杀人法进行杀人的手段，是符合丈夫那种喜欢夸耀的性格的。
和姬田事件不同，这次我们首先知道了凶手，并得出了结论。现在来分析一下他是怎样进行策划的就可以了。
在村越事件中，他也同样为自己制造了天衣无缝的证据，证明他不可能是杀人凶手。十二月十三日的晚上，神南庄公寓里级口十三郎的小提琴演奏结束后，九点报时刚过的一刹那，枪声响了。村越邻室的人听到声响，马上出来看是怎么回事，发现村越被人用手枪击中致死。而正在这时，丈夫。我、庄司都在家里的客厅收听广播，听到了相同的场四十三郎的小提琴演奏和九点报时。村越的公寓在涩谷站附近，我们的宅院位于港区的青山高树街。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是绝对不可能的。姬田事件有距离上的不可能，而村越事件有着时间上的不可能。乍一看，这证据实在是再确凿不过了。凶手凭着他那精彩的魔术手法，使这种不可能成为了现实。如果说姬田事件中具有距离上的不可能，凶手使之成为了可能的话，那么材越事件中存在的时间上的不可能，凶手也一定能使之成为可育自。
那么，他究竟是靠什么样的魔术手法使“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呢？
我的大脑病态一样的灵敏，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那个带皮套的小箱——录音机。录音机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我们买了这台美国制的小型手提式录音机。当时只高兴了一阵，不久就玩腻了，后来一直放在丈夫书房的书架上，大约有二年没有听过了。
我仍有一种直感，尽管前后的时间顺序还搞不太清，但录音机在我的头脑里产生了疑问，我就要立刻进行核实。我悄悄地下了床，来到隔壁的丈夫书房。我们住的卧室和书房之间，隔着一层很厚的墙壁，即使弄出一点声音，也不用担。心丈夫会在卧室里听见。我打开书房的灯，拉开书架上的拉门，看到手提式录音机仍在原来的位置上放着。
我把眼睛贴近，仔细察看着录音机所放的位置。台架上原有一层薄薄的灰尘，录音机也已经放在那儿近两年。我发现现在录音机所放的位置和没有灰尘的地方不能完全吻合上，也就是说，似乎有人动过录音机，后来没有完全放回原来的位置。错位有二公分左右，这是在最近有人拿下过录音机的证据。而且，录音机的外套也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灰尘。打开外套，只见里面也像在最近被使用过的样子。
证实了这些情况后，我关上灯，又悄悄地回到卧室的床上。由于直感的迫使，我的大脑转得更加灵活了。
丈夫是怎样利用录音机的呢？不用说，仍是靠着他的智慧。让我来刺探一下这其中的奥秘吧。
那天傍晚，丈夫是五点左右从外面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