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坚持北上，一旦形势不妙，则急速翻越太行山进入太原，征战于代、晋。代、晋地理位置好，高屋建瓴，可以对关西、中原和河北三地形成威胁。历代争霸天下者，以代、晋崛起而成功者为最多。近代最有说服力的例就是六镇大起义，代北武川系崛起于代、晋，而他们直接决定了百年来中土的命运。
此刻不论是杨玄感还是李密，都没有把兵变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西面的元弘嗣和东面的李雄身上，因为东西两路人马距离中原太远了，中间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故，所以只能把他们做为牵制兵力，兵变的主力还是黎阳。
黎阳的兵力有限，能否拿下东都不是靠军队，而是靠内应，但内应能否顺利打开城门？从种种不利因素来分析和判断，李密的北上之策的确是上策，它可以确保兵变策划者始终掌控局势发展的主动权。
杨玄感为此举棋不定，征询王仲伯的意见。王仲伯少年从军，戎马倥偬，久经沙场，有着丰富的征战经验。他和李密的策略一致，他根本不相信东都里的人，更不相信山东人。当年尉迟迥拥有相当的实力，造反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况且还有巴蜀和荆襄两地的支持，但正是因为关陇贵族内部的背叛，还有山东人的背叛，尉迟迥ォ兵败如山倒，几十万军队竟然在两个月内就分崩离析了。
造反这种事，不仅要靠实力，要靠正确的策略，还要牢牢掌控自己的命运，绝不能让别人卡住了自己的咽喉。
王仲伯急书杨玄感，力举北上，并愿承担先锋之责，拿下魏郡，迈出北上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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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七章 先帝的理想
凌晨时分，电闪雷鸣，一场暴雨倾盆而下。黎明之后，雨势渐小，伽蓝带着龙卫统飞驰出城，气势汹汹地冲到城南八里外的慈恩寺下，摆出攻击战阵，做出攻击态势，咄咄逼人，摆明了就是要激怒王仲伯，并以此举告诉黎阳，魏郡独孤震已经与他们彻底划清界限，假若黎阳举兵叛乱，安阳则挥军进击，不惜代价也要戡乱平叛。
然而，伽蓝没有想到的是，他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发展的这步“棋”，没有激怒王仲伯，也没有威慑到黎阳，反而把独孤震给激怒了。
独孤震与亲信僚属、与李大师、傅奕、魏征等河北名士商讨了一夜局势，疲惫不堪，刚刚合上眼打个了盹就被柴绍喊醒了。得知伽蓝带着军队出城了，既没有向他禀报，也没有与魏征、柴绍商议，不禁勃然大怒。
伽蓝自作主张，自以为是，骄恣跋扈，为所欲为，眼里根本就没有独孤震这位皇亲国戚，更无视当前局势对各方势力所造成的巨大危机，如此恣意妄为，就像一头横冲直撞的野牛，必将危害到他们对局势的掌控，一旦局势失控，他们损失的不仅仅是个人和集团的利益，甚至还有身死族灭之祸。
独孤震出离愤怒，脸色极度难看，但很快他就平静下来了。
不久之前，远在关西终南山的楼观道法主岐晖来信，其中特意提到了伽蓝背后的复杂关系。伽蓝是敦煌圣严寺慧心和尚的弟，在西北沙门中辈分较高，此番东进中土，必会得到西北沙门的帮助。同时，伽蓝又是裴世矩和薛世雄非常器重的亲信，无论在中枢还是在军方，他都能得到高层权贵的照拂。换一个角度来说，伽蓝代表了西北沙门的利益，代表了当权改革派势力。现如今皇帝钦点伽蓝为禁军骁果，将其从万里迢迢之外的突伦川召至行宫，随即又在二次东征之刻遣其南下黎阳，很明显，皇帝赋予了伽蓝特殊使命。
独孤震不能不慎重地看待伽蓝的“独断专行”，不得不从伽蓝的言行举止中寻找到皇帝和中枢的真实意图。目前有一点可以确定，皇帝和裴世矩牢牢掌控了大局，站在巅峰位置上俯瞰局势的发展，静待各方势力在局势发展中“大显身手”，然后以雷霆之势诛杀叛逆，铲除异己，为改革的加速推进扫清障碍。
这是帝国高级官员们和深谙权争的世家权贵们对帝国当前政局的解读，但独孤震看得更深，想得更复杂。独孤震是皇亲国戚，是今上的舅舅，他所承担的戍卫国祚的重任，他对帝国的守护之责，要远远大于其他人，比如皇统继承，既是事关国祚兴衰的头等国事，也是皇帝的家事，而这件事普通大臣不敢涉足，中枢大臣却是不得不涉足，而像独孤震这样的皇亲国戚，却必然要牵涉其中。
此次风暴对帝国造成的影响之巨可想而知，由此必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储君之争。帝国不能一日无君，同理，帝国不能没有储君，而储君的确立，直接关系到了帝国政局的稳定，大幅减少了因为争夺皇统继承权而引发的政治风暴。
元德太已经薨亡七年，皇帝七年不立储，原因是什么？朝堂上各种各样的猜测都有，而最具说服力的一种猜测与皇帝所坚持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有关。
皇帝改革的主旨只有一个，高度的中央集权。自魏晋以来中土近四百年的分裂历史中，最为耀眼醒目的政治标志就是“门阀士族”政治。这四百年来不断更替的大小王国中，政权实际上都控制在中土的门阀士族手中，“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确保了这一政治格局的延续。杨氏的大隋统一了中土，先帝毫不犹豫地废弃了九品中正制，向“门阀士族”政治举起了锋利的大刀，试图把中土分裂的根源，把可能推翻杨氏国祚的祸根，彻底铲除，但延续了近四百年的“门阀士族”政治非常坚硬，这一刀是砍下去了，不过距离“门阀士族”政治的死亡却遥不可及。
今上接过了先帝“改革”的大刀，催马扬鞭，意气风发，意欲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为自己建下秦皇汉武之功业，为杨氏孙建下万世之基业。这个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今上雄心勃勃，非常自信。这时候，皇权的高度集中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改革”的成败与否，而太的册封，东宫的存在，必将给朝堂上的保守派，给反对改革的世家权贵们寻到一个“反扑”的强大立足点。
当年先帝之所以废黜太杨勇，文献皇后独孤伽罗之所以力挺今上，和太杨勇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关系，和太杨勇对嫔妃们的亲疏也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太杨勇在政治立场上走到了先帝和文献皇后的对立面，其他诸如三皇秦王杨俊、四皇蜀王杨秀，包括后来与今上手足相残的五皇汉王杨谅，都未能像今上一样透彻地理解和继承先帝与文献皇后的政治理念。
帝国若想长治久安，必须彻底铲除门阀士族政治，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杨氏孙若想代代传承，就必须最大程度地遏制和打击世家贵族，重新分配帝国的权力和财富，让天下普罗大众都能拥有跻身贵族行列的资格和机会。
政治理想的实现需要权力和财富做为支撑，为此，今上需要最大的权力，需要绝对集中的权力，需要改革的成功。他不想重蹈父相残、兄弟阋墙的覆辙，他想在自己的政治理想接近成功的时候，大局已定的时候，门阀世家已经被打击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再立储，让孙坐享其成，给孙留下一份丰厚的遗产，同时也让自己彪炳史册，名垂不朽。
独孤震对今上的想法有一定的了解，他本人不反对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但反对今上的“激进”策略。
凡事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物极必反。今上文武干略，一代天骄，偏偏在这件事上犯了致命错误。当前的现实是，世家权贵掌握着权力、财富和文化，掌握着政权，而今上的改革是联合一部分志向远大，与他志同道合，矢志追求中土长治久安的世家权贵们，利用强权，去公开掠夺大部分保守的、把个人、家族和集团利益至于帝国利益之上的，矢志追求“门阀士族”政治的世家权贵们，其结果就是刀对刀、枪对枪，双方兵戈相见，大打出手，血腥厮杀，最终局势会失控。一旦对立双方打得两败俱伤，甚至玉石俱焚，那最终就是帝国的轰然崩溃。
谁都不想帝国崩溃，世家权贵们也不愿意，那对他们来说损失太大，风险太大，所以，大家都想拉住“改革”这驾飞驰的马车，让它减速，让它停下来，而最佳的办法莫过于直接更换“车夫”。杨玄感就是这么做的，直接兵变，更换皇统，机会好的话，甚至可以把自己推到皇帝宝座上。这是暴力的方式，对帝国的危害性太大，所以独孤震不支持，他支持的是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立储，培养东宫一系，以东宫来牵制甚至抗衡皇帝。
先帝执政后期，改革步伐停滞不前，就是因为他的主要精力被东宫所牵制，被自己的继承人所羁绊。今上继位后，世家权贵们本想“如法炮制”，给今上制造一个“对手”，哪料元德太“不堪重负”，在皇帝和世家权贵们的“前后夹击”下，积郁成病，一命呜呼。此后皇帝在立储一事上百般拖延，而在改革进程上却是高歌猛进。世家权贵们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只能被动挨打，步步倒退。
终于，机会来了。当权的关陇贵族集团中，反对改革的势力是暴力对抗，杨玄感举兵造反，而支持改革或者持中间立场的贵族们则“温和”对抗，独孤震这位国舅就打算利用这次机会，威逼甚至胁迫皇帝立储。
若想“威逼”或者“胁迫”皇帝立储，那就必须让杨玄感的“造反”声势浩大，严重危及到了帝国的安危，危及到了皇帝的权柄，危及到了皇帝的改革，迫使皇帝不得不向关陇贵族集团中的“中间派”妥协，以寻求他们的支持，联手平定杨玄感的叛乱，继而稳定帝国，让他的改革大业得以继续。
所以，独孤震不会参加杨玄感的叛乱，但也不会主动去戡乱平叛，相反，他还要暗中“帮助”杨玄感，比如到现在为止，在杨玄感叛乱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他既不奏报皇帝和行宫，也不奏报东都和西京，明摆着就�